自由主义公民身份与公民教育

自由主义是近代以来西方公民身份的主导理念,奠定了西方公民身份的基本格局.自由主义公民身份以个人为基点,以权利为核心,建构一种消极的公民形象.它追求自由最大化,强调价值多元,但也认为秩序良好的自由社会同样需要价值共识.因此,自由主义公民教育以权利教育为核心,辅助以公民美德教育,目的是培养捍卫权利的消极公民.     

当代西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发展评析

共和主义的复兴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当代西方共和主义的复兴不是简单地回归古典共和主义政治传统,而是对共和主义进行更加系统化与理论化的拓展与阐释.在规范政治理论中,当代西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在公民身份、自由、民主与美德等维度上做出了既不同于自由主义又区别于社群主义的阐释,深化了在相关问题上的理论分析.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既体现了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当代西方政治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在批判与挑战西方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思想范式的同时其本身也在反思与辩驳中不断发展与成熟.     

围绕公民身份理论的分歧及弥合的可能——兼评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社群主义以及文化多元主义

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的公民身份理论成为西方主流政治思潮相互争论的焦点议题,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该理论内部巨大张力。本文立足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语境,探讨四种主要政治思想围绕公民身份问题的本质分歧和弥合的可能。首先,就“何种善”、“何种自我”问题,比较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社群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对公民身份问题分歧的根源;然后,探讨自由主义对其他思潮包容和妥协的可能性,诠释四种思潮影响下的公民身份理论在多大程度上与协商民主这一实践理论相契合。     

古典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理论的兴衰

西方政治理论界晚近出现的所谓"公民的回归"事实上是在复兴西方一个非常古老的话题。古典共和主义传统关于公民身份有着非常丰厚的理论资源,它先后经历了古代希腊与罗马、早期文艺复兴城市国家以及法国大革命这样几个阶段,不同历史时期的共和主义理论家为公民身份理论提供了不同的要素。但是,总体看来,古典共和主义传统的局限使得这种公民观念在现代社会走向了衰落。在现代大众—官僚社会重振公民理想,必须正视古典共和主义公民理论的缺陷。     

少数族群差异权利的证成——金里卡的多元文化自由主义

西方国家的少数族群权利运动以及社群主义多元文化论对自由主义忽视文化差异的批评,构成了金里卡多元文化自由主义理论产生的背景。文化成员身份作为基本善是金里卡多元文化自由主义的逻辑起点。从这一逻辑起点出发,结合自由主义的平等理念,金里卡为少数族群的差异权利提供了道德证成。金里卡将差异文化纳入自由主义议题,调和了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自由主义与多元文化、自由主义与集体权利之间的冲突,提升了自由主义理论的解释力。     

国际关系自由主义安全范式评析

自由主义有悠久的思想渊源,它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流理论范式之一.自由主义的发展阶段可分为早期的理想主义和之后的新自由主义两个阶段.新自由主义是不同分支的集合体,分类比较复杂,不同学派有不同的分类法.无论是理想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的各个分支,都已把安全问题作为理论研究的核心组成部分.自由主义对安全理念的不同认知为国际关系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但我们对西方世界的民主和平论必须清醒地分辨其实质所在.     

和谐社会视阈中公民身份的双向建构

探讨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公民身份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强调权利的自由主义模式和重视公民责任的共和主义模式.将公民身份这一核心政治概念引入当代中国追求和谐社会的视阈之中,我们发现,臣民文化传统和城乡二元结构是实现平等公民身份的现实障碍.通过国家-公民与公民-国家来双向建构公民身份,使政府形成以公民权利为本的民主政治和公共行政理念,让公民通过公民社会等途径形成对国家的责任意识,积极履行各种义务,从而才能为中国的政治、社会发展勾勒出一幅和谐的未来图景.     

后福利国家社会政策发展的理论路径与现实选择——基于“公民身份”的思考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福利国家遇到了各个领域的巨大挑战,社会政策的改革与创新使福利国家进入了“后福利”的时代。在对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进行改革与反思的过程中,“公民身份”(citizenship)进入了理论家和社会政策制定者的视野,并引起广泛关注。当前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公民身份危机已经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凸显出消极的后果,福利国家所处的两难困境就是这种消极后果的集中体现。权利的危机与制度的困境暴露了近代以来自由主义思想的内在局限,而公民身份的拓展与延伸在挑战传统自由主义理念的同时,也将为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开辟出一条崭新的理论与实践路径。     

罗尔斯正义理论中的人性观:政治的还是形而上学的

<正义论>出版之后,罗尔斯面临的一条重要批评是,他对两条正义原则的推导是建立在康德道德哲学基础上的,接受这两条正义原则也必须接受康德的道德哲学观,尤其是康德的人性理论.因此,他的早期正义理论失败于公共证成这一环节.后期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修改了早期的论证手法,声称自己使用的是一个公民理念,它是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因此可以在公共论坛上获得一个广泛的重叠共识.罗尔斯的后期观点招来一些批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依然使用了康德的人性理论,他的自由主义依然是广包的(comprehensive),而不是自由站立的(freestanding).本文将对这一点重要的批评进行考察,同时展示罗尔斯的论证逻辑以及罗尔斯前后期理论的转变内因及得失之处.     

捍卫公共理性--论罗尔斯"政治的正义"的基础

本文选择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来解读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建构,公共理性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公共理性是民主社会的生命力所在,也是秩序良好社会中的公民的普遍理性,<政治自由主义>对<正义论>的一个伟大超越就是其对公共理性的表述.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政治概念既是自由的概念又是自我限定的概念,而不是一种完备性论说的概念,<政治自由主义>的目的是试图将"公平正义论"阐发为一种"政治正义论"并力图为多元化的当代西方社会寻找一种政治正义的"重叠共识".在寻找政治正义的共识中,罗尔斯的公共理性理论建构的努力正是试图为人类找到一条通向秩序良好生活的普世价值.     

我国农民市民化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对我国城市化进展有着深远影响,当今我国农民市民化的水平不仅低于世界水平,也低于我国的工业化水平。要推进我国城市化,必须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我国城市就业吸纳能力不足,现行土地制度和较高转化成本等制约了农民市民化,针对这些问题,根据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可以通过发展第三产业,提高城市就业吸纳能力,推动土地流转,降低农民市民化的门槛等途径解决。     

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路向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近代资本主义首次开创的世界历史是人类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前提。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才能存在。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既可从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开始,在一定世界历史背景下也可从东方政治革命开始。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路向不存在所谓单线论或多线论,而是在世界历史背景下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补充的世界历史进程。     

海德格尔的"世界"与中西"世界"的比较

在中国历史上,自然的天地具有最高的规定性,儒、禅、道三家都从各自的角度要求人生在世的活动合于天地的规定;而在西方历史上,世界通过与天、地、人、神间的关系中表现出来。中西历史上的世界的开端都表现为区别于黑暗、混沌的光明。在海德格尔看来,天地人或天地人神的关系的展开不仅需要光明,同时需要黑暗,正是光明与黑暗的游戏使世界得以显现。     

从《大风歌》的翻译看许渊冲的三美论

许渊冲是二十世纪末最富盛名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之一。本文篇着眼于许教授诗歌翻译的＂三美＂论,并结合实例来说明＂三美＂原则在诗歌翻译中的运用。     

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的困境

近几十年来,西方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发展迅猛,渐成主流,但它仍然面临诸多困境。这主要表现在,不仅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未能真正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束缚,而且还缺乏哲学的和现实的根基。     

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再认识

法兰克福学派对西方文化工业的理论批判为当代大众文化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并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产生了日益深远的影响。但是 ,由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存在的局限性 ,需要对其再认识 ,以推动当代大众文化理论的研究和发展。本文重点阐述了其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对其理论的反思与批判 ,并指出其理论的现实意义及启示。     

西方经济学要素价值论的哲学悖论

西方经济学把价值混同于使用价值，从货币出发去理解价值，把生产要素当作价值的源泉，形成了要素价值论。就价值的源泉而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更科学和客观的。在西方经济学中，劳动和资本仅仅成了生产要素，这不仅消解了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而且也导致西方经济学内部对资本定义的莫衰一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避免了要素价值论的缺陷。     

警惕入世后西方文化的渗透

从文化方面看,加入WTO有助于吸收和借鉴其他成员国现代市场经济文化的精华,有助于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文化价值道德观,有助于中国传统文化在创新中走向世界。但加入WTO之后,各种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相互渗透,影响着我国文化建设与发展。因此,我们要警惕西方文化的渗透,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加强文化建设和道德建设,加强“三观”教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     

个人言说、底层经验与女性叙事--以林白为个案

中国女性文学与底层世界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错位的关系,它潜在的危机正伴随着其蔚为大观而逐渐显露出来.这促使林白开始重视起"别人的声音",林白有意识地弃绝了自己早期擅长的个人言说.对自己早期的个人化立场有了相当明晰的反思和批判,转而探索属于中国底层女性的言说方式.这标识着其女性立场的深化.林白的这种探索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上世纪90年代几乎已经被定型化了的中国女性叙事经验,成为中国女性文学及至中国当代文学本土说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