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公域治理的现实挑战与对策

地球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对资源渴求的需要之间的矛盾,以及利益的驱使,构成了全球公域探索的主要动力,对全球公域的开发利用也为促进人类社会进步提供了可能。但各国对公域资源的争夺和竞争,也使全球公域治理面临一系列挑战,主要体现在公域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的有限性,无序竞争下产生的公域霸权,公域治理规则和机制欠缺,责任划界模糊。对此,国家作为全球公域治理的主要政治实体,理应在价值导向上正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制度机制上厉行更为完善的法治,在具体实践上明晰主体责任,在治理目标上以人类共同利益为指向,才能避免公地悲剧,实现全球公域可持续与人类长远发展的统一。     

全球公域与美国巧霸权

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及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对美国霸权体系造成严重冲击。为此,美国理论家近年提出全球公域论,将环境资源的全球公域概念加以引申,使其内涵从全球公地、人类共同财产、人类共同遗产拓展到人类共同关切事项,外延从国际法延伸到国际安全与全球治理领域,试图将"全球公域"打造为国际秩序新概念,既要达到让新兴国家分担国际责任又不容许其分享全球领导权的目的,在削减费用的同时又能维护好美国的核心利益和领导地位,实现美国霸权从"霸权稳定性"到"霸权可持续性"的转型,追求"巧霸权"。形成中的全球公域理论与美国全球公域战略对国际体系将带来一系列挑战,值得我高度关注。     

论“全球公域”治理困境及中国的治理话语权建构

由于现有全球公域定义的不合理,导致国际社会在面对全球公域治理时出现了诸多思维困境,而这些思维困境又严重阻碍了有效的全球公域治理行动。与此状况相应,中国在全球公域治理中的实际行动与话语能力也出现严重不相称的状况。面对这种情形,提出符合全球化时代特征的更为合理的全球公域观和治理理念,对于克服现有全球公域的治理困境,实现人类有效利用全球公域,对于改变中国在全球公域治理中的不合理地位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全球公域环境治理的意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不仅针对国内环境问题,而且适用全球生态问题。全球公域是全球互联互通的重要区域,也是人类资源、环境乃至军事活动的重要场域。它的范围远远大于主权国家的领土在地球上所占的面积。尽管其对全球繁荣、权力和地球的健康意义重大,然而这一领域缺乏强有力的全球机构来进行管理。全球公域的环境治理建立在脆弱的基础上,新的技术和行为体的涌现考验着国际社会的治理能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具备的思想内涵和品格从多个方面指引着中国深度参与全球公域环境治理,积极提供全球生态公共产品,并为全球公域环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     

试论全球治理下国际法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随着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严重威胁着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发展。全球治理理论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综合管理世界的模式。国际法作为调整国际关系和维护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法律规范和制度,其参与全球治理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这是实现全球治理“善治”和“法治”的必然要求,全球治理离不开国际法的法律规范作用。同时,全球治理对国际法的主体结构、调整范围、国家本位观和国家主权原则等方面提出了挑战。因此,国际法只有积极调整并适应到全球治理的发展趋势中去,才能实现国际法和全球治理的良性互动发展。     

群体化: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路径选择

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问题中的热点与难点,且由于其长期性、不确定性和公共问题属性而成为典型的政治议题。全球气候问题呼唤全球气候治理,以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形成了"抱团打拼"态势,群体化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这种路径选择,源自结构和进程层次。全球气候制度结构是一种松散耦合的机制复合体,对参与主体缺乏有效的规约,变革成本较高,存在多层治理和复杂决策的困境;新兴大国的主体进程,则表现为协调作用突出、基础四国松散联合主导、多群体间相互重叠,因而群体化参与全球气候政治实践平台。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气候治理中的国际法意义

全球问题需全球治理,全球治理靠国际法治,全球气候治理概莫能外。若没有国际法准则下的减排义务履行和气候责任承担,则全球气候治理如同纸上谈兵。然而,因当前国际法治仍以“自身利益优先”的发达国家为主导,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意志无法得到充分反映,故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气候正义的基本共识难以达成,民主“赤字”难以克服,协议形成的减缓气候变化目标难以实现。面对上述困境,中国展现大国担当,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理论指导。在该理念中,平等互利国际法意涵为各国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以保障弱小国家的平等权利;共商共建共享国际法意涵为治理引入同理心,以实现高质量民主;法律道德意涵为各国履行气候责任提供约束,以弥补国际法强制性弱的不足。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全球气候治理难题的破解之道

全球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合作治理是应然需求。然而,人类行为对气候的破坏、气候灾害的流动性增加了跨国治理难度,特别是受全球气候治理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全球气候治理体系领导力匮乏等因素影响,全球气候合作治理仍面临难题。面对新形势与新挑战,中国倡导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破解全球气候合作治理难题的路径选择。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新理念、新思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主张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多边治理、坚持实践导向,将推动各国以合作共赢为共同体意识,加快经济社会的全面绿色转型,积极承担节能减排主体责任,助推国际社会完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维护国际气候公平正义,实现全球气候善治。     

全球公域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以人类共同利益的变化为标志,全球公域及其治理体系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在西班牙与葡萄牙主导的早期海洋治理阶段,人类共同利益处于缺失的状态;在海洋自由进入与主权封闭阶段,国家间共同利益的出现,向着全球公域中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全球公域扩展阶段,极地问题凸现了人类共同利益的亟需性;在全球治理阶段,人类共同利益在全球公域中得到进一步扩展,并内嵌于全球公域治理之中。尽管人类共同利益观念在全球公域治理中得到了长足发展,但全球公域治理依然面临困境,这种困境的背后是人类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协调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协调人类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并最终为构建全球公域人类命运共同体、增进人类共同利益的实现提供了新的路径:首先应降低目前大国之间在公域领域的权力斗争势态,将国际组织建设成为全球公域治理体系稳定的决定性因素;其次应通过强调共同利益,寻求新的全球公域治理路径;再次,应构建公域治理的责任共同体,促使民族国家及其公民的全球主义转向;最后,迈向"人类公域"这一全球公域治理体系的理想图景。     

全球环境治理机制与中国的参与

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是国际治理机制的一部分,主要通过结构主体、议题领域、作用渠道、原则规范、操控方式来构成和运作。中国作为环境大国、地区和世界大国,采取多种参与方式,以建设性和负责任的积极姿态出现于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场合。但中国对该机制的参与在对自身及国际社会带来积极效果的同时,也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利的负面影响,因此会导致双重效应。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

随着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加重,以往被寄予克服全球化风险、维护社会稳定发展期望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治理失灵的窘境。在当前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中,治理主体层面的治理权分配存在合理性争议,治理机制层面的平台代表性、合法性、决策力存在缺陷,治理议题层面的应用层议题日益复杂,使得全球互联网治理难以实现提升全人类福祉的治理初衷。中国提出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认为,互联网空间中的各类行为体理应成为发展、安全、责任、利益共同体。该理念回应了互联网治理领域的现实困境,并指明互联网环境下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蕴含了丰富的理论内涵与实践价值。在该理念关照下,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实践应从以下方面进行：在治理主体方面不断提升国家政府参与治理的权重,在治理机制方面进一步拓展对话协商的平台与方式,在治理议题方面修正特定议题的治理理念并拓展议题范围,从而促进全球互联网空间的可持续发展。     

机理探析与理性调适:公共治理理论及其对我国治理实践的启示

公共治理理论是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里程碑,是克服"公地悲剧"和"囚徒困境"的有益尝试,被认为是新时代条件下对治理机制的"重新发现"。通过文献归纳和逻辑梳理可以发现,治理危机的频现、治理环境的复杂和市民社会的成熟是公共治理理论产生的主要动因;通过公共参与突显治理价值、通过协商合作建立治理结构、通过制度规则巩固治理体系是其内在逻辑;构建主体参与机制、制度网络机制、协调合作机制和责任追溯机制是实现公共治理之道。就我国治理实践而言,需要扬弃治理文化、培育公民社会和确定治理指标,结合具体语境和实践环境进行创新调适,避免多方劣势叠加效应和治理执行阻滞。     

全球能源安全治理:风险挑战、国际合作与中国角色

能源安全是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目前,全球能源安全治理面临着供应冗余与生产失序、南北差距扩大与运输风险上升、能源消费不振与美国保守主义回潮的风险和挑战。因此,国际社会亟需加强应对这些问题的国际合作。然而,目前既有的能源安全治理平台与行动框架呈现出发展不成熟、区域化趋向和偏重消费方的实际不足,导致实践进展迟滞、参与主体有限、运行机制不畅的发展困境。21世纪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能源安全治理,并为维护国际能源安全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中国需要在继续维护本国能源安全的基础上,引导全球能源安全治理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实现自我革新。     

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三重困境

中国的气候治理面临三重困境:一是后危机时期全球治理面临困境,即受金融危机影响西方大国越来越难以承担公共品供应的责任,但影响全球治理的能力仍非常强大;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正在成为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治理能力和制度准备却显著不足;二是作为全球治理重要内容的气候治理由于自身特殊性引致的困境,即气候治理主体在国际上如何公平地分摊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和义务方面存在的巨大分歧,导致全球气候进程停滞不前,暴露出现有气候治理全球机制的重大缺陷;三是中国自身存在的低碳转型能力和低碳外交困境。破解全球气候治理僵局,中国作为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的重要参与者,需要站在更高的全球治理视角,进行战略布局,平衡各方利益,增强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意愿,通过灵活方式推动国际气候治理进程。同时,立足国情,扶持低碳技术开发和引进低碳技术,创新多元化融资平台,切实稳步推进中国的国内外经济战略。     

基于公地悲剧的鄱阳湖生态保护研究

由于人口过速增长和不合理的传统发展模式等原因,江西鄱阳湖区盲目围垦和酷渔滥捕等短期行为,造成了水土流失严重,旱涝灾害频繁,生态环境恶化,资源利用效率低,经济发展缓慢等区域性的环境与发展不协调问题,对鄱阳湖区发展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基于"公地悲剧"的启示,本文从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的角度探讨造成鄱阳湖生态恶化的社会原因,探讨从产权界定、理清管理体制的角度出发的治理方案,继而解决鄱阳湖的生态恶化问题,最终从制度上解决鄱阳湖生态安全问题.     

基于行为主体的气候变化治理责任研究

当前,气候变化给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气候治理成为21世纪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而气候问题的解决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全球治理机制,在全球气候治理认知共同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对气候变化治理的责任分担分析,构建气候变化的相关行为责任主体概念模型,同时以该模型为指导,规范相关行为和利益主体的责任,制定基于不同行为责任主体的可行性目标和策略,充分发挥各主体的作用,促进行动的高效执行,共同应对危机和挑战。     

国际组织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作用及局限

气候变化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巨大挑战,应对气候变化事关国际社会的前途命运。作为国际多边合作的重要平台和具有专业知识的行为主体,国际组织在弥合各国分歧、统筹各国行动上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本文旨在通过对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作用、局限及未来路径进行梳理整合,丰富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相关的理论成果,推动国际组织更加高效地参与到全球治理中。     

日本应对气候变化国际环境合作机制评析:非国家行为体的功能

《巴黎协定》在国际环境条约层面明确了国际环境合作机制下的全球气候治理"自下而上"模式,并强调了非国家行为体参与的重要性。日本以加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契机,通过制定施行《环境基本法》确立了国际环境合作基本理念,将该理念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方式纳入日本环境法律体系。日本中央环境审议会通过制定实施国际环境合作的政策,构建了日本国际环境合作机制。日本国际环境合作机制是以东亚为重心的三层级模式,参与主体涵盖政府及政府间组织、地方公共团体、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学术研究机构,呈现多元化特征。日本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国际环境合作在东亚地区所取得的成效,能够为推进东亚区域性气候治理合作共赢提供经验借鉴。     

论技术风险的国际治理

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在现代社会造成了日益繁多而复杂的风险问题。对此,在国内社会虽然已经初步形成一定的治理机制,但仍然存在诸多的不足,尤其是在国际层面至今没有形成技术风险的全球治理机制。通过对现代风险社会中纳米技术发展风险及其治理不足的分析界定,得以明确纳米技术等技术风险全球治理机制建构的客观基础。进而运用国际法上的基础原则和规范,分析论证风险全球治理机制应有的利益协调基础与结构特性,并根据国际法委员会对技术风险活动领域国际责任的编纂和发展,初步构建了技术风险全球治理机制的具体要素和内涵,以形成公正而有效的技术风险全球治理机制。     

跨国公司在气候治理中的作用分析——以壳牌公司为例

随着气候变化对全球各国生产生活的影响越来越深刻,国际社会各类行为体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其中跨国公司作为世界舞台上重要的行为体也在气候治理中凭借其独特的优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以壳牌公司为例,梳理其参与气候治理的具体实践,分析其发挥的作用,总结跨国公司在气候治理中的影响,包括其不可替代的优势,如资金和技术优势、跨国经营带来的高度自由以及显著的社会影响力,指出其在气候治理中进一步发挥作用面临的困境,比如追逐利润导致的环保立场不坚定、缺乏国际法地位以及法律约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