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开放对我国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实证

基于2004—2019年我国省际层面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影响贸易开放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贸易开放显著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基于环境规制的双重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处于一定合理区间时，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由负向转为正向促进作用；贸易开放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以及中西部内陆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且均存在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为发挥贸易开放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应制定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推动各地区生产方式绿色化，促进绿色贸易发展。     

制造业服务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

基于中国上市制造企业数据，探讨了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在平衡环境保护和经济效益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制造业服务化的提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密切相关；中介效应分析表明，该影响可以通过提高盈利能力和创新能力来解释；异质性检验表明，国有企业在这个过程中的影响不显著，而民营和外资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在区域差异上，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服务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大于东部地区。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吗？——来自“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为探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经济绿色发展的赋能效应,本文基于2008—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较为显著的正效应,且该结论得到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的支持;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两条重要途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经济较发达、技术创新能力较强、产业结构水平较高的城市而言,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会更加明显。本文结论为充分发挥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绿色赋能作用、实现经济增长与绿色发展双赢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新型城镇化、农业产业集聚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影响机理与实证检验

本研究将新型城镇化、农业产业集聚同时纳入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框架,理论阐释及实证检验新型城镇化和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新型城镇化显著抑制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农业产业集聚显著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检验发现：新型城镇化能通过农业技术进步效应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通过农业要素配置制约效应和非期望产出增长效应抑制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新型城镇化与农业产业集聚的交互效应或协同作用能有效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出口贸易结构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

基于超效率SBM模型和全局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度了2010—2019年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西藏自治区、港澳台地区未纳入）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探讨出口贸易结构升级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且具有空间集聚的分布形式；出口贸易结构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中，东部地区的出口贸易结构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大于中西部地区。未来优化升级出口贸易结构的关键在于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政府应制定协调有序的环境保护政策以增强环境规制力度，实现高质量的对外经济开放。     

绿色金融能否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在分析绿色金融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机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2005—2017年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运用SBM(Slack-based Measure)方向性距离函数和GML(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估算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绿色金融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测算出绿色金融的发展水平.然后,采用静态IV-GMM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系统考察绿色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估算结果显示:中国绿色金融整体仍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现增长态势,两者都表现出很大省际和区域差异.回归结果表明:绿色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全国、沿海以及内陆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对沿海区域的促进作用更大.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对全国而言,产业结构优化、节能减排和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均显著;对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而言,只有节能减排和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显著.     

房地产投资对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信贷中介效应的视角

基于2005-2017年29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分析在以信贷发展水平为中介的情境下,房地产投资对我国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全国层面,信贷是房地产投资通过挤占效应抑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中间媒介,三者之间存在显著的不完全中介效应;在分区域层面,房地产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但总体作用的趋势是一致的。     

加快建设数字基础设施 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研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提高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于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具有重要意义。借助2013—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探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正向作用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以及空间溢出的特点;异质性检验显示,在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影响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区分“宽带中国”试点地区、大数据综合试验建设区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政策工具试点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更明显的促进作用、非线性特征以及本地邻近效应,佐证了宽带网络以及大数据基础设施对我国经济提质增效的显著驱动作用。因此,必须强化政府引导职能,大力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要素市场扭曲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1—2021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探究要素市场扭曲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将要素市场扭曲分为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三个市场,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要素市场扭曲、农业产业集聚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要素市场扭曲抑制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而农业产业集聚能显著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同时,门槛效应表明,在农业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情况下,要素市场扭曲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会被扭转,且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基于此,建议引导资本、劳动和土地要素市场有序流动,加强技术创新力度和提升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推动农业产业一体化发展,推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中国全要素农田水利效率的地区差异和门槛效应研究

农田水利作为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业经济增长及农民增收具有重要影响。基于DEA在全要素生产的框架,构建全面衡量我国农田水利效率的指标——全要素农田水利效率,选取2001—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DEA Malmquist方法测算31个省的全要素农田水利效率,并对不同区域农田水利效率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全要素农田水利效率存在明显地区差异,东北地区效率最高、超过农业大省聚集的华东和华中地区;全要素农田水利效率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不完全匹配现象,主要与农田水利效率及影响因素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有关。基于农田水利效率省际差异,采用门槛回归模型检验影响全要素农田水利效率的门槛特征,研究结果显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农田水利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收敛门槛效应、机械动力投入对农田水利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明显的加速门槛效应。     

绿色金融能否提高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285个城市的证据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绿色金融在推动经济绿色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03—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空间面板数据，构建了三种空间权重矩阵并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绿色金融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论如下。(1)绿色金融和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2)绿色金融不仅能提升本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还能提升邻近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3)环境规制加强了绿色金融对本地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减缓了对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4)绿色金融对东部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绿色金融对Ⅰ型及以上大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大，Ⅱ型大城市次之，中等城市最小，对小城市未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财政支出结构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再检验

以2010—2018年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关注财政支出结构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并进一步考虑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的制度背景因素影响。研究发现：第一，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财政非农支出中生产性支出和服务性支出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应显著，职能性支出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不显著；第二，财政农业支出与财政非农支出在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上都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与溢出效应；第三，无论是以本土市场规模衡量的扩大内需战略，还是以政策实施衡量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显著促进了财政支出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应。未来应在保证稳定的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前提下，更加注重财政农业支出的结构安排，适度降低生产性支出份额，增加教育和科技等服务性支出，促进绿色农业技术人才的不断积累；同时，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利用本土市场深化扩大内需战略，并充分发挥财政支农作用，提高绿色农业供给质量。     

农产品贸易提升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

基于2008—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从农村金融发展的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影响。研究发现:（1）农产品进口贸易和农产品出口贸易均有利于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中,农产品出口贸易的提升作用更大;（2）相比农业绿色技术效率渠道,农产品贸易通过促进农业绿色技术进步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提升作用更强;（3）农产品贸易可以通过推动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生积极作用,即存在农产品贸易→农村金融发展→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机制;（4）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基于农村金融发展的双重门槛效应,在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由低变高的动态过程中,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绿色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逐步增强。因此,要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提升,一方面离不开农产品贸易的持续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也需要充分结合各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实际状况,施行差异化的农产品贸易政策,以充分发挥农产品贸易的正向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溢出效应。     

农村人口老龄化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异质性

基于2000—2018年中国省际层面的面板数据,采用DEA Malmquist模型测算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得益于技术进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在样本期间实现了小幅增长;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农村人口老龄化会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效应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时也会通过劳动力供给效应和科研投入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显著的阻碍作用。此外,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还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农村人口老龄化对中西部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但会显著阻碍东部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应该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进程、大力推广现代农业种植技术以及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地区就业和创业等途径推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产业集聚驱动粮食高质量发展机制

从产业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双重视角,探讨产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及其与 粮食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关联,使用 ＧＭＬ指数、动态面板和中介效应模型对其作用效果与机制进行 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产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非线性的“倒 Ｕ”型关系,内部规模经济、资源 共享和技术溢出是产业集聚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渠道,规模报酬递减、资源共享不足与技术锁 定会显著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从现实来看,产业集聚度不断提高促使中国粮食发展质量得到 持续改善,但目前集聚水平远未达到“倒 Ｕ”曲线拐点,利用集聚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尚有较大空间。 因此,通过适度规模经营、资源共享和技术溢出等中介机制充分释放集聚规模效应,实现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持续稳步提升,是推动粮食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立足点。     

碳环境规制、技术进步异质性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技术进步是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根本动力,研究碳环境规制、技术进步异质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双碳”目标的实现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空间数据为基础,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构建技术进步异质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模型,以检测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GTFP的空间影响规律。研究结果表明,碳环境规制下的R&D投入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碳环境规制下的DS对GTFP的影响始终为负,并存在门槛效应;碳环境规制下的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取决于“污染避风港”效应和“污染晕轮”效应。通过技术进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应当同时考虑技术进步的一致性和区域特征。     

中国省域电气化水平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研究——电价水平与电力生产结构的调节效应

为实现经济社会绿色化、低碳化发展，探索碳中和与稳增长相协调的发展路径，选取2005—2020年中国省份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SBM非期望产出模型以测算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与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电气化水平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与机制。研究表明，电气化水平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且稳健的正效应，二者间的因果关系受到电价水平与电力生产结构的调节，低电价水平与高非化石能源发电占比的情境更有利于发挥电气化水平的正效应；基于此，电气化水平的“理想”区间或阈值存在区域差异性。机制分析表明，电气化水平可以通过抑制碳排放，降低能源强度，提高技术水平，进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制造业集聚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

以2006—2015年中国27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全样本下制造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倒"N"型关系。考虑城市级别和城市规模后,不同类型城市的制造业集聚门槛效应存在差异。高级别城市中,随着制造业的不断聚集,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小,并最终变为负向;一般城市中,制造业集聚跨越门槛值以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利影响将明显减弱;小城市只要迈过第一个门槛值就可以发挥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环境规制、科技投入以及经济发展水平都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影响。     

绿色低碳发展、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研究立足于新常态下高质量发展背景，构建“经济—环境—社会”统筹协调的绿色低碳发展评价体系，聚焦于企业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的发展影响路径中产生的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分析不同规制工具、不同地理区域的差异化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具有显著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不同地理区域表现异质性中介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下，绿色创新在东部地区产生显著负向传导效应，而在西部地区发挥微弱正向驱动效应；市场激励型规制下，东部地区绿色创新的正向中介效应占比极高，而西部地区未显现创新驱动效应；公众参与型规制的正向中介效应同样呈现“东部显著，西部不显著”分布特点且占比较低。不同创新水平表现异质性门槛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呈现倒“U”型影响曲线，市场激励型规制呈现“U”型影响曲线，而公众参与型规制仅在高创新水平地区发挥激励效应。据此提出具有区域差异化特征的环境政策建议，加快提升区域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区域创新绩效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基于长江经济带2006—2020年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面板门槛模型和面板分位数模型实证研究创新绩效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在区域创新网络中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度数中心性)与该城市全要素生产率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城市创新能力正向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区位异质性分析发现,度数中心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倒“U”型影响只存在于下游地区,度数中心性正向影响中游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创新能力的增强能有效提升下游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不同节点强度城市的创新能力具有非对称性,在度数中心性排名前14%的城市,创新能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强;当度数中心性低于门槛值时,其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度数中心性高于门槛值时,则会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不同分位点上创新绩效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