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学良从新军阀到民族英雄的转变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6年发动“西安事变”，张学良走的是一条从比较开明的新军阀到为了国家复兴和民族的解放而不惜牺牲自己一切的“千古功臣”民族英雄的人生道路。“九·一八”事变摧毁了张学良做为一个新军阀的基础；“家仇国难”使‘抗日救国”成为张学良的主导思想；为实现“抗日救国”伟大目标的艰苦实践与探索使张学良成为民族英雄。     

张学良在军事法庭上没有宣读蒋介石的不抵抗电报

应德田的回忆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写道:张学良将军在最高军事法庭上,从怀里把自己密藏了多年的小皮包掏出来,从里面取出一张“九·一八”时蒋介石命令他不要抵抗日寇侵略的那封电报,准备宣读。审判长李烈钧慌忙制止,但张学良将军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不顾一切地宣读了电报的原文:“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蒋中正。”申伯纯在《西安事变纪实》、王炳南在《关于〈西安事变〉》中,也提过上面这件     

试述张学良处理“九·一八”事变主张的变化

“九·一八”事变前夕,张学良向南京政府提出了“武力确保东北”的主张,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明令张学良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对事变的处理先后经历了“与日本政府交涉解决”、“依国联公理解决”两个阶段。然而,随着日军对东北侵略的不断扩大及对日本政府和国联幻想的破灭,张学良对事变的处理又回到了“武力解决”一途。但由于蒋介石对日继续推行其“不抵抗政策”,张学良在向蒋求战不成、求援不得的情形下,被迫下野出洋。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始终未能突破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篱樊,其根本原因在于受“抗日须全国一致”（实质上是主张由南京政府统一领导抗日）思想的束缚。     

爱国主义与地方主义对张学良重大决策的影响

在张学良的政治生涯里，爱国主义居于主导地位，地方主义居于从属地位。东北易帜体现了张学良鲜明的爱国主义立场；在九·一八事变中，影响和支配张学良作出不抵抗决定的则主要是地方主义因素；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他爱国主义与地方主义思想交互作用的结果。     

“西安事变”背后的惊世之举——“兰州事变”始末

“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率部“兵谏”,逼蒋抗日,早已家喻户晓。然而,很多人还不知道,为配合这次震惊中外的特大行动,东北军五十一军军长兼地方省政府主席于学忠,还在西北重镇“金城”发动了“兰州事变”,留下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1936年12月,张学良由陕西来到甘肃,与东北军五十一军军长兼地方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商讨了局势。回陕西后,便于12月12日凌晨,发动了“西安事变”。 与此同时,一封张学良将军亲署的特急密电发到兰州,命令驻甘东北军五十一军立即采取行动,配合“西安事变”。兰州地处甘肃中部,跨黄河两岸,它东接陇原,西控阳关,南临巴蜀,北扼朔方,地势险要,是西陲重镇、历     

西安事变发生原因还应有社会心理方面

关于西安事变发生原因,一些教科书及论著认为,它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和西北军广大官兵国恨家仇、蒋介石变本加厉地逼迫张学良和杨虎诚“剿共”的结果.笔者认为,对此仅从上述诸层揭示和说明其发生原因,尚不丰满,还应从社会心理方面进行考察.因为“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     

论西安事变发生的复杂原因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发生,既不是张、杨两将军的个人品质所致,也不是他们的偶然冲动之举.同其它历史事件的出现一样,有其基本原因和直接原因.是各种因素错综复杂相互作用的结果.西安事变发生的基本原因有以下三方面.第一,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从民族利益和切身利害关系出发而采取的断然措施.1931提“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采取妥协退让方针,使东北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     

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中的主导作压——兼论张学良“西安事变”的真实动机

共产国际及联共（布）中央酝酿并改变了“西安事变”的历史走向。“西安事变”始终是围绕苏俄远东战略安全的核心利益展开的。国际地缘政治是研究“西安事变”发生发展的前提。张学良事变的动机在于借助中共谋求苏俄的国际援助，以“西北联合政府”取代“南京国民政府”。事变后的政治态势出乎张学良所料。张执意护蒋回府，是幻想破灭与政治谋骗双重打击下的无奈之举。     

浅析张学良和平统一观的形成与发展

张学良将军的一生是伟大的爱国者的一生,和平统一观是其一切爱国行动的指南。分析了东北易帜、武装调停中原大战、西安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的背景和发生的原因,总结了以“反对内战分裂、维护国家统一、抵御外敌入侵”为核心的张学良和平统一观的形成过程。阐述了张学良对停止内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民族抗战做出的历史贡献。     

张学良与“中东路事件”

长期以来,苏联官方机构和历史学者一直认为,“中东路事件”是中国军阀张学良挑起的“反苏反共的前奏曲”,并从此对张学良衔恨在心。笔者认为,对中东路事件的这种定说是不公正的。十月革命以后,苏联政府对中东铁路的态度如何呢? 1918年7月4日,在第五届苏维埃代表会议上,苏俄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发表演说,他指出,苏俄政府“愿放弃沙皇政府在满洲所有的掠夺品,恢复中国在该地区的主权。而中东路实掌握该处的主要商业动脉……,假若中国偿清俄国人为建造这条铁路所投的资本,即可购回,勿须等待以暴力迫其同意的合同所规定的期限”。     

杨虎城与西安事变善后中的战和问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一到南京即扣押了张学良,同时对西安进行政治分化与军事威胁,企图用武力实现“陕甘军事善后办法”,西北形势迅速恶化。对南京方面,究竟是“战”还是“和”?西安方面内部分歧较大。身为西北地区最高负责人的杨虎城,由于自身实力较小和受中共态度的影响,时而主战,时而主和,总体上是主战大于主和。杨虎城的主战主张对于争取张学良回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这和抗日大局相比,又是微不足道的。对此,“千古功臣”杨虎城是有所认识的,只不过不愿放弃昔日的好友。     

再论西安事变的历史下限

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西安事迹的愿望、“放蒋”后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蒋介石处理西北诸问题的政策三方面的史实证明;西安事变的历史下限应划在1937年2月9日,而非1936年12月25日的“送蒋返宁”。     

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地位和作用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促成蒋介石接受张、杨及中共抗日思想的关键.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在整个西安事变的发展过程中,张学良不仅是和平解决事变的倡导者,还是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实施者,张学良作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体地位以及发挥出的决定性作用,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中的主导作用——兼论张学良“西安事变”的真实动机

共产国际及联共(布)中央酝酿并改变了"西安事变"的历史走向."西安事变"始终是围绕苏俄远东战略安全的核心利益展开的.国际地缘政治是研究"西安事变"发生发展的前提.张学良事变的动机在于借助中共谋求苏俄的国际援助,以"西北联合政府"取代"南京国民政府".事变后的政治态势出乎张学良所料.张执意护蒋回府,是幻想破灭与政治谋骗双重打击下的无奈之举.     

论张学良的和平统一观

张学良和平统一观的基本内涵是"息内争、御外侮"."息内争"与"御外侮"之间具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两者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这两方面共同影响着张学良政治生涯的所作所为.张学良和平统一观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实践是与其所经历的东北易帜、中原大战、西安事变等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密切相关的,特定的历史时代和张学良本人与众不同的特殊经历决定了他极具特色的和平统一观.其和平统一观既具有进步性,又具有历史的局限性.     

外国新闻记者对西安事变真相的宣传报道

美国记者海伦.斯诺通过采访张学良,提前两个多月向世界预报了西安事变的爆发。美国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是惟一目睹西安事变全过程的外国人,并全力协助西安“三位一体”进行国际宣传。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根据他在西安实地采访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客观公正地介绍西安事变的真实过程。他们在西安事变前后对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支持及其对这一历史事件真相的宣传报道,不同程度地推动了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其和平解决,并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张学良国家统一观的理念与实践

张学良的国家统一观,是在维护国家和平统一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首先他在参加军阀战争中,就提出了反对军阀干涉政治的主张,这是他追求国家统一的心理诉求;东北易帜和易帜后,他把拥护中央、服从政府,作为实现国家统一的政治理念;旅欧后他试图借助德意经验,拥护一个领袖,实行一种主义,以实现国家强盛;西安事变前后,他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是张学良国家统一理念的修正与升华.从反对军阀干政到西安事变,都体现了张学良牺牲"小我"成就"大我",以维护国家统一的价值观.     

张如心在毛泽东思想概念形成中的作用和地位

张如心同志一生追求进步事业,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工作,不仅忠诚于党和革命,而且有敏锐的政治头脑,是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个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人,对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进行了铺垫,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金瓶梅》“独罪财色”新解

《金瓶梅》“独罪财色”是张竹坡明确提出来的,这一命题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词话本的写定者和崇祯本的修订者认为财色本身存在罪恶,人是财色的牺牲品,对贪财好色的人缺乏应有的谴责与批判。张竹坡将财色的罪恶最终归结到贪财好色的人身上,他注意到贪财与好色之间的联系,将财色作为整体进行谴责,他认为财比色更厉害,《金瓶梅》罪财重于罪色。《金瓶梅》写定者与修订者“独罪财色”的创作动机,在小说中基本得以实现,但小说的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此,《金瓶梅》客观上暴露了人在追逐财色的过程中各种令人发指的罪恶行径。     

发挥西安在西部大开发中的改革开放“窗口”作用研究

加快体制改革、制度创新,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是实现西部大开发、大发展的根本方面。西安作为我国中西部重要的中心城市,其在西北、西部乃至全国的独特的比较优势,使其可以成为西部大开发中的重要依托和载体之一,发挥在西部大开发中的改革开放的“试验场”和“窗口”作用。本文探讨了这种“窗口”的特征和作用,认为西安成为“窗口”是有坚定的基础和比较优势;面对百年不遇的历史机遇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西安要发挥“窗口”作用,必须在改革开放中有所突破,以这种突破性制度创新为西安的跨越或大发展提供动力和活力,并且为西部大开发中的改革开放提供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