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不平衡的影响

基于环境规制实际强度与拐点强度距离视角解读了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不平衡的形成机理,并依据2001—2019年中国省（区、市）工业部门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实际强度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U”形关系,中国环境规制因实际强度整体较弱而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是负向的,但样本期末环境规制的实际强度已迈过拐点强度,继续严格实施环境规制有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由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强和行业结构绿色化程度较高,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拐点强度较低,其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在逐步拉大;在中国区域间环境规制政策非均衡实施的背景下,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实际强度相对于中西部地区明显较高,而环境规制拐点强度又较低,即环境规制实际强度与拐点强度的距离较大,导致东部地区原本领先于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优势进一步彰显,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不平衡问题不断加剧。     

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测度与空间差异分析——基于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的研究

文章运用2005-2009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服务业面板数据,采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对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原因、空间差异与变动趋势进行了考察,并将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整体仍表现为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全要素生产率呈现负增长,但增长速度有所放缓;服务业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明显,东部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其中西北和东北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且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对中国及各区域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时间和空间上有不同的影响.     

绿色金融能否提高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285个城市的证据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绿色金融在推动经济绿色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03—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空间面板数据，构建了三种空间权重矩阵并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绿色金融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论如下。(1)绿色金融和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2)绿色金融不仅能提升本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还能提升邻近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3)环境规制加强了绿色金融对本地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减缓了对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4)绿色金融对东部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绿色金融对Ⅰ型及以上大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大，Ⅱ型大城市次之，中等城市最小，对小城市未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出口贸易与省域TFP空间维度分析

作为衡量一国科技进步的重要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决定着一国生产率水平的先进与落后。在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如何利用开放倒逼我国技术水平的提高成为一项较为紧迫的任务。为此,我们运用面板DEA-Malmquist指数法可以测算出2002—2011年我国29个省份(含自治区、直辖市)全要素生产率,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空间面板数据模型(SPDM),实证分析出口贸易、基础设施等对我国省域全要素生产率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经研究发现,我国省域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即出口贸易、基础设施等经济活动通过影响本省TFP,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将其作用传递和迭加到邻近省域全要素生产率上,基础设施对我国省域全要素存在较为显著的负向关系,出口依存度、出口贸易及FDI对我国省域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农业保险发展对农村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分散和转移农业风险的有效机制,是保障农业稳定生产和提升农村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驱动力。本文选取2010—2016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利用Malmquist指数测算了我国农村全要素生产率,并且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对农村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全要素生产率并非随机分布,而是具有正向的空间相关性;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农业保险发展对农村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考察不同形式的空间计量模型和权重后,这一结果仍然具有稳健性。因此,提高农业保险的发展水平,加强区域间经济联系是提升农村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政策选择。     

贸易开放对我国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实证

基于2004—2019年我国省际层面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影响贸易开放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贸易开放显著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基于环境规制的双重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处于一定合理区间时，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由负向转为正向促进作用；贸易开放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以及中西部内陆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且均存在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为发挥贸易开放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应制定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推动各地区生产方式绿色化，促进绿色贸易发展。     

制造业服务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

基于中国上市制造企业数据，探讨了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在平衡环境保护和经济效益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制造业服务化的提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密切相关；中介效应分析表明，该影响可以通过提高盈利能力和创新能力来解释；异质性检验表明，国有企业在这个过程中的影响不显著，而民营和外资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在区域差异上，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服务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大于东部地区。     

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政府通过环境规制政策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这对于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全国2003—2016年261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兼有径向和非径向特点的EBM-Windows-Malmquist-Luenberger模型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进行测算，运用广义矩估计（GMM）模型和非可加性面板分位数回归（QRPD）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部的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呈现出“倒U形”的特点，且纯技术效率变动是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主要因素；（2）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并不存在正向或者负向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3）不同分位点上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即在较低的分位点上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大，较高分位点上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相对较小。     

财政支出结构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再检验

以2010—2018年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关注财政支出结构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并进一步考虑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的制度背景因素影响。研究发现：第一，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财政非农支出中生产性支出和服务性支出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应显著，职能性支出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不显著；第二，财政农业支出与财政非农支出在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上都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与溢出效应；第三，无论是以本土市场规模衡量的扩大内需战略，还是以政策实施衡量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显著促进了财政支出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应。未来应在保证稳定的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前提下，更加注重财政农业支出的结构安排，适度降低生产性支出份额，增加教育和科技等服务性支出，促进绿色农业技术人才的不断积累；同时，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利用本土市场深化扩大内需战略，并充分发挥财政支农作用，提高绿色农业供给质量。     

对外贸易 、FDI 、产业结构 、全要素生产率与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动态关系研究 ———基于非参数 M almquist 指数

采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估算我国1990-2008年29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并分析了对外贸易、FDI、产业结构、全要素生产率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发现：1991~2008年我国平均全要素生产率的累积变动率略有下降,其中东部呈上升趋势,中西部呈下降趋势;收入差距与TFP呈U型曲线;对外贸易开放程度和产业结构是引起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之一;FDI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没有显著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