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汉的体会

对于中国古典美学，我所知甚少，但作为一名门外汉，读了邓牛顿新著《中华美学感悟录》，亦有两点较深体会。其一，深入浅出。中华美学，虽然不像西方美学那样具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和严整的理论体系，但同样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特别是其中许多美学范畴和概念，看上去，似乎显得较为抽象，甚至有点玄乎，其具体内涵难以确切地把握，因此往往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来敷衍。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却能以浅显易懂的语言，将这些范畴概念的内涵表达得十分具体明确。比如“韵”字，在中国古代诗文画的创作和品评里面，是经常出现的一个词。作者首先从…     

尴尬地处于马克思与弗洛伊德之间——从弗洛姆的《爱的艺术》说开去

“爱”,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而且不厌其烦谈论的话题,哲学家谈,伦理学家谈,教育家谈,宗教家谈,文学艺术家史是以各种艺术形式表现着形形色色的爱。弗洛姆的《爱的艺术》是一本论述爱的理论和实践的专著,虽然全书不到十万字,但自1956年问世后,就深受读者欢迎,影响遍及全球,原因即在于,该书不仅有独到精辟的见解,而且能切合当代西方社会的生存境况。弗洛姆是一位力图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调和以建立“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学者,《爱的艺术》的理论基点即在此。但是,弗洛姆在调和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的过程中,往往处于尴尬境地。     

沈从文的“浮沉”与现代文学的研究

(一) “浮沉半世纪,生存近偶然。”沈从文对他的一生颇为感慨系之。然而作为小说家的沈从文的这种“浮沉”,却是很值得研究的。半个多世纪前,还是一个二十岁小伙子的沈从文,脱离了湘西旧军队,风尘仆仆来到北京城,用在故乡“读那本用人事写成的大书”所积累的生活经验,在饥寒交迫的窘境     

重读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

梁实秋并未蓄意鼓吹“与抗战无关”论,只是他的自由主义文学观的自然延伸,但在抗战情势下,更加不合时宜。批评文章易见的断章取义,无限上纲,显示了论争另一方观点和方法的片面性。更多的史料表明,粱实秋的“有关”与“无关”,实乃“直接有关”和“间接有关”之谓也。     

游弋于人类心灵深谷——《弗洛伊德在中国》编后记

80年代中,学界文坛曾出现一股弗洛伊德热,人们多以言必称弗氏为“时髦”。其实,前此六七十年,弗氏大名已经传入中国,那时距19世纪末弗氏创建精神分析学才十多年,倒真有点时髦。回眸弗氏学说自本世纪初传入中国后三四十年间所显示的轨迹及其与文坛结下的不解之缘,是一件饶有兴味也颇有意思的事。     

《“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自序

<正> “不虚美,不谥恶”,是我国史传文学的优良传统.写传记,必然要对传主作出评价;写文学家传记,必然要对其作品进行剖析.这一切均离不开实事求是原则.因此,首先要解决的是怎样才能实事求是,这就牵涉到一个评判标准问题,或者说一个作者的立足点问题.八十年代初,沈从文在为重新发表《从文自传》所写的附记里,希望有人“真正打量采用     

弗洛伊德在中国现代文坛

过去由于对弗洛伊德学说噤若寒蝉,我们不会也不敢去注意它与我国“五四”新文学有何瓜葛,可是它在文坛留下的轨迹毕竟无法抹去,有必要让其再次显示出来。     

“現实主义深化”理論的真面目

邵荃麟等同志在攻击我们的文学“现实性不足”、“现实主义不够”的前提下,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的理论。在“现实主义深化”的幌子下,他们强调要写出“现实斗争的长期性、艰苦性、复杂性”;提倡所谓“社会问题剧”;鼓吹什么“现实主义的胜利”。这究竟是些什么货色?     

穆时英小说论

本文将穆时英小说置于30年代海派文化环境下，揭示其前后期风格的差异，源自作者的“两重人格”，并重点剖析后期小说创作与上海都会生活的密切关系及运用蒙太奇、意识流、新感党派等手法所显示的现代主义特色。     

略谈现代文学论争的思维方式和批评方法

现代文学论争不仅在论争的焦点和内容方面有迹可寻,而且在思维方式、批评方法方面也有不少值得汲取的经验教训。五四以来30年间的文学论争集中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大致形成了干涉与反干涉、消解与反消解两极。论争中出现了四种较常见的现象：(一)论争看似热闹,实际并不针锋相对;(二)“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四)缺乏理智和宽容的态度。反映在这些现象中的思维方式和批评方法都有其理论失误,并对后来文坛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