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证据

从数据大国到数据强国是我国新时代大数据发展的目标，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其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机理值得深入研究。以2010—2019年283个地级市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城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研究表明，非国有及中小规模企业、成长性及治理水平越高的企业，以及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政策实施后提高的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产业数字化转型、融资约束缓解是数字经济政策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两大重要途径，因此，应进一步拓宽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政策效果，为实现数字强国战略做好政策保障。     

数字经济发展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为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与路径,选取中国201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分别运用熵值法和DEA方法对数字经济指数及地区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结合双向固定效应模型、SUR回归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认为,数字经济对技术推动型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显著,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分别通过增进技术进步和提升技术效率提升了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数字产业化可以通过产业数字化提升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表明,培育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新动能,应加快构建服务数字化转型、融合创新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体系,促进数字经济和技术创新深度融合; 加强自主创新数字技术和全球范围内的技术共享,促进中国技术进步以及省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构建数字化经营决策以及生产体系; 加强数字信息保护和数字环境治理,建立健全产业数字化的信息安全体系。     

数字中国战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在数字中国战略引领下,推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11—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为准自然实验,探讨了数字中国战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实施数字中国战略有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化转型、创新产出和资本配置效率是数字中国战略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可能的作用路径。数字中国战略对服务业企业和大规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更显著。     

数字化转型、公司治理模式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通过分析2010～2019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得出,数字化转型以公司治理模式变革为渠道,促进了股权制衡与人员结构等的协调,有助于提升管理效率,优化决策程序,更好地调整资源配置,从而能够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于大型企业、民营企业、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以及技术密集型和高市场竞争行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更加显著地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企业应重视数字化转型对自身经营管理模式和治理结构的变革影响,政府应结合产业特点与发展状况,实施差异化政策,最大程度地发挥数字化转型对于提升生产效率、做大做强实体经济的作用。     

成本粘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成本管理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增长和竞争力提升的有效途径,成本粘性普遍存在于不同国家、行业的成本项目中,需要在实践中关注其变动规律及产生的经济后果.选择我国2009—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对成本粘性的经济后果进行新探索.研究结果表明:成本粘性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负向影响;管理者过度自信增强成本粘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管理层持股减弱成本粘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从企业层面而言,需要完善成本控制和治理体系,约束管理者行为和自利动机,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从制度层面来看,需要完善市场监管体系和法律制度建设,为处于转型升级困难期的企业提供政府补助或财政补贴.     

成本粘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成本管理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增长和竞争力提升的有效途径,成本粘性普遍存在于不同国家、行业的成本项目中,需要在实践中关注其变动规律及产生的经济后果.选择我国2009—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对成本粘性的经济后果进行新探索.研究结果表明:成本粘性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负向影响;管理者过度自信增强成本粘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管理层持股减弱成本粘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从企业层面而言,需要完善成本控制和治理体系,约束管理者行为和自利动机,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从制度层面来看,需要完善市场监管体系和法律制度建设,为处于转型升级困难期的企业提供政府补助或财政补贴.     

国家自创区试点政策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渐进双重差分法的实证评估

基于企业微观视角，探析国家自创区试点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对国家自创区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选取2006—2021年沪深A股4404家上市公司数据，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法，能够评估国家自创区试点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国家自创区试点政策总体上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非试点企业相比，试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多增加约3.79%;第二，国家自创区试点政策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资源配置效率两种作用渠道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国家自创区试点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的融资约束难度，这是企业技术进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三，国家自创区试点政策对不同区位、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不同成长阶段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显著促进了东部、非国有、大规模、成熟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第四，国家自创区试点政策有效缩小了试点企业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差距，有助于落后企业成功追赶领先企业，总体上实现均衡发展。鉴于此，应加强国家自创区试点政策的顶层设计，围绕自创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行“因企制宜”的分类指导；加强落实国家自创区创新补贴、...     

绿色金融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了吗？——基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发展绿色金融既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战略举措,也是赋能企业绿色转型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构建多期DID和DDD模型,利用2010—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绿色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绿色金融通过促进技术创新与缓解融资约束两个中间机制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这种影响在不同融资需求、产权性质、发展规模的企业之间和“两高一剩”与非“两高一剩”的行业之间存在显著异质性。为此,进一步推进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持续增加绿色金融产品供给,加大对中小型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帮助企业有效缓解融资约束,对于全面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着重要作用。     

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能够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吗?——基于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微观企业视角,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从资源利用、资源配置和技术创新3个方面,探究具体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在研究期内,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整体上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约14%;对企业主体而言,规模越小、所属行业土地依赖程度越高,则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越明显;分区域来看,东北及西部地区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作用显著高于东部地区。进一步从中介效应看,该改革可以通过资源配置和技术创新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资源利用机制并未发挥显著作用。综上,继续深化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并着力优化土地资源在企业间的配置,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有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升。     

市场化程度、资源错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有效识别市场化程度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因果关系的基础上,揭示了“市场化程度——资源错配改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传导机制,并实证检验了市场化程度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市场化程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市场化程度对地区资源错配的影响呈现U型特征,且这种影响存在所有制属性和地区异质性。进一步研究表明,资源错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传导机制既来自其对企业所有制行为变化的影响,也来自于其对企业规模扩展的影响,表现为资源错配程度越低,提高了国有企业的退出概率,降低了非国有企业的进入门槛以及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容易获得生产资源。     

金融化适度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以2011—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模型对企业金融化适度性进行甄别，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企业金融化适度性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将企业创新作为路径变量加入模型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企业过度金融化会阻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未过度金融化则表现为助推作用。作用机制检验显示，企业金融化适度性通过企业创新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化适度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企业产权异质性、行业异质性和规模异质性。研究结论表明，企业金融化存在最优水平，只有将企业金融化保持在适度水平，才能最大限度地助推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客户集中度的影响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中国发展数字经济中的重要一环，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实现融合发展，进而使中国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获得重要优势。采用2011—202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对数字化转型和客户集中度的关系及其中的渠道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升，客户集中度会显著降低，在这一过程中，数字化转型会提高企业进行高质量信息披露的能力和动力，从而缓解过于集中的客户资源给企业带来的压力。此外，对于销售费用率和盈余管理程度较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分析师关注度较低的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来说，进行数字化转型能够更加显著地为企业吸引客源，减少客户集中度。同时，相对于数字经济发展还较为落后的省份，处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更有可能通过进行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对大客户的依赖程度。最后，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降低客户集中度后，可以进一步提高企业市场地位。     

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理论建模与机制检验

“双碳”目标背景下，数字化与绿色化协调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首先，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框架，拓展了夏皮罗(Shapiro, 2018)提出的企业污染减排模型，区分了数字化影响制造业企业碳减排强度的技术进步效应和绿色创新效应，并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设。其次，以2011—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基准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证实了数字化生产率提升和绿色创新两条机制的存在性。再次，异质性研究发现，区域层面东、中部地区数字化抑制了企业碳排放强度的提升，但在西部地区该抑制作用并不明显；行业层面数字化对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减排的影响更深；进一步，绿色创新机制在东部地区、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群都显著存在，但生产率提升机制在分组回归中并未表现出来。研究结论为精准评估数字化的减排效应、统筹制定差异化的数字赋能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政策提供经验证据。     

新型基础设施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用机制与异质性研究

基于200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使用TOPSIS熵权法构建新型基础设施指标体系，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新型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基础设施不仅直接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且可以通过传统基础设施和民生基础设施间接驱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且传统基础设施的中介效应大于民生基础设施的中介效应；门槛效应显示新型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非线性变化特征，当新型基础设施跨过门槛值后，作用力度显著增强；新型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无论是南方地区还是北方地区，新型基础设施均对其有显著提升作用，且对北方地区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基于以上研究，文章提出应加快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积极推动传统基础设施和民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升级，在建设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区域差异性等政策建议。     

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突破式创新吗?——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1—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细分专利和数字化转型数据,分别利用发明授权专利数量和质量衡量企业突破式创新水平,并通过工具变量法和多时点DID模型,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突破式创新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突破式创新水平提升,且对民营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南方地区及沿海地区企业、高科技行业及高竞争强度行业企业突破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机制分析显示,企业突破式创新能力提升主要是由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劳动力技能结构优化、研发强度增加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引起的。进一步以智慧城市试点作为外生冲击,发现其有效推动了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突破式创新水平的提升。基于专利质量的拓展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突破式创新质量存在显著的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上述结论为企业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获得突破式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企业性质、研发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

以企业性质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制为基础,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层面数据就企业性质通过研发效率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内资企业性质降低了研发投资效率,从而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其中国有企业的阻碍作用最为明显;外商投资企业性质则有利于发挥研发投资的功能,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来自轻重工业分组的回归结果表明,不同行业中企业性质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轻工业国有和私营企业性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不显著,而重工业企业与总体样本的结果较为一致。     

财政科技支出能否提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地方政府行为视角下的实证检验

利用2007-2017年沪深两市上市企业的数据集匹配宏观数据,实证检验财政科技支出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不单考虑财政科技支出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特征和机制问题,还考虑了地方政府激励结构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研究发现,财政科技支出强度的提升,有助于企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在界分企业属性、生命周期特征的条件下,财政科技支出的全要素生产率驱动效果展现出了明显的异质性。进一步地,财政科技支出可以通过宏观、微观要素全面地影响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特别地,合理有效的政府激励结构,是发挥财政科技支出效用的重要条件:存在政府考核压力下的财政科技支出,其使用更加合理有效,进而能够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带来裨益;地方政府的运行效率越高,同样能够驱动财政科技支出的合理使用。有鉴于此,想要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不单需要考虑到财政科技支出传导的宏微观机制,还应当在调整合理有效的政府激励结构、提升政府运行效率上做更多的努力。     

城市碳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差异及其溢出效应——基于中国283个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提升城市碳全要素生产率是有序推动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和积极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所在。基于两期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与卢恩伯格生产率指数,对2003—2020年中国283个地级市的碳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更为合理的测度与分解,并结合共同前沿理论建立生产率差距变化指数,探究城市群间碳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时空差异的来源,同时分析城市集聚效应对碳全要素生产率空间溢出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碳全要素生产率虽然取得一定增长,但仍处于较低水平,产出效率有待提升,技术进步是提高碳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动力。根据生产率差距变化指数将城市群碳全要素生产率划分为正主峰型、负主峰型与反复波动型。碳全要素生产率在空间上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城市集聚效应对本地和邻地碳全要素生产率都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据此,提出应兼顾要素投入集约和产出结构优化,绿色发展应分类分区精准施策以及加强空间治理观念,建立推动经济增长低碳化的区域协同机制。     

数字经济发展与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的实证研究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文章首先对数字经济影响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机理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假设;其次,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超越对数模型假定的SFA法分别测算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并根据2010—2020年经验数据,在克服模型内生性的基础上展开实证研究。研究显示,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但存在异质性。内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投资是数字经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渠道。最后,文章结合实证结果给出数字经济时代提升长三角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建议。研究将为评估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提供理论支撑和分析视角。     

城市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0—2020年283个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2 145个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的数据,检验城市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效果。结果表明,总体上,城市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研究表明,城市数字经济通过促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和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异质分析发现,城市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大规模城市和非国有性质的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果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和企业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