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的屈原及楚辞学研究

2006年屈原及楚辞研究依然保持其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不仅数量有增无减，而且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更加宽广。主要表现在屈原传记资料研究、楚辞文体的渊源及文体特征研究、《离骚》研究、《九歌》等楚辞作品研究、楚辞研究的方法论及楚辞学科建设等方面。     

《九思》三题

《九思》三题夏太生楚辞《九思》为《楚辞章句》的作者王逸所作。《楚辞章句》中《九思》篇下题“汉侍中南郡王逸叔师作”，《后汉书》载王逸汉顺帝（公元１２６－１４４年）时宦至侍中。而《楚辞章句》题“校书郎王逸上”，王逸为校书郎是在汉安帝之初年间（公元１１４－...     

论《九歌》篇目和结构——《九歌十论》之五

<正> 《九歌》称九,而现存《楚辞》之《九歌》却分明十一篇。对于这个矛盾,《楚辞》学者们提出过种种解释。例如[汉]王逸以“九者阳之数,道之纲纪也”之类玄理搪塞(朱注则存疑); [宋]姚宽《西溪丛话》以为文体,“歌名九而篇十一者,亦犹《七启》《七发》,非以章[数]名之类”,但即如《七发》亦与“七”有关(《文选》李注谓“以七事     

是模拟之作还是解读之文──《楚辞》中四篇汉人作品的性质归属质疑

一般认为，《楚辞》中的东方朔的《七谏》、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王逸的《九思》这四篇汉人作品是纯粹的对屈骚的模拟之作，内容空洞，没有任何价值可言。本文通过对汉人这四篇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基本内容、写作体例等问题的考察分析，认为此四篇作品并非传统理解的是对屈骚的单纯模拟之作，而是汉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解读之作，是现存最早的关于屈原的文学性评传。它们是汉代极值得重视的评论楚辞的文献资料，在楚辞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九歌》结构原貌新探

千百年来,研究楚辞的学者,对王逸《楚辞章句》中《九歌》的篇目与篇名不符总是迷惑不解——“章名曰九,而十一篇何也?”因而对《九歌》的结构提出了各种看法。大致有四种观点:(一)“九”是虚数,《九歌》原来就有十一章;(二)《九歌》实际上只有十章。比如,明代学者汪瑗认为《礼魂》是前十章的“乱辞”(见《楚辞集解》);而清代学者王夫之则认为《礼魂》是前十章的“送神曲”(见《楚辞通释》);(三)十一章可合并为九章,比如,明代学者黄文焕将《山鬼》     

《九歌》“九”义释

<正> 《楚辞》中的《九歌》,诗计十一,题则作九,“九”为何义?王逸语焉不详,朱熹本阙如之义,后之学者,约分两派:一、以“九”为实数。林云铭《楚辞灯》、王夫之《楚辞通释》、王闿运《楚辞释》等均主此说。他们多调整《九歌》篇数以就“九”数,但从十一篇整体观之,均未尽当。二、“九”非数字。这一派可推郭老为代表。郭老《九歌今译》说:九与纠古通,纠有缠绵悱恻的意思,“九歌”就是缠绵悱恻的歌。说《九歌》的部分篇章缠绵悱恻,倒也不错,但统以“缠绵悱恻”概之,却难以说得过去。闻一多先生《古典新义·天问释天》“女歧无合,夫焉取九子”句下云:“九鬼……一声之转。”平心先生载于《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上的《卜辞金文中所见社会经济史实考释》一文,给我们研究《九歌》的“九”,也提供了一个重     

重评《九辩》

重评《九辩》陈桐生（汕头大学中文系）宋玉的《九辩》在楚辞发展史中是继《离骚》之后又一篇光辉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对《九辩》的价值，历来人们认为主要体现在抒发落拓不平情感。揭露社会黑暗和创造情景交融的境界这些方面。如果单从《九辩》的诗句来看，这些说法确实是...     

湘西草堂本《楚辞通释》的编辑出版及其历史意义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本《楚辞通释》保存有完好的辅文、正文,由此可知该书之刊刻缘起、选编及其编辑出版过程,《序》与《序例》所蕴含的船山屈子情结,说明船山借屈子以言志的《九昭》是《楚辞通释》不可分割的重要篇章。     

香港楚辞学著作举隅

五十多年来,香港投身楚辞研究的学者数量甚多。可是,由于时局变化、讯息阻隔、资料散乱,导致其研究成果不显于世。香港代表性的楚辞学著作有:黄华表的《离骚四释》、饶宗颐的《楚辞书录》、林莲仙的《楚辞音韵》、梁简能的《楚辞九歌注笺》、蓝海文的《今本楚辞》等。     

从《九歌》之草木试论香草与巫术

一、前言“香草美人”，是《楚辞》的主要素材；香草之缤纷，美人之求索，营造了《楚辞》瑰丽的辞采，与回肠荡气之浪漫氛围，南方文学能与《诗经》相抗的代表风格也由此树立。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这种创作取材与表现手法在屈、宋之前并未尝见，几可说是凭空崛起，而在屈、宋之后，汉赋虽沿袭了《楚辞》铺陈华藻的外衣，却不再喜用“香草美人”，这对研读《楚辞》的人来说，实在是个值得探究的问题，也是文学史上一个令人大感兴味的疑点。如果我们推断“香草美人”之用，乃由于屈子性情特异，好修尚洁，故为文取譬独特，风格迥异他人；或搬出…     

文学史论楚辞兴起因缘之回顾探讨

今日台湾常见之九种中国文学史著作，在分析、探讨楚辞兴起之因缘时，有七种忽略了屈原对于“楚辞体”创造之重要地位，有一种对此论及之比重较少，只有王忠林等编写的《增订中国文学史初稿》对此论述得最为扼要、全面。结合当代楚辞研究的相关成果，反恩文学史针对此一议题之处理，有两点不容忽视：其一为楚辞名义问题，牵涉到作者采用的是广义或狭义的定义；其二为“南北之辨”，则是如何看待楚辞与南、北文化之间的渊源。     

《楚辞》忧患意识原论——兼与《诗经》忧患意识比较

《诗经》、《楚辞》是两部充满忧患意识的早期诗集。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承继《诗经》精神，尤其深受《诗经》大、小《雅》贵族士人忧国忧民思想之影响，其忧患意识约有八端：自修之忧恐，不遇之忧思，育才之忧患，颓风之忧叹，遭诬之忧愤，疏放之忧怨，民瘼之忧伤，国难之忧戚，而其忧患之焦点则在于“忧国忧民”。《诗经》与《楚辞》忧患意识的本质相似，而其内涵与形态则有差异。《诗经》表现为：人称多样，无主名，集体性，句短情促，多用复句与赋比兴手法，个人、家庭、社会忧患层面丰富，多呈平民化色彩；《楚辞》表现为：诗人直抒胸臆，有主名，独立性，句长情婉，多用香草美人比兴象征手法，集中抒发忧国忧民情怀，属贵族阶层身份。《诗经》、《楚辞》共同奠树了我国文学忧患意识的里程碑，对后世影响甚大。在21世纪，我们应当继承忧患意识优良传统，为治理环境污染、保护自然生态、维护世界和平等伟大事业作出新贡献。     

从郭茂倩《乐府诗集》初探汉唐乐府与楚辞的关系

楚辞《九歌》本是源于沅湘之间的民间歌谣,民间歌谣与祭神祀曲的歌乐特质,影响及于汉唐乐府。郭茂倩《乐府诗集》编集了从陶唐到五代乐府诗一百卷,共分十二类,其中保留楚声、楚调的有《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杂歌谣辞》、《近代曲辞》、《新乐府辞》十类。考察这十类乐府诗的形式、曲调、篇名、题材可以发现,汉唐五代乐府诗与楚辞楚声存在密切的关联,楚辞楚声是汉唐五代乐府诗的重要资源,汉唐五代乐府诗是对楚辞楚声的接受与转化。     

《橘颂》的传承与突破——兼论屈原创作《橘颂》之缘因与胜处

《橘颂》是《楚辞·九章》中之一篇，是后世托物言志诗赋的典范，被誉为“咏物之祖”。屈原创作《橘颂》之缘因，有外缘，还有内因。自然生态之引发，巫风盛行之诱导，神话典故之感悟，艺术氛围之冲激，是屈原创作《橘颂》的外缘；表达愤懑之诉求，博览群籍之启示，展现才德之自信，流露参政之志向，则是屈原创作《橘颂》的内因。楚辞乃为《诗经》之变，《橘颂》之标题、体制、主旨、写法乃因袭《诗经》之《野有蔓草》、《鸱鹗》等诗作而来。更可贵者，是屈原创作《橘颂》之突破，如主题之新创、体制之改造、比兴之错综、比拟之巧用、语言之精炼、形象之塑造等。而屈原创作《橘颂》之高明处，则在体物得神，不即不离；因小见大，寄托深远；生命投入，物质升华；民族思想，寓意无穷。从《橘颂》可以看出，屈原确为一位奇才，亦确具伟大之创造才华。     

出土文献与《楚辞·九歌》研究

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与整理给《九歌》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使往常在注重考据的层面上更加倾向于思想性的探究,尤其对于《九歌》的作者、创作意图、人神关系及祀神观念方面出土文献均有较强的说服力,这使得《九歌》非屈原所做的错误观点得以澄清。而出土文献与《九歌》祀神体系方面具有的同构性,标明了《九歌》的主题性质是国家的祀典,由此形成的较为相近的楚地祀神观念对于了解楚文化及《九歌》的创作意图颇有启发,在《九歌》个别篇目的研读方面,出土文献也起到了一定的辩证作用。     

论楚辞不学《诗经》

历来治《骚》者都认为楚辞学习《诗经》,这一看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20世纪考古成果已对北方文化中心论提出挑战,事实上楚文化早在春秋中叶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色;屈原创作《离骚》并不是讽谏楚王,因此不能用《诗经》的美刺讽谏理论解说《离骚》;《离骚》列举了一些北方历史文化中的圣君贤臣,这是楚人以天下主人自居的博大气魄的体现;《离骚》的比兴来源于南楚巫文化艺术和战国士文化,“《离骚》之文,依《诗》取兴”说不能成立;最重要的是,楚辞与《诗经》分别出于两种不同的文化母体,楚辞不是《诗经》的继承,《诗》、《骚》两者是平行的关系。     

论楚辞对汉诗的影响

汉诗大抵包括楚歌、乐府、文人五言诗。楚歌在艺术形式上与楚辞实无区别;乐府中的部分作品变化楚辞而创为三言体;文人五言诗“风神或近楚《骚》”。艺术情调上,楚歌本身就具有哀怨悲凉的情调,而屈、宋又把这种悲凉之音加之以更为深沉的内涵,形成“以悲为美”的审美倾向;汉代下层文人的人生悲剧命运,促使他们在创作中自觉认同楚辞的创作倾向。从而使这种情调在汉代的楚歌、乐府与文人五言诗中再度复现。     

楚辞的美学价值四题

楚辞本身并不是美学著作,但却是研究中国美学不应忽视的角度。骚人遗韵,开辟了中国人审美生活的新境界。说到楚辞的精神气质“,自怜”二字最可当之。楚辞的“自怜”,一是自怒,二是自爱,三是自慰,三者一体相联。楚辞的格调是忧郁的,楚辞具有浓厚的感伤色彩。楚辞的“自怜”还深藏着一种超越情怀,在超越的境界中延伸生命、寄托理想。从哲学和艺术观念上看,楚辞对后代的重大启发之一,是关于时间的咏叹。此称为“物哀”意识。楚辞触动着中国艺术琴弦的最隐微之处,中国艺术的唯美传统、超越情怀、感伤的气质以及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存在价值的追寻等,这些艺术世界的核心内涵,都与楚辞有密切的关系。     

王逸、洪兴祖的方言训释比较及其影响

根据王逸《楚辞章句》和洪兴祖《楚辞补注》中的方言材料,归纳和分析两家《楚辞》注本方言训释的对象、地域及各自的训释特点,比较其异同,可以发现王、洪二人的方言训释对后世《楚辞》注本如朱熹《楚辞集注》和戴震《屈原赋注》都有深远的影响。     

楚辞辩体

“文体”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指体裁，即文章的外在形式；另一个含义是文章的风格，包括影响文章外在表现形式的各种因素以及对风格产生制约和影响的其他一些社会文化因素，如家族、种族、国家、方言、各个历史阶段所形成的文学风尚等等。在汉代楚辞体之“体”是指风格，不是指体裁。汉代以后历代文人的拟骚之作仅仅继承了屈原取向悲情的文学传统，徒具骚体形式，而没有了楚地鲜明的地域特色。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楚文化如盐化水一般消融在渐渐成熟的汉文化之后，作为一种文体的楚辞悄然发生了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