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文本的选择——从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关于翻译的争论谈起

上世纪20年代,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与茅盾和郑振铎为首的文学研究会就翻译介绍外国文学问题,发生了一场论争。论争涉及了文学翻译选材的问题,即以经济性为主还是以艺术性、欣赏性为主,实际上隐含的却是翻译目的、意识形态、创作风格和话语权力的差异。     

翻译的政治视角下的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

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翻译论争一直以来都被简单地归类为“为人生”和“为艺术”盼分歧。本文从翻译的政治这一全新视角入手,分析了当时文坛及社会的复杂关系,考察论争根由。     

从话语理论角度重新评价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论争

着重从话语理论的角度重新评价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论争,论述话语维护和颠覆文化霸权的两面性,力图揭示历次文学论争的实质——谁能说话?说什么?怎样说话?明确新的文化霸权和真理意志是如何在一次次文学论争中得以形成和确立,及其对上述争议性问题给出怎样的“正确”答案,进而为阐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次又一次文学论争现象提供新的理论资源和思维角度。     

扬雄与“文学自觉”的理论始源

“文学自觉”的时代归属问题引起学界的广泛争论。文中从文学自觉的时代归属论争现状开始,分析这些论争的因果逻辑模式,提出在“文学自觉”理论先导方面,扬雄的“诗人之赋丽以则”抓住了文学的本质性特征,因而可谓“文学自觉”的理论始源。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真实性问题形象思维问题论争与苏俄文学传播中的《文艺报》

20世纪50年代国内就真实性问题和形象思维问题展开激烈的论争，《文艺报》积极介入论争。在真实性问题的论争中，《文艺报》通过译介苏俄文章为国内论争找到关于真实性理论的合法权威根据，进一步使国内认可真实性问题。在形象思维问题的论争中，《文艺报》通过构筑知识背景，引导国内的论争朝着五十年代文学规范的路子上发展。20世纪50年代《文艺报》通过传播苏俄文学、文论对真实性问题和形象思维问题论争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论争与 文学主体性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开展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论争包括三大主题:人性论、异化理论、人道主义理论;这场论争为文学主体性观点的提出作了必要的理论铺垫,是文学主体性观点的理论资源和思想基础;文学主体性理论接续和延伸了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讨论并将讨论引向了深入和系统,利用和整合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资源并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基调的文学主体性理论,在具有马克思主义基调的同时夸大了精神主体的作用并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色彩.     

言语行为理论与建构主义文学研究

国内学界关于建构主义与本质主义论争的首要原因在于对概念的分歧。言语行为理论作为建构主义的重要理论资源之一,在这场论争中却几乎没有被提及。文学是一种言语行为,文学事实是一种制度性事实。从言语行为理论来看,建构主义不是笼统地反本质主义,而是反柏拉图式的本质主义。文学建构只能是语言的建构,而且只能是一种规约性建构。作为一种资源、一个视角,言语行为理论使文学研究走向了开放性、语境性和主体间性。     

略谈现代文学论争的思维方式和批评方法

现代文学论争不仅在论争的焦点和内容方面有迹可寻,而且在思维方式、批评方法方面也有不少值得汲取的经验教训。五四以来30年间的文学论争集中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大致形成了干涉与反干涉、消解与反消解两极。论争中出现了四种较常见的现象：(一)论争看似热闹,实际并不针锋相对;(二)“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四)缺乏理智和宽容的态度。反映在这些现象中的思维方式和批评方法都有其理论失误,并对后来文坛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翻译问题论争探源

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间的论争实肇端于翻译问题.早在两大文学社团成立前,郭沫若与郑振铎在翻译问题上就已构成对垒.<创造季刊>创刊前,茅盾、郑振铎对郭沫若的译介活动的批评力度和强度远高于郭沫若的反批评.茅盾和郑振铎等宣扬的翻译经济论和系统论,对郭沫若等人的译介活动构成了压抑.话语权问题、翻译情趣的分歧及译者个性气质等差异,使茅盾和郭沫若引领的两大文学社团在翻译问题上逐渐走上了对峙,进而扩展至其他问题.拥有<创造季刊>等话语阵地后,郭沫若等创造社同人在翻译论争中由被动转为主动,为现代翻译文学和文学翻译开拓了新的话语空间.     

解放区文学论争的再认识

在目前看到的某些现代文学史著作和研究解放区文学的论文中,对解放区文学论争的描述,多半存在着照搬既定结论、忽视研究第一手史料的现象。如果我们根据史实对解放区文学论争中的若干问题进行新的审视,一些已有的结论将发生动摇,从而为进一步认识解放区文学论争,打开一个新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