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能否提高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285个城市的证据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绿色金融在推动经济绿色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03—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空间面板数据，构建了三种空间权重矩阵并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绿色金融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论如下。(1)绿色金融和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2)绿色金融不仅能提升本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还能提升邻近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3)环境规制加强了绿色金融对本地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减缓了对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4)绿色金融对东部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绿色金融对Ⅰ型及以上大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大，Ⅱ型大城市次之，中等城市最小，对小城市未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出口贸易结构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

基于超效率SBM模型和全局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度了2010—2019年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西藏自治区、港澳台地区未纳入）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探讨出口贸易结构升级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且具有空间集聚的分布形式；出口贸易结构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中，东部地区的出口贸易结构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大于中西部地区。未来优化升级出口贸易结构的关键在于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政府应制定协调有序的环境保护政策以增强环境规制力度，实现高质量的对外经济开放。     

企业进入退出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动态演化

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对象，融合BHC和MP分解法的优势，研究存续企业、进入企业和退出企业对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呈上升趋势且增速加快，这主要源于存续企业和退出企业的共同贡献，进入企业和退出企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分别呈现负向作用和正向作用，存续企业主要通过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优化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分地区考察发现，进入企业、存续企业和退出企业对不同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作用方向基本一致，但在具体贡献度上则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异质性。     

产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准自然实验

以中国2004—2018年26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非期望产出Super-SBM模型测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全国层面,建立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U"型趋势,即开发区在建立初期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开发区建立一段时间后,会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且成立之初的抑制作用主要源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在区域差异上,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对东北地区、中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     

环境同治下京津冀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绿色协同发展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题中之义.基于京津冀地区2005—2018年面板数据,采用DDF-GML指数测算了京津冀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对京津冀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时空演变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第一,京津冀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现出增长的趋势,但增幅不大,其中,绿色技术进步是京津冀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动力源泉;第二,从时间趋势看,"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京津冀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下降,但自生态环境同治政策实施以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大幅度提升;第三,从空间分布特征看,京津冀三地尤其是河北内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差异;第四,从影响因素看,研发投入与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政策对京津冀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干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新型基础设施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用机制与异质性研究

基于200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使用TOPSIS熵权法构建新型基础设施指标体系，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新型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基础设施不仅直接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且可以通过传统基础设施和民生基础设施间接驱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且传统基础设施的中介效应大于民生基础设施的中介效应；门槛效应显示新型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非线性变化特征，当新型基础设施跨过门槛值后，作用力度显著增强；新型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无论是南方地区还是北方地区，新型基础设施均对其有显著提升作用，且对北方地区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基于以上研究，文章提出应加快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积极推动传统基础设施和民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升级，在建设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区域差异性等政策建议。     

制造业集聚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

以2006—2015年中国27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全样本下制造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倒"N"型关系。考虑城市级别和城市规模后,不同类型城市的制造业集聚门槛效应存在差异。高级别城市中,随着制造业的不断聚集,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小,并最终变为负向;一般城市中,制造业集聚跨越门槛值以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利影响将明显减弱;小城市只要迈过第一个门槛值就可以发挥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环境规制、科技投入以及经济发展水平都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影响。     

贸易开放对我国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实证

基于2004—2019年我国省际层面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影响贸易开放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贸易开放显著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基于环境规制的双重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处于一定合理区间时，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由负向转为正向促进作用；贸易开放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以及中西部内陆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且均存在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为发挥贸易开放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应制定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推动各地区生产方式绿色化，促进绿色贸易发展。     

因地制宜:产业结构变迁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230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由追求高速增长转换为追求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高质量增长,产业结构升级成为推进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针对这一情境下如何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以带动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问题,以2004—2016年中国230个地级市数据为样本,重点从产业结构服务化、工业化和服务业结构高级化三个方面,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产业结构变迁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产业结构服务化并不能够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必然增长,只有产业结构服务化与服务业结构高级化同步进行才能带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2)工业化与服务业结构高级化进程都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3)产业结构变迁对不同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异质性,产业结构服务化能促进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工业化则更有利于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以上实证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仍较为稳健。基于此,各地区在推进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同时,更需要关注服务业的内部结构升级,并结合本地要素禀赋、经济基础与工业化水平等,建立更加完善的产业结构升级指标考核体系,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财政支出结构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再检验

以2010—2018年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关注财政支出结构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并进一步考虑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的制度背景因素影响。研究发现：第一，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财政非农支出中生产性支出和服务性支出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应显著，职能性支出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不显著；第二，财政农业支出与财政非农支出在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上都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与溢出效应；第三，无论是以本土市场规模衡量的扩大内需战略，还是以政策实施衡量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显著促进了财政支出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应。未来应在保证稳定的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前提下，更加注重财政农业支出的结构安排，适度降低生产性支出份额，增加教育和科技等服务性支出，促进绿色农业技术人才的不断积累；同时，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利用本土市场深化扩大内需战略，并充分发挥财政支农作用，提高绿色农业供给质量。     

产业融合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基于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的视角

为了评估产业融合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构建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测算产业融合水平，运用随机前沿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通过面板半参数空间滞后模型研究产业融合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产业融合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然而区域间的发展差距逐渐扩大，产业融合发展不均衡现象依然存在；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先下降后上升的发展态势。分解来看，规模效率贡献稳定上升，技术进步率的贡献相对较弱；产业融合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某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受到周边地区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存在非线性效应，产业融合对全要素生产率当融合水平低于0.360时呈现抑制效应，当融合水平等于或高于0.360时呈现促进效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促进效应的地区将逐渐增加。     

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政府通过环境规制政策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这对于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全国2003—2016年261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兼有径向和非径向特点的EBM-Windows-Malmquist-Luenberger模型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进行测算，运用广义矩估计（GMM）模型和非可加性面板分位数回归（QRPD）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部的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呈现出“倒U形”的特点，且纯技术效率变动是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主要因素；（2）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并不存在正向或者负向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3）不同分位点上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即在较低的分位点上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大，较高分位点上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相对较小。     

ICT投资、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技术吸收能力异质性的量化研究

本文实证研究ICT投资影响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路径,并考虑各省吸收能力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发现,ICT投资对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相比于技术效率路径,技术进步路径对于ICT投资提升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更具依赖性。因各省吸收能力异质性,ICT投资的正向影响也会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面板门限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表明,人力资本、技术差距会左右ICT投资对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伴随着高人力资本水平和低技术差距的地区发展,ICT提高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将逐步增强。     

绿色金融如何赋能制造业绿色竞争力提升

绿色金融是双碳背景下推动我国制造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动力源泉。基于中国2011-2019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探讨绿色金融对我国制造业绿色竞争力的赋能效应，得出如下结论：（1）绿色金融对制造业绿色竞争力提升具有稳健的促进作用。（2）制造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以及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绿色金融影响制造业绿色竞争力的重要作用渠道。（3）绿色金融对制造业绿色竞争力的影响存在结构异质性、区位条件异质性和融资特征异质性。结构异质性方面，在绿色金融的4个维度中，绿色证券、绿色信贷以及绿色投资对制造业绿色竞争力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绿色保险则表现为抑制作用；在制造业绿色竞争力的4个维度中，绿色金融对绿色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绿色环境保护和绿色技术创新，最后是绿色经济支撑。区位条件异质性方面，只有北方地区的绿色金融对制造业绿色竞争力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高市场化水平地区的促进效果要优于低市场化水平地区。融资特征异质性方面，高融资成本组绿色金融的促进作用优于低融资成本组；信贷相对活跃组表现为促进作用，而股权相对活跃组则表现为抑制作用。     

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重庆制造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对2000-2011年重庆市27个制造业的全要素产率进行测算,并实证检验重庆市制造业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以及研发投入、外资直接投资和产业性质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1年间,重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16.7％;重庆制造产业集聚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研发投入正向调节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关系;外商直接投资负向调节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关系;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无显著的影响.     

气候变化冲击下的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

基于微观企业生产理论框架,利用县级地理单元的气候数据以及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机制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研究气候变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气候风险显著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秦岭-淮河以北及中、东部经济地区尤甚;机制分析表明,气候风险削弱了制造业企业的盈利能力,导致企业的融资约束强化、研发投入减少,最终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析发现,制造业企业所在区县较强的金融服务能力能够显著缓解气候风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冲击。     

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及收敛性分析——基于碳汇和碳排放双重视角CSSCI

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科学合理的测度有助于精准把握农业碳减排潜力。本文基于2000—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分别从碳汇和碳排放两个角度测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进行了空间收敛性分析。结果表明:(1)考察期内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为1.1%,农业技术进步是其增长的主要动因;(2)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时空演化过程中具有差异性和阶段化特征;(3)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显著正向空间关联性,且逐渐强化,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较低地区发展速度要高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较高地区,区域差异正在减小。研究结果对于精准评判农业碳减排潜力和碳吸收能力、实现“双碳”目标具有参考意义。     

环境规制与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我国 30 个省市的实证分析简

本文以结合方向距离函数的环境绩效ML指数为基本方法,以20011011年我国30个省市环境规制及工业经济的数据为基础,测算各省市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并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各省市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比传统工业全要素生产率都要低,各省市均存在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现象;西部地区在环境约束时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幅度最大,而中部和东部地区下降幅度递减,西部地区以环境成本实现工业增长的特征最为明显;环境规制对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正的影响,但对各区域的影响程度随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降低;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等也是影响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     

民族地区金融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以乌江流域为例

通过综合指数法和考虑非期望产出的非径向距离函数,分别测算了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县域金融发展水平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并基于1999²015年数据和SysGMM估计方法,研究了民族地区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样本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总体较低,但乌江中下游民族地区优于上游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0.6%,下游地区好于上中游地区。进一步实证研究表明,民族地区金融发展的技术进步效应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技术效率改进效应还没有得到体现;不同区域有所不同,上中游地区金融发展阻碍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下游地区却相反;分时期的估计显示,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尽管差异不大,但对绿色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影响却是2007年前高于2007年后。     

数字经济、结构红利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利用2011-2019年22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数据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着重探究结构红利在其中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发挥着重要作用;数字经济会通过释放产业结构红利和人力资本结构红利来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比中西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东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更显著影响;在城市特质差异上,数字经济发展在非资源型城市、人口规模较小城市、一二三线城市和欠发达地区表现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更强的促进作用。研究结论对推动数字经济繁荣,释放经济结构红利,进而促进社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