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信息不对称的慈善组织公信力研究

当前我国一些慈善组织公信力的缺失已经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看,委托人(慈善资产捐赠者)和代理人(慈善组织)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了慈善组织一系列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机会主义行为,致使其公信力丧失。因此,改变信息不对称状况,是提高慈善组织公信力的重要前提。为此,借鉴美国做法,可以通过慈善组织去行政化、制定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完善的监管体系以及构建信用评级体系等途径,提高慈善组织信息透明度,提升其公信力。     

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危机与路径选择

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是衡量一个国家慈善事业发育程度的重要指标,公信力是慈善组织的生命。近来,"郭美美事件"、"中非希望工程事件"、"尚德诈捐门"等一系列慈善业中的负面事件导致慈善组织陷入公信力危机,对中国慈善事业造成了致命伤害。慈善组织挽回公信力的关键,是通过理念、组织、能力建设,加强自律性。     

基于社会资本的慈善组织公信力研究

公信力是慈善组织最宝贵的软实力,慈善组织公信力高低与否的关键就在于其是否拥有充足的社会资本。目前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最大困境在于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不足,而社会资本不足严重制约着慈善组织公信力的改善。本文以社会资本所包含的信任、制度规范、参与网络三要素为分析框架,系统剖析了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不足的原因,并据此提出了增强社会资本、提升慈善组织公信力的对策。     

浙江省慈善市场规模、结构及组织绩效研究

慈善事业是社会第三部门进行收入再分配的方式,其运行的基础是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本文以浙江省为样本考察了该省2006-2010年的慈善市场总规模以及慈善会、红十字会和基金会三大慈善组织系统的筹资、援助市场规模、市场份额与援助比重,并用TOP-SIS法对这三大系统的运作绩效进行了评价。数据反映浙江省的慈善市场规模呈持续快速增长,慈善会和基金会系统合计占据了约90%的市场份额,组织绩效评价的结果显示基金会系统的资金运作绩效最高,慈善会系统第二,红十字会系统最低。     

我国慈善组织的行为分析及其启示

慈善组织作为政府保障机制的补充,对促进公益事业发展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起着重要作用。本文采用米尔顿·弗里德曼区分消费行为的方法分析慈善组织的行为,慈善组织通过筹集社会物资进行各项慈善活动,其成员行为主要依靠道德的约束,容易导致角色定位不清、公信力不高、管理成本过大、商业投资行为等问题。基于此,本文提出政府应充分发挥其监管作用,大力倡导企业和个人参与慈善捐赠,加强慈善组织工作人员队伍的建设,并完善慈善立法。     

破解慈善公信力困境：可追溯系统原理运用的理论与实证

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困境成为当前慈善事业发展的最大阻碍。重塑慈善公信力的关键在于从源头上治理慈善机构物资管理的混乱状况，实现捐赠物资的全局管理和调配，接受外部监督，即慈善事业运作透明化。引入可追溯原理于慈善事业运作链条，将可追溯系统与慈善物资管理进行对接，建构慈善物资可追溯系统，可以从技术和制度两方面实现慈善事业透明化，提升慈善事业的公信力。慈善物资可追溯系统在实际运用中具有技术和经济的可行性，能够切实发挥应有的优势，政府和慈善机构因此都有激励使用可追溯系统。未来应进一步完善慈善组织治理制度，制定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营造慈善捐赠氛围。     

分析比较中英慈善组织腐败问题的法律监管

"郭美美"事件将人们的视线从一直备受关注的政府腐败吸引到慈善腐败,使慈善组织一度陷入信任危机。英国的慈善立法具有很强的代表性,特别是在监管方面,设立了专门的慈善委员会,采取分层登记方式,建立了财会公开制度以及完善的自律机制。这些对完善我国慈善组织的法律监管制度,提高慈善组织的公信力,防治慈善腐败问题的产生大有裨益。     

当代中国慈善伦理的价值及其理论建构

慈善伦理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价值,它包括实现道德分配,促进社会和谐中的价值;弘扬人文精神,拒绝道德冷漠中的价值;增强社会责任感,培育现代公民意识中的价值。为了推进对慈善伦理的研究,必须对研究的课题内容进行梳理、概括,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顶层设计"。慈善伦理的理论建构可以分为慈善伦理基本问题研究、慈善伦理与文化传统研究、慈善伦理与现代公民教育研究三大板块,以及"慈善伦理的本质与社会作用、慈善行为的伦理评价、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建设、施助者与受助者的伦理关系;慈善伦理与中国传统文化、慈善伦理与西方文化、慈善伦理与宗教精神;慈善伦理与志愿者活动、慈善伦理与雷锋精神、慈善伦理与现代社会公民意识"十大课题。     

慈善文化、慈善组织与慈善服务的发展方向

培育现代慈善文化的重心应放在树立人道主义精神,摒弃以功利主义为导向的慈善观,消除恩赐与乞讨的不平等观念,将受益人从传统法律关系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积极引导慈善资源通过慈善组织回馈社会。慈善组织应明确自身发展定位,以慈善活动的两大环节为导向,并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探索慈善资源在慈善组织系统内部的共享机制。慈善服务应当坚持无偿及非营利的本质,非营利服务应该更多地朝着无偿服务的方向发展。     

从运行过程看中国现代慈善制度的构建

2011年,"郭美美事件"使慈善走上了社会生活的中心。围绕这一事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构建中国现代慈善制度。目前,中国的慈善研究过于强调慈善的道德属性,削弱了慈善工作的专业性。从现代慈善的运行过程看,慈善是由慈善组织进行专业运作的具有很强专业性的一项社会服务工作,是多元开放的综合性社会制度安排。我们应从这一特点出发,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慈善事业并形成共识,发展现代慈善组织,强化透明度和公信力建设,实现全方位的监督。     

美英慈善组织财务报告法律制度比较研究

完善的财务报告制度能够提高慈善组织公信力并实现其慈善目的,保证社会经济健康运行。美英两国通过设定慈善组织财务报告的法定准则、规范财务报告的内容和审计制度、公开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接受公众监督,保证了慈善事业健康顺利发展。通过两国的比较研究,启示我国应当规范慈善组织财务会计制度、完善治理结构和监督机制,应当统一慈善组织财务报告模式、设置灵活的报告规则,应当实行慈善组织财务报告强制公开、构建信息统一公开发布平台,应当推进慈善组织财务报告第三方评估机制建设,构建慈善法治"新常态"。     

昭信于社会:民国会计师与慈善团体公信力建设

会计师是民国时期新出现的一种以查账为职业、以维护社会信用为己任的自由职业者。会计师的业务范围与以信用为基石的慈善团体有高度的契合点,两者有着广泛的合作空间。慈善团体聘请会计师查账以提升社会公信力,而会计师通过参与慈善活动来提高自己的职业信誉。民国时期,会计师除直接参加慈善活动外,还为慈善团体设计会计制度;为慈善团体查核账目,出具证明书;当社会对慈善捐款产生怀疑时,又通过查账维护慈善团体社会信用。会计师的职业资格和职业道德使其成为社会信用的保障,聘请会计师查账是民国时期慈善团体提高公信力的有效措施,对今天慈善组织公信力的建设也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系统论视阈下的慈善组织建设

慈善组织是慈善事业发展的主要载体,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对我国慈善组织进行系统论意义上的哲学向度思考,应用系统的相关性、整体性、开放性思想,探讨慈善组织系统与制约其存在的诸要素关系、慈善组织整体功能与其部分的结构优化问题,以及慈善组织系统对外部环境的选择利用问题,将有利于推进正在起步阶段的慈善事业及其组织的健康发展。     

多元慈善合作及其法律规制

民间慈善乃至其他单一慈善形式不足以自足,其长期发展必然走向多元慈善合作之路:由单一制慈善走向混合性慈善,从"中慈善"走向广义的"大慈善",从慈善冲突走向慈善合作。从其深层社会根基而言,多元慈善合作之本质在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实现国家与社会之合作;通过确保私人利益实现公共利益;通过市场和社会途径解决民生问题。在现实国情之下,多元慈善合作在实践中可能出现基于合作的掣肘、基于选择的偏私和基于资源的依附等现实问题,故而,必须对其进行制度规范与资源平衡,在个人层面、民间组织层面和国家层面均做出努力。     

中国慈善组织建设的系统性思考

慈善组织是慈善事业发展的主要栽体,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对中国慈善组织存在状况作系统论意义上的系统性思考是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应用系统的相关性、整体性、开放性思想.探讨慈善组织系统与影响其存在的诸要素关系、慈善组织系统与其生存环境的整体优化问题.对推进正在起步阶段的慈善事业健康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康德慈善伦理思想探微

慈善伦理在当代社会道德体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今天工具理性充斥的时代,慈善伦理何以成为可能?康德从责任出发,论证了慈善本质是伦理的,是“出于对人们的爱和同情的好意”、“是每一个人为全体决定同一件事情,以及全体为每一个人决定同一件事情”、慈善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把人当目的,决不只是当做工具”,以及慈善性叉务还是“一种外在义务”.康德慈善伦理思想展现了尊重人的自由和尊严、追求人的德性和至善的哲学意蕴.     

论中国慈善组织的监管

慈善事业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慈善组织蓬勃发展,然而2011年集中爆发的慈善丑闻为其发展蒙上了阴影,慈善组织的监管问题日趋迫切。加强慈善组织监管必须采取建立健全慈善组织内部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治理结构、调整政府监管思路和监管策略、积极调动社会先进监管资源等措施。     

合作的慈善:香港地区政府与宗教慈善公益组织的关系及启示

香港社会现代慈善传统的形成与各大宗教团体密切相关.基督教会为回应社会问题发起慈善事业,奠定香港早期社会服务的基础.其后佛道教也积极致力慈善事业.港府早期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随着社会转型加剧社会问题增多而逐步承担社会福利服务的主要责任,确立政府出资并负责监管及与志愿机构提供社会服务的合作模式.政府监管包括对宗教慈善机构的注册、免税、募捐活动的审批和社会福利署对宗教慈善机构的服务施行监察职能.政府既给志愿机构进入慈善服务的自由,同时它们也有被政府淘汰退出的可能.在这种框架下,香港宗教慈善公益组织处于竞争性的慈善市场中,宗教慈善公益组织必须提高服务绩效和强化管理与透明度以获得社会认可方能维持自身生存.由于政府和宗教慈善组织的视角和利益差异,特别在牵涉到外部的社会公众与舆论压力的情况下其合作关系有时也充满张力.香港特区的这种模式及其经验为大陆在推进宗教慈善活动方面提供了某种借鉴.     

论我国转型期慈善文化的构建——以中西慈善文化比较的视角

当下我国慈善价值观存在二元悖论:个人美德与社会责任、施予与尊重、施善与回报、志愿性与强迫性,从而影响了我国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我们必须站在"以人为本"的高度,将慈善价值观作为构建慈善文化的核心,吸收中西慈善文化的精髓,实现慈善文化的现代转型.此外,构建现代慈善文化还要完善慈善制度建设,确立民间为主、政府为辅的慈善机构运作格局,实行激励捐赠的税收政策,完善慈善机构监督管理机制.     

中国慈善立法:历史、现状及建议

中国慈善立法,从历史到现实都已有实践.历史上,民国政府有过三十余年的慈善立法实践,颁行了一系列关于慈善团体监管、慈善捐赠与褒奖、慈善税收优惠的法律法规,形成了继受与移植兼容、鼓励与控制并行的两大特点.现实中的慈善立法实践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与地方政府出台若干与慈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然而这些法律法规存在的问题与缺陷,已无法适应中国慈善事业快速发展的需要,亟需开展慈善基本法立法.新的慈善基本法迫切需要处理好基本法与其他各部门法关系;明确慈善组织的独立法人地位;理顺慈善组织和政府的关系等.在立法内容与方式上,要从理论上弄清楚“慈善”的概念和基本定位;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吸纳本民族的优良传统;同时应实行开门立法,打破依靠部门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局限,让慈善基本法立法公开透明,让公众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