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孔子诗论〉研究》

2001年11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其中的《孔子诗论》(以下简称《诗论》)很快在学术界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与关注。截至目前为止,学术界在简序排列、简文释读与解诂、作者作年、留白简、《诗论》与《诗序》关系、《诗论》在诗学史、经学史、哲     

《礼记》有关篇章作者及成文年代

郭店简与上博简的发现与研究使《礼记》有关篇章的研究有了较大进展,我们认为《礼记》一些有关思想方面的重要篇章成书于战国中前期的儒家七十子及后学之手,他们在战国时代社会环境的要求之下,继承与发展了孔子儒学。     

《诗论》通假字的语音现象分析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有一篇讨论《诗经》的文字,被题为《孔子诗论》。《孔子诗论》中有大量的通假字。文中对《孔子诗论》中的通假字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的分析,指出了这些通假字在声、韵、调三方面所反映出的上古汉语语音的特点;同时也指出,《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这篇讨论《诗经》的文字,在没有弄清它的真正作者之前,题为《诗论》最为确切。     

由《说苑》引《诗》和上博简《孔子诗论》再看孔子诗学

为了重新认识孔子诗学理论,将出土文献上博简《孔子诗论》与传世文献《说苑》对比分析。分析认为,《说苑》引《诗》内容与传统理解中的孔子诗学理论相和,而从上博简《孔子诗论》中可以看出,孔子对诗的解读虽然有其实用性、功利性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从诗本身的意旨出发,揭示诗的文学艺术特质和诗人自身的情感抒发。从《孔子诗论》到《说苑》引《诗》,诗的教育功能与诗的艺术功能并重发展为偏重于对诗的教育功能阐发,对《诗》解释路径的发展趋势是清晰的。     

读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

楚国在春秋时代已大量吸收中原文化 ,到了战国时代 ,楚文化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时 ,北方的儒家思想已为楚人所接受。当时儒家典籍 ,在楚国已很流行。秦统一以后 ,实行“焚书坑儒” ,但齐、楚二地 ,距秦都咸阳较远 ,秦控制力不强 ,故古代典籍及师儒多保存于齐楚二地。《汉书·儒林传》中儒生 ,多齐楚人。楚竹书《孔子诗论》的发现说明了战国时楚国儒学之盛。从《孔子诗论》看来 ,它反映了战国中期以前儒家对《诗经》的看法。这种看法虽与后来的齐、鲁、韩、毛等汉代学者有区别 ,但无可否认的是他们都多少受到《孔子诗论》等先秦儒家的影响。其中《毛诗》似与《孔子诗论》的说法最近 ,齐、鲁、韩三家可能由于用《诗》劝谏君主、藩王 ,多少要“断章取义” ,故相去较远。但《毛诗》和《三家诗》基本上都受儒家著作的影响     

《孔子诗论》所论《扬之水》蠡测

上博简《孔子诗论》有对《汤(扬)之水》的相关评论。然而《扬之水》在《诗经》中有三首,分别属《王风》、《郑风》以及《唐风》。《诗论》所论的究竟属于何篇,聚讼良多。通过仔细梳理历代学者对三篇诗作主旨的分析,并根据诗本身意旨,只有《唐风·扬之水》主旨是有关妇悡。《孔子诗论》中所提到的《扬之水》应属《唐风》。     

出土文献与古书反思——从上博简《中弓》之刑政思想说起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之《中弓》的出土,让常为人们所忽略的孔子弟子仲弓重新得到应有的关注。从上博简《中弓》入手,结合《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传世文献,对简文"赦过与罪,政之始也""刑政不缓,德教不倦"进行考察,可以看出上博简《中弓》在反映"夫子本旨"之外,还带有七十子及其后学思想的延伸,而仲弓在早期儒家刑政思想的传承中应起过关键的作用。     

楚简《诗论》作者再审视——附论《毛诗序》的作者问题

学术界对于上博简《诗论》作者有孔子说、子夏说、子羔说、孔门再传弟子所作等几种推测。经过辨析可知,《诗论》的作者不是孔子、《诗论》的作者或非孔门再传弟子、《诗论》作者不是子羔,进而得出《诗论》作者是子夏的可能性比较大。将《诗论》与子夏思想进行对比分析,发现《诗论》精准总论诗旨、以礼说诗及以政说诗的风格皆与子夏思想相符。《毛诗序》的作者应该是毛公,而不是子夏。毛公受子夏诗学影响,当属子夏一系。     

上博藏《孔子诗论》第十简“童而皆”的释读问题

学者们对上海博物馆藏《孔子诗论》第十简的释读存在许多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第十简中的“童而皆“当读为“憧而谐“,本文拟将《诗论》与《诗论》所提到的篇章结合分析来释读此简。     

上博藏《孔子诗论》第十简“童而皆”的释读问题

学者们对上海博物馆藏《孔子诗论》第十简的释读存在许多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第十简中的童而皆当读为憧而谐,本文拟将《诗论》与《诗论》所提到的篇章结合分析来释读此简。     

上博简《武王践阼》集释（下）

在最新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中,有一篇简帛文献（甲乙两本）与传世本《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内容基本相同,这是礼学文献见于战国楚简的又一案例。综汇兼采已发表的40多篇考释文章,可以形成一个较好的简文集释本。传世礼书与出土简帛的行对证研究表明：第一,至少在战国时期,周武王的铭物自戒就已是一个公认的儒家故事;第二,战国竹简的甲本和乙本,与唐代孔疏所引之郑注本、唐代传世本进行校勘,有助于厘清《大戴礼记》文本流传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但要判定这几种文本的优劣,目前尚为时过早。第三,上博七《武王践阼》篇与此前公布的上博二《民之父母》（《孔子闲居》）篇,原来可能是合编为一卷的,但在传世礼书中却分别收编到《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之中。这证明,汉代二戴在选编《礼记》时,对这些古书进行了重新整理,或“分类去重”,或“增广扩充”,才形成后世所见的两种《札记》汇编。汉人对战国礼书的“增广扩充”现象,尤其值得注意。     

上博简《武王践阼》集释（上）

在最新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中,有一篇简帛文献（甲乙两本）与传世本《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内容基本相同,这是礼学文献见于战国楚简的又一案例。综汇兼采已发表的40多篇考释文章,可以形成一个较好的简文集释本。传世礼书与出土简帛的行对证研究表明：第一,至少在战国时期,周武王的铭物自戒就已是一个公认的儒家故事;第二,战国竹简的甲本和乙本,与唐代孔疏所引之郑注本、唐代传世本进行校勘,有助于厘清《大戴礼记》文本流传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但要判定这几种文本的优劣,目前尚为时过早。第三,上博七《武王践阼》篇与此前公布的上博二《民之父母》（《孔子闲居》）篇,原来可能是合编为一卷的,但在传世礼书中却分别收编到《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之中。这证明,汉代二戴在选编《礼记》时,对这些古书进行了重新整理,或“分类去重”,或“增广扩充”,才形成后世所见的两种《礼记》汇编。汉人对战国礼书的“增广扩充”现象,尤其值得注意。     

七十子后学散文的文献依据

七十子后学散文的论题是由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所引发。七十子后学散文的文献依据,可以分三步论证:第一步是根据考古学成果,将郭店楚墓的墓葬年代确定在战国中期偏晚,上博竹简情况与郭店竹简大体相同,这也是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书写年代的下限;第二步是结合竹简内容与中国思想发展史,大致确认郭店、上博大部分儒家竹简作于孔子第一、第二、第三代弟子之手;第三步是根据郭店、上博竹简,推论大小戴《礼记》、《孝经》、《仪礼》等传世儒家文献同样作于春秋末年战国前期七十子后学之手。七十子后学散文有着坚实的文献依据。     

2011年出土儒学文献研究综述

2011年,国内学术界对出土文献,尤其是出土儒学文献的研究,仍然以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为重点;其中,关于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对于其他出土儒学文献的研究,本年亦有不少新成果问世。本文就2011年出土儒学文献研究的状况作一综述。       

2010年出土儒学文献研究综述

众所周知,作为“新材料”的出土材料,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学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儒学研究亦然。2010年所发表、所出版的出土儒学文献研究成果,仍以对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的研究为大宗,而其他出土文献研究亦陆续有新成果问世。本文以2010年为重点,对此略做综述。       

上博简《鲁邦大旱》的史实背景和思想特点新论

上博简《鲁邦大旱》记载了鲁哀公和孔子就旱灾发生的问对,整理者推断大旱发生在鲁哀公十五年,但根据《春秋》的文例,鲁哀公十五年的大雩并不能称之为大旱,事实上利用重言说理是诸子立说的一种形式,不可完全据信。从思想方面分析,简文有违于早期儒家重祭的传统,简文表现的重刑特色和现实主义品格,和春秋时期的礼治思潮不相适应,其思想非第一和第二代儒家所能有,而和《荀子》中荀子后学的著作契合之处最多,简文可能是荀子后学的作品。     

《诗经》在楚国的传播与研究

《诗经》在春秋前期已流传到楚国，许多楚国贵族通晓《诗经》，并能够在各种公共场合熟练地赋诗言志，引诗说理。近年来，新面世的战国中期的竹简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珍贵的新材料，使我们更多地了解到楚人解读《诗经》的方式及取得的重要成果。     

主体性的遮蔽与敞开--《孔子诗论》与《毛诗》论诗方式的差异

《孔子诗论》与传世文献《毛诗》共同面临着诗乐合一而以仁德为终极趋归的诗歌文本,孔子立足于文本,全力开掘诗歌的基本意蕴———带着个人的体验,使文本意蕴植根于主观体验之中,达到文本与主体情志的融合共生,这种“带着个人体验”的主体性阐释是孔子论诗方式的根本特征。《毛诗》悬置文本本义,却刻意经营诗歌对于王公大人的刺美之旨,指向政治教化,建立了文本意义的体外言说机制。不同的观照视角和感知方式导引出相异的文本意义生发之路,折射了阐释者主体性之遮蔽与敞开的倾向。     

《诗经》、《楚辞》龙凤文化审美

中国龙凤文化源远流长。在西周至战国时期产生的两部伟大诗歌总集《诗经》和《楚辞》 ,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龙凤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诗经》的龙凤多单独描写 ,《楚辞》的龙凤则多在一诗中对举描写 ,体现了南北文化融合的鲜明特征。《诗经》、《楚辞》中的龙凤意象都具比兴与象征作用 ,而《楚辞》则更多了一分南方巫文化的神秘色彩。《诗经》和《楚辞》共同奠定了中国龙凤文化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