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美刺"--兼谈鲁、齐、韩、毛四家诗之异同

古代儒家成系统的诗论 ,出自对《诗经》的解读 ,较早的有鲁、齐、韩、毛四家。四家说诗互有异同 ,但无论是讲诗言志 ,或是以比兴言诗 ,还是谈风雅正变 ,都以“美刺”为一贯之宗旨。这成为汉代诗学思想体系最显著的特征 ,奠定了中国传统诗歌理论批评的政教纲领     

用典艺术与唐诗"兴寄"说

"兴寄"理论是唐人诗论中一个重要理论范畴,所谓"兴寄"即用比兴的表现手法来寄托深刻的思想内容,要求诗歌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并重.用典则是古代诗歌中常用的修辞手法,与"兴寄"说中的"比兴"艺术表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古代诗论中多有阐释.文章从"比兴"手法与用典修辞的内在联系出发,研究"兴寄"说对唐诗用典艺术手法的相互影响和作用.     

刘勰的艺术交往观与《文心雕龙》之意脉

我国古代文化属于伦理型,人际关系受到格外关注,这种关系离开交往便无从建立,而艺术恰恰可充任交往手段。因此,早在先秦时期便形成了“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类的观念。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孕育、发展起来的艺术理论,自然尤为重视艺术与交往的联系。被誉为古代诗论“开山的纲领”的“诗言志”,正渊源于以诗为交往手段的社交活动;至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毛诗序》的“径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     

“诗言志”新探

“诗言志”出于《尚书·尧典》，朱自清先生认为这是中国历代诗论“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辨序》，对后来的诗歌理论有深远的影响。郭绍虞先生的《中国代历文论选》对“诗言志”又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与论述，他说：“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诗人的‘志’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无不受阶级地位的制约。人们通过言‘志’的诗，也就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社会。古人对这一点没有作出明确的阐述，但已意识到诗的这方面的作用。《礼记·王制》云：‘命太师陈涛以观民风。’《汉书·艺文志》云：‘《书》日：‘诗言志，歌永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     

文学

一.关于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研究.对于诗歌理论本身是如何发展的,它有没有形成一个理论体系,它的审美认识和审美理想是怎样积聚和升华的……这一切没有一位理论家作过较为明确的阐述。陈良运的《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一个轮廓》(《文学遗产》1985年第1期)认为,历览前朝后代的诗歌论著,我们会发现五个复现率很高的审美概念:志、情、形、境、神,它们是中国古代诗论中五根重要的支柱、发端于“志”,演进于“情”与“形”,完成于“境”,提高于“神”,这或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体系的美学结构。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区别于西方艺术理论从“模仿”、“再现”到“表现”的发展程序。发端于言“志”,重在表现内心;演进于“情”与“形”,注意了“感性显现”,但虽有“模仿”、“再现”而没有改变     

先秦儒家《诗》论之产生和发展

我国号称“诗的国度”,诗歌创作极其发达。在有文字记载的三千余年历史上,曾经产生诗经、楚辞、汉赋,汉乐府、魏晋六朝古诗、唐诗、宋词等一系列诗的高峰。从西周到两宋,诗一直雄霸文坛,下及清代,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都是不可忽略的。古代诗歌的发达,必然地带来发达的诗论(即诗歌的理论和批评)。诗论在古代文论中的重要地位,与诗在古代文坛上的重要地位是相互呼应的。从孔子论“诗三百”,到王国维的《人间     

傣族诗学本体论阐释——再谈《论傣族诗歌》中的美学思想

(一) 我国傣族最优秀的文化遗产之一——《论傣族诗歌》一书(以下简称《诗论》),翻译出版己十多年了。当1981年这本书出版时,在文化界曾引起一场不小的旋风。人们争相研读、品味,并纷纷从各个方面高度评价它的发掘。十年过去了,现在来看,当时的评价并不过份。傣族《诗论》无论其思想内容,还是学术价值都不亚于古代的西方诗学理论和汉族古代文论。《诗论》呈献给我们的美学思想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它的诗学本体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公认的西方诗学的奠基性著作。《傣族诗论》应该说是我国傣族诗学理论在古代的集大成之作。如果说亚里士多德《诗学》的主要贡献是确立了西方美学的主要概念并第一次用科学的观点、方法来阐明美学概念,研究艺术问题,那么,傣族《诗论》的主要贡献则在于第一次从诗学本体的角度揭示了诗歌与宇宙起源,人类起源乃至于语言发生之间的关系。《诗论》全书共分九章,其中七章都是探讨宇宙起源、人类起源乃至于语言的产生、文字的出现以及它们和诗歌(艺术)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作者在全书的结语部分说:“归纳以上所讲的一切,最后的结束语是:有     

“比兴”新论

在中国诗学史上，“比兴”这一概念运用的普遍性，在诗评、诗论中的重要意义，恐怕只有意境一语才可与之相比。可以说，不理解古代诗论、诗评中的“比兴”说，就无法对中国诗学的体系作出完整的叙述。然而，古人对“比”、“兴”以及“比兴”的解说，自汉代经师，直至清代词论、诗论家，又常常相互歧异。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一些论者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范围内来解说比、兴；对比、兴解说的分歧，乃是其方法论的对立的表现。关于比兴的解说的分歧及其流变的过程，实质上反映了中国诗学发展的某种趋向。本文试图在这方面提出一些粗浅…     

新时期十年诗论综述

<正> 新时期诗歌的诞生一般都是从1976年“四五”诗歌运动算起,因为诗的本质、源泉、力量在那次“火山爆发”中得到了最光辉的显示。其实,它的意义更多是政治上的。要让“四五”精神转化为文学上失而复得的内质,产生出真正属于新时期诗歌的品格,不仅要等到结束文化专制主义统治的金十月之后,而且要等到解除两个“凡是”禁锢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那是在两年以后了。作为诗的内质与品格的理论概括的诗论,也难以超越时代,走在诗的前面。因此,从1976年底到1978年底这两年的时间内,诗论还只是作为毛泽东同志1957年给《诗刊》与1965年给陈毅同志的两封信的阐释展开的,解决的是诗歌创作中的艺术规律问题,如“形象思维”、“比兴”、“诗味”等。讨论有成效,也有局限:大跃进民歌仍被树为诗歌楷     

不能优比兴而劣赋

前几年发表了很多讨论“赋比兴”的文章,对“赋比兴”的理论和在诗歌创作中的运用以及与形象思维的关系,都作了认真的讨论,对古代文论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似乎又有一种偏颇之见,那就是优比兴而劣赋的倾向。 大家知道,“赋比兴”是我国古代诗歌传统的表现形式,也是一个带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表现方法。它的运用,是从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开始的,而其成为完整的诗歌创作理论,最早也是从《三百篇》诗歌中总结出来的。对“赋比兴”三者的     

由“酝酿”“感物而动”至“饮之则醉”——吴乔“比兴”论的三个审美层次及其含义探析

吴乔著名诗论“文饭诗酒”不仅明确指出诗文表现方法之不同,而且作为诗歌本质的“比兴”论含义也包括其中。“变尽米形”指的是比兴将个人情感上升为审美情感;“饮之则醉”说的则是比兴所创造和达到的共情空间和移情效果。吴乔提倡的情物关系有两种：一是情感最初产生的情物关系;一是已有情感的“感物而动”,后者即是吴乔所言之“兴”。吴乔“比兴”论的以上三个层次的相关论述极有理论价值。     

寓体系于漫话——论王夫之诗歌理论体系

中国古代诗论绝大多数是以诗话、诗评、书信、札记等“漫话”形式表达出来的。因而许多研究者认为它们虽然用只言片语发表了隽永可喜的意见,却不成体系。我们认为中国古代某些诗论是具有寓体系于漫话的特点的,本文试以王夫之诗论为例说明这个问题。一王夫之论诗的主要著作是《诗绎》、《夕堂永日绪论》、《南窗漫记》(以上三种合称《姜斋诗话》)和《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诗广传》。另外,在他某些诗词的序言里和不少哲学、史学著作中,也有涉及诗歌的言论。《姜斋诗话》与一般诗话体例相同,分条论诗、论人;《诗广传》是他读《诗经》的札记,涉及范围很广;三种评选中的评语皆因诗而发,互不相属;其他著作中论诗之处更是一鳞半爪,了无关涉。从现象上看,他的诗论不过是这些漫话的集合而已。     

《孔子诗论》第二十九简与周代社会的礼制与婚俗

结合古代社会的礼制与婚俗,可知《孔子诗论》第二十九简中的“■而”篇不是《诗经》佚篇而应当是《齐风》中的《甫田》篇。这一问题的研究有益于正确理解《孔子诗论》的相关内容,并可揭示《孔子诗论》某些部分的结构特点与《诗论》的性质。     

略论白居易诗歌创作理论的性质特征及其意义

白居易诗歌创作理论历来被称为是一种相当成熟的现实主义理论(如认为白居易诗论是中国古代“现实主义诗歌理论成熟的重要标志”,“白居易的《与元九书》系铳地阐述了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基本原则”,等等);而近年来,却出现了大相径庭的异见,认为白居易诗论是一种非现实主义理论。对这样两种看法笔者都不敢苟同,故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提出拙见如下。     

曾国藩诗论三题

<正> 在中国传统的诗歌理论中,曾国藩的诗论是有某些特色的。它在我国古代诗歌理论发展史上,应当占着一定的地位。曾国藩论诗之语,散见于信札、日记、书籍批注之中,不乏精辟可取的意见。本文姑论其三题,以见其诗论之一斑。诗的“情”与“理”我们知道,中国近代诗坛上有唐诗派、宋诗派和汉魏六朝诗派。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指出曾国藩就是宋诗派的著名诗人和诗坛盟主。他说:“道咸以来,何子贞绍     

论戴望舒与中西诗歌文化

论戴望舒与中西诗歌文化李怡（西南师大中文系）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戴望舒的形象包涵着一系列有待清理的异样因素。一方面，他以《诗论零札》建构了现代派诗歌的艺术纲领，以自己的创作实践着“散文入诗”的新路，从而突破了新月派唯格律是从的僵硬模式，他尽力译介法国...     

严羽“妙悟”说与许筠“天机”论之比较

妙悟与天机是东方古代诗论的两个范畴,中国古代妙悟说的代表人物是严羽,韩国古代天机论的代表人物是许筠。这两个范畴在他们的论说中,除了肯定诗歌别趣、别材与灵感问题外,也在批评对象、批评基点、批评方法、批评作用等方面有所不同,另外,许筠的诗论观点还从传统儒家诗论观中解脱了出来,拓宽了诗歌表现的领域。     

时间艺术的空间感与空间艺术的时间性

按照莱辛《拉奥孔》的科学解释,诗是时间艺术(用时间中发出的声音),画是空间艺术(用空间中的形体和颜色)。而“有声画”与“无声诗”的说法,其实已看到了二者的互相吸取,互为补充。这种互补和融合,其一就表现为时间艺术的空间感和空间艺术的时间性。先看诗。“诗言志”被称为诗论的开山,历来对此诠释既多,讼争亦众,终有后来“情志一也”之说。即使依古代经生所     

深刻缜密 自成体系──评《胡应麟诗论研究》

深刻缜密　自成体系──评《胡应麟诗论研究》赵永纪明代胡应缴的《诗致》，是中国古代诗话中编排较有系统的一种。陈国球搏土的《胡应战诗论研究》是对胡著的独到研究，细细读来，感到收益非浅，许多地方可谓先得我心。《诗该》开篇第一段，就论述了诗歌由四言直至律绝的...     

"礼义"的发现与《孔子诗论》的理论来源

战国时代是对“礼”进行理性思考和理论总结的重要时期。以孔门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把“礼”当成了自己学派的理论标志。上博简《孔子诗论》和同时期其他文献中的大量论礼精言,反映出这一时期的“礼”论水平和诗学成就。从《诗》传承与接受的角度而言,用诗机制的延续和发展是《孔子诗论》的理论背景,《孔子诗论》是用诗的诗论。从礼乐文化的发展和礼乐制度的变迁而言,从西周春秋间重“礼仪”到战国时代重“礼义”的变化,是《孔子诗论》的礼学和哲学依据。“情生于性,礼生于情”,礼对性情的制约与调节是“礼义”发现的重要标志。以“礼义”和“性情”为思想前提的《孔子诗论》,是“礼义”诗学,也是“性情”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