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程序若干证据法难题及其破解——法解释学角度的思考

逮捕环节作为诉讼程序中的重要环节,同样应适用证据裁判原则。在逮捕的实体要件中,社会危险性要件虽然是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实的预测,但仍需要一定证据进行证明,证明可以采取直接证明或间接证明的方式,充分利用推论的证明作用。由于逮捕环节尚且处于证据收集阶段,且需要对社会危险性进行证明,所以不应实行"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而只需达到"相当理由"或"优势证据"的标准即可,但实践操作中应将"相当理由"或"优势证据"作为底限。在逮捕环节中,检察机关应有依职权调查取证的权力,且当对非法证据进行调查时,应允许采取较为宽泛的调查手段。     

公诉证明标准初探

我国刑事诉讼法把公诉证明标准定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诉讼法学理论界普遍认为,我国现行公诉证明标准要求过高,完全是一种理想主义;但对于如何重新确定我国公诉证明标准没有达成共识。根据提起公诉证明的自向证明和他向证明的双向性特点,公诉证明标准从两个方面来体现:自向证明检察人员首先应达到内心确信,他向证明则应该是有确实的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犯罪有很大的可能性。     

浅谈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在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证明标准重点研究如何对排除合理怀疑进行解释和运用；大陆法系国家则重点研究内心确信如何形成。我国规定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中国式的刑事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衡量事实判断确实性的不同标准，对理解和运用确实充分的证据标准具有辅助、补充的作用。     

准司法审查模式下的逮捕必要性及其证明——从人权保障理念和正当程序原则出发

由于逮捕强制措施特殊的人身强制性以及犯罪追诉过程中侦查权可能的过分扩张,基于比例性原则,《刑事诉讼法》修订前后,关于逮捕适用中的必要性问题始终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刑事诉讼法》修订后,由于逮捕必要性的内涵、社会危险性和逮捕必要性的关系未予明确,给司法实践带来不少疑难。加之,法律修改前后,虽然有学者提出"司法审查"或"准司法审查"模式,但其中缺乏对逮捕必要性的证明对象、证明标准等的讨论。以《刑事诉讼法》规定为基础,明确社会危险性是逮捕必要性的逻辑前提,逮捕必要性是社会危险性的价值考量,是逮捕适用中不可或缺的要件。逮捕必要性的认定过程,应当通过论证式的模式(证明)进行。以此为进路,逮捕必要性的具体证明应该在移送程序、审核程序、决定程序上加以规范,以期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准司法审查模式"。     

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既是指承担控诉责任的检察官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需要达到的法律所要求的程度,也是指法官根据既有的法律规范和证据对案件事实作出准确判断时所需的标准。客观真实只能作为一个理想证明标准,而不能作为具有规范意义的和可操作性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和我国刑事诉讼证明实际,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可以设定为两种:“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一般标准和“证据确实、充分”的特殊标准。     

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证据法是诉讼法的核心。在正当程序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我国证据法典的制定已刻不容缓。证明标准的确立,是制定证据法典所不可回避的首要问题。本文对中国和西方现行的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进行了对比分析,提出了判断证明标准良莠的科学依据。     

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证据法是诉讼法的核心.在正当程序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我国证据法典的制定已刻不容缓.证明标准的确立,是制定证据法典所不可回避的首要问题.本文对中国和西方现行的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进行了对比分析,提出了判断证明标准良莠的科学依据.     

逮捕证据标准问题研究

侦查是刑事诉讼中一个重要而独立的诉讼阶段.侦检机关对逮捕证据标准应该统一认识.逮捕证据标准是侦检机关根据法律的规定,对拟采取逮捕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需要逮捕而提出的证明自己的主张所要求收集到的证据体系和标准.逮捕证据标准分为抽象标准和具体标准,提请逮捕和批捕时要按照这些标准对证据进行审查,从而确保正确地采取逮捕强制措施.     

审查逮捕工作的现状及改进

检察机关降低逮捕率已初见成效,但捕后案件中未获徒刑判决的仍占较高比例。客观来看,逮捕质量不高的案件是由于把关不严、法律法规及证据发生变化以及认识分歧等多种因素造成的,但检察机关审查逮捕标准的偏离、追诉犯罪对保障权利的挤压、证据审查模式的陈旧以及逮捕替代补充措施的缺位也是不争的事实。检察机关要严格遵循逮捕法定条件、更新工作理念、完善配套措施,进一步提高审查逮捕工作水平。     

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重构

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和灵魂。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存在多种观点,其中法律真实不能成为一种证明标准。我国民事诉讼应采用优势证据证明标准,并且根据不同的情况适用不同的标准,以重构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一方对待证事实进行证明所要达到的真实程度,它有客观层面和主观层面之分。与英美法中的"排除合理怀疑"和大陆法中的"内心确信无疑"不同,中国法确立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我国刑事诉讼法近年来对这一证明标准作出了较为精细的解释,并将英美法中的"排除合理怀疑"引入到这一证明标准中来。对普通案件以及死刑案件中所要适用的证明标准作出适当的解读,是证据法学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     

论正当防卫证明标准的确立——以阶层犯罪论为视角

正当防卫的证明标准是关系到正当防卫事由在司法证明中能否被认定成立的关键问题,而传统刑事诉讼中“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且“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已然不能够笼统指导正当防卫证明标准的确立。该问题的解决应当以阶层犯罪论体系为理论基础,寻求正当防卫区别于构成要件该当性证明标准的独立定位,并且结合正当防卫的证明责任以及证明对象来完成正当防卫证明标准的确立。首先,由被告方负担正当防卫事由的初步举证责任,而这里的证明标准只需达到具有合理怀疑,并形成“争点”的程度即可;其次,此后举证责任转移给控诉方,其负责举证排除正当防卫事由的存在,该证明标准与指控犯罪事实成立的证明标准相同,都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最后,与控诉方排除正当防卫事由证明步骤同时进行的也有被告方继续举证证明正当防卫成立的活动,而正当防卫最终成立的证明标准则是高度盖然性标准。     

浅议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民事诉讼就是运用证据证明的过程 ,而证明标准则是衡量证明是否达到了法律所规定的要求 ,因此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国目前有关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的规定有值得商榷之处。本文拟在介绍国外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和解析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基础上重构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非法证据排除证明机制研究——以审判中心主义为视角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证明机制运行的程序环境存在程序空间封闭、程序结构压制、程序结果草率等问题,动议主体的无效性、裁判主体的偏向性、证明责任主体的不当性是排除非法证据的相关主体方面存在的问题,非法证据排除证明标准在证据范围、证明要求、衡量尺度、证明方法等方面存在问题;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主张为非法证据排除证明机制的改革提供了诉讼法理依据;以此为基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证明机制需要从程序、主体、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和证明方法几方面进行改革,侦查、审查起诉阶段需要建立以审判职能为中心的审查机制,辩护方的证明责任需要进一步降低,证明标准需要进一步细化,证明方法需要进一步体现法治理念.     

诱惑侦查获得证据证明能力之探讨

诱惑侦查是侦破犯罪、收集证据的行之有效的手段,但却面临着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的两难选择。为了最大限度地限制诱惑侦查的负面影响,有必要对诱惑侦查所取得证据证明能力进行规制。通过对诱惑侦查所获得证据采信规则的剖析,有必要对诱惑侦查获得证据的适法性要件进行考究,从而确立诱惑侦查所取得证据采信的合法性标准。     

美国合理根据证明标准及对我国证据法的启示

合理根据标准作为美国证据法证明标准体系中的一级,有其具体含义和特殊地位。它是裁判者以普通人的标准在一定信息量基础上形成的主观判断,主要适用于与侦查有关的搜查、扣押与逮捕程序。其对于刑事程序的意义在于,它一方面防止国家权力的行使对个人自由与隐私权随意侵扰、干涉,另一方面通过规定比排除合理怀疑较为宽松的证明标准为执法者的行动提供了有效的活动余地,能够平衡国家权力的运用与公民私权利的保护。考察该标准在美国的适用,对中国刑事程序和证明标准的研究有一定启示。     

试论证明妨碍之构成

证明妨碍制度的科学设计对于完善民事证据制度有着重要意义,而立法和学理上关于证明妨碍构成要件的认识多有不一,因而有必要进行探讨以作明辨。在确立证明妨碍的构成要件时,应当从此项制度的设立目的出发,区分不同情况并谨慎操作,不能一概而论。     

民事证明责任分配体系刍论

本文以规范论为理论基础,辅以修正规范理论、盖然性理论、危险领域理论、危险提升理论、多样原则理论、利益衡量理论等,依托我国内地法律规范,初步构建了我国内地的民事证明责任分配体系,认为证明责任分配体系应包括一般原则和特殊规则。证明责任分配一般原则根据当事人主张的不同,令其分别承担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形成要件事实、权利障碍要件事实和权利消灭要件事实的证明;证明责任分配特殊规则则从证明责任转换和证据评价领域特殊规则两个方面对证明责任分配一般规则进行了修正和变更,以缓和一般原则的僵硬,降低当事人的证明难度。      

不批准逮捕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过程中,在对逮捕之法律规定的三个条件的把握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如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条件执行得较严格,而对“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要件则往往忽略,对“有逮捕必要”之审查方面。也出现很大的随意性。因此,应通过取消公安机关撤回案件行为、统一不批准逮捕审查标准、扩大不批准逮捕制度的适用范围、完善不批准逮捕的救济途径等举措对现行的不批准逮捕制度予以立法完善。     

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之证明

辩护人妨害作证罪的认定多是依靠作为＂受害人＂的控方收集的言词性证据。辩护人妨害作证罪的证明需要保护被告人的质证权,控方证人需要出庭作证,警察需要出庭作证。辩护律师的真实义务标准相对较低,对证据的认识不同于司法机关。辩护人妨害作证的判断应该以律师执业标准为准绳,律师向被告人披露相关证据不构成妨害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