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地区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治理对策研究

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当前少数民族地区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活动的表现、特征及原因,来探讨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治理对策。治理对策有:坚持政治参与的正确原则;加强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提高公民对政策体系的支持度;疏通和拓宽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大力加强参与型政治文化建设;严格约束公共权力,依法行政。     

利益分化对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影响

分析当前中国利益分化对于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影响是民族政治发展问题研究中无法回避的课题。利益分化对于少数民族政治参与具有多重影响。利益分化能够促进少数民族利益意识的觉醒、民族地区公民社会和社会新阶层的形成，也促成了少数民族政治参与模式的现代转换，有利于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良性发展；而由利益分化造成的民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非常态扩大、东西部地区间经济发展程度的过度分化，以及民族地区利益群体间竞争的不断激化，也会对少数民族政治参与产生负面影响，诱发参与危机。     

论西部民族地区的消极政治心理与非制度政治参与

西部民族地区发生的非制度政治参与方式多样、动机复杂、阶层广泛,其表现出的暴力性、非理性和频繁性,极大地影响了西部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西部地区民众中存在的特权心理、法不责众心理、清官意识、平均主义心理、从众心理以及政治疏远心理是非制度政治参与的心理动因.保持西部地区社会稳定,必须将政治参与制度化,拓宽政治参与渠道,并坚决打击极端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同时,培育有序政治参与的积极政治心理.     

广州公民政治参与若干特点

广州公民政治参与有明显的特征:组织化程度较高;以制度化和理性化的政治参与为主,同时存在非制度化和非理性化的政治参与;民生型问题是政治参与的关注焦点;新闻媒体是政治参与的主流渠道;政治参与因社会地位的不同而体现出层次性。把握这些特点,对于促进广州公民政治参与朝有序化方向发展、推进政治民主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少数民族公民参与实体法论纲

少数民族公民参与实体法应当与少数民族社会实际状况共契产生。少数民族公民参与实体法的主要功能在于规定和确认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权利、义务和责任。实体法语境下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权利、参与义务和参与责任的静止结构及参与权实现的动态特征具有自身的伦理色彩。在宪法同一性之下,保持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权的类群特点,体现了多民族后发展地区权利保障的进步。     

社会建构还是资源动员？——社团卷入与人际关系影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网络机制研究

中国的社团组织和人际关系一直以来都被认为与西方社会存在显著差异,在独特的制度、文化及组织情境性下,我国社团组织和人际关系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及其网络机制是否具有独特的情境效应？基于CGSS 2005城乡居民样本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社团卷入对我国公民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都有显著正向的影响,在公民政治参与中主要发挥了一般普遍性的社会建构作用;而人际网络对公民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反向作用于公民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在公民政治参与中发挥了独特的资源动员作用。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对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中,社团卷入与人际关系具有相互增强的交互作用,这拓展了现有研究中人际网络依赖于组织网络的调节机制模型。     

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原因探究——以厦门PX事件为例

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按照政治参与主体行为是否符合政治系统的程序和制度,政治参与可分为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近年来我国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呈现增长趋势,研究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认识其表现形式,分析其原因,寻找治理对策,对于扩大公民有序参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文章以厦门PX事件为例,试图从国家制度、公民文化、信息技术等方面分析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并从中得出一些启示。     

和谐社会视阈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治理思考

公民普遍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和显著特征,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持续凸显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事件不仅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同时也对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公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以及参与制度不完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社会公平问题凸显,政府主导下公民自动参与的不足及公民政治素质偏低,传统依附性文化以及新时期公民的政治冷漠等导致了越级上访、请愿、行贿、抗拒和暴力对抗等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事件的持续凸显。在客观分析其表现与原因的基础上以治理的视角,完善利益表达机制,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社会转型和阶层分化中,培养理性的政治参与主体;培育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参与型政治文化,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少数民族公民文化的特点

少数民族公民文化是传统臣民和村民政治文化与现代理性参与政治文化的一种混合,尽管不同少数民族公民文化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多样性,但是它们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即:发展的相对滞后性、参与的被动性、公民文化的局限性、重视文化的象征性、政治情感认同的双重性等。这些特点体现了少数民族公民文化村民价值取向色彩比较浓厚,少数民族公民文化处在政治文化和政治结构相互整合的过程中。     

公民社会生成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治理向度

现代社会的转型是社会秩序趋向动态稳定与公民权益普遍发展的统一,公民普遍化政治参与和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是现代政治体系的合理化的重要特征。在社会转型过程凸显的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体系趋向合理化的伴随产物。公民社会的生成与社会政治体系的合理化是同一实践过程,亦是治理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逻辑向度。公民社会依存的社会中间力量生成有助于理顺国家政府与社会领域的依存维度,以及公民社会内含的公民主体意识和公民文化有助于培育理性的政治参与主体。考量中国公民社会的生成进度,不能仅仅看在政府主导构建下的可量化的相关民间组织的数量及增长态势,而应侧重于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以历史的视界动态地考察公民社会组织在促进中国＂社会-政治体系＂合理化方面的实际功用。     

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理论探析

随着社会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高涨。本文分析了当前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特点,指出了要正确客观的分析农民政治参与,提出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入手,为农民政治参与提供条件,使之健康、有序的参与,保证农村政治稳定、和谐发展。     

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法制基础——纪念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20周年

20年来,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建设取得了重要成就。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进一步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这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全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统一,才能为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法律保障。     

新时期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

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建设是新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然而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使得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在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形态上存在诸多问题。为此,必须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政治价值观、平等民族观、政治参与、大众传媒、法制建设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等政治社会化手段来加以解决。     

论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建设

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法制建设,不但包括制度建设的内容,而且还包括政治文化建设的内容,如提高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和政权认同程度;培育科学的自由民主观念;培养政治参与意识等。要使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就必须充分开发利用各种政治社会化手段。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依法行政研究——以传统政治文化转型为视角

传统政治文化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中,既有其积极作用,也有其不利的一面。对此,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政治文化转型中,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先进政治文化的领导地位,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同时必须加速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经济转型,重视培育农牧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教育。     

回汉农民的政治认知与政治参与研究——以宁夏华一村为例

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文明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西北回汉农民为例,分析民族地区农民的政治认知和政治参与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对促进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制约公民政治行为理念现代化的因素探析——以少数民族地区为例

公民的政治行为理念直接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水平和政治现代化的进程。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公民政治行为理念的建设。     

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问题

目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社会化方面还存在着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相适应的问题:村干部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弱化;少数民族村民政治参与的主渠道不通畅,得不到经常性的政治参与训练;大众传媒的有限性等。因此,必须加强各级政府在政治社会化中的主导作用;拓宽少数民族村民参与村民自治的渠道和途径;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作用;加强大众传媒的政治社会化功能。     

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民思想意识的变迁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民的思想意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空前的民族救亡意识;民主平等与政治参与意识;重视教育意识;相信科学、远离迷信的意识等。这些观念的变化,反映了根据地农民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极大提高,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政府文明、民主、发展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