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从里维耶拉到马里安巴

“出走”是一种生命现象，也是作家们乐于表现的主题。茨威格看到了人渴望摆脱平庸、让生命放射出光彩的内在动因，让亨丽哀太太“出走”了一回，但他尚未承认人类“出走”的正当性。葛利叶也专门表现过出走，他是把“出走”作为一种生命现象来思考的，并认为“出走”根源于人的生命冲动和人性意识。在茨威格和葛利叶笔下，出走之地均是旅馆，这暗示着：既有的存在不是家，而家在别处，也许就在“出走”本身     

试论蒋孔阳美学思想的人本性

世界的存在源于人的创造 ,正是这种创造把主体和客体联系起来。艺术就是创造 ,而美则是完满的创造 ,是人的生命与环境的契合。蒋孔阳的美学思想以劳动实践为基础 ,从人的本质创造来构建人本主义美学体系。“创造论美学”、“当代形态中人的美学”、“以美育培养更富有人性的人”是他人本主义美学的鲜明特征     

胡适的助与不助

说到胡适先生，很容易让人想起一句话——“我的朋友胡适之”。这话给人的感觉是，似乎谁都和胡适沾点亲，带点故。不过，胡适的心是温和的，他的世界是平和的，他可以和各色各样的人交谈、来往，这都是无须争议的。     

当代意大利维柯研究状况

(一) 1725年,维柯在致贝尔纳多·马里亚·贾科神父的信中,对他新近出版的《新科学》所遭受到的冷遇,深表失望。维柯这篇雄辩的富于《圣经》隐喻的书信体散文,是对18世纪文化提出的一篇激烈的诉状。他把那不勒斯说成是荒场,这是一个典型地据《圣经》作的形象比喻,因为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的杰作。维柯把《新科学》的失败归咎于据说源于法国的“腐败的文学风     

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和他的文艺理论

毛泽东说:“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在毛泽东的字典里,没有“难”字。“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他在年青时代就开始作诗。他的第一首诗:五言古体诗是在1915年为悼念同学易昌陶而写的。如果说,这是他攀登诗峰的起步,那么到了1923年,他写《贺新郎》时,已达到了高峰。当代诗词评论家都把这首词称为千无古人的“绝唱”,足可见诗词造诣之深了。理论源于实践,认识开始于经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作讲话以前,据现在掌     

平等的危险

托马斯·杰斐逊在33岁时写道:“人人生而平等”。当时他和他同时代的人都不是照字面来理解这句话的。他们没有把“人”——或者如我们今天常讲的那样,“个人”——在体质、情感、技能和智力     

王伟中艺术初论——孤独的王者

作为一个精神和气质上的孤独的王者,王伟中的“现代性”已与斗争和口号无关.他的沉默,把他的天才关闭在俗艳的人群之外.鞋子一样行走的灵魂表达了对人世诸种精神的震惊.被鲜花和微笑所牵引的人们,被天空压得低低的人们难以感受一个旁观者从中收受的感伤.当表现的“现代性”已象他的经历一样令人震颤和自然时,那一浪一浪的理论和潮流便在他的耳鼓之外成为噪音.他不是一个能被“传统”或“后现代”等名词分割的人.80年代在大陆兴起的各种绘画思潮.对于他似乎是发生在天宇之外的事.他的画品的独异性,是在他的行走中实现的.而行走的动力源于他的童年,那时并不浪漫的现实的感伤象煤油灯光,覆盖着他的天与地.家庭社会地位的一落千丈.受难的打击.他的敏感便在此中成形,并构成人及画的独异性的最初因素.当他行走在黄河沿岸,他看到的不是这条河的历史,而是他自己的历史,人的历     

想

一个人的改变,源于自我的进取,而不是等待天赐良机。杰克被楼下传来的喇叭声惊醒。“该死的东西!”他愤怒地骂道。杰克对自己现在居住的环境简直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了。每天早上不到七点半,汽车的喇叭声,楼道里的脚步声,小孩子的喊叫声,总会把他的美梦打     

卢曼“复杂性理论”辩证——兼论其信任观之内涵

卢曼基于信任而化解社会复杂性的论述具有科学主义特点,即他虽认识到社会存在的复杂性并提出通过建立“信任系统”来化解复杂性并简化社会生活,但他没有认识到社会的复杂性正是源于人自身的复杂性,因此他试图超越人自身而在纯理论的层面建构“系统化”的信任连续体——从“人格信任、系统信任到信任的信任”就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样他之“信任理论”就得之于思辩的精深却失之于具体社会生活的无关性,总之是因为他没有认识到社会生活过程的辩证存在与“复杂性”自身与人之间的辨证关系。这也从另一个层面说明在现代社会中对“技术理性”的坚持必须与对“人文理性”的坚守相统一,顽固坚持“技术理性”就会再次陷入“理性崇拜”的老路上。     

清学史：王韬与天下一道论

王韬，历来被中国近代思想史视为“早期改良派”人物，但他还是不是一个文化史人物，学术史人物呢？如果我们把研究机焦转到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领域，看他在“西经中译”，“中经西译”活动中的贡献，以及这方面活动给他思想带来的影响，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肯定的。本文从王韬的生平、著作的根据出发，结合对他的生活环境的考究，指出：王韬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学术史上的地位，是他较早地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大同理想”，而这种理想策源于十九世纪欧美乐观精神的“世界主义”。     

萨特论自由与处境的吊诡性

在讨论“人如何必须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一问题时,传统有关决定论和自由意志的讨论都忽略了行动者与处境的关系,本文试图从萨特的思想出发对这一问题提供一种解答。萨特认为,人的行动虽受“现实性”的制约,但人仍是绝对自由的,因他能通过赋予现实性以意义而把它塑造为具体的处境,并在这一处境中作出他的选择,承担他的责任。因此,自由与处境虽存在着矛盾,但自由仍有着优先的地位。     

浅谈霍桑的超验主义

霍桑因其在作品中对超验主义的独特实践而卓立于 19世纪以爱默生为首的其它超验主义艺术家中。他本着对人性的深切关注 ,力求从新的角度来探讨人性中的“罪恶” ;他将“罪恶”这一主题与超验主义的三个信条 (即自助、报偿和循环 )相结合 ,不但赋予了超验主义新的内涵 ,而且革命性地重新诠释了有关人性的“罪恶”的问题。他指出人本性中的“罪恶”会使人堕落 ,但这源于人本性的“罪恶”却有可能成为人重返“伊甸园”的阶梯 ,因为富有“自助”精神的强者会在“罪恶”所造成的逆境中挣扎求存 ,从而有机会获得道德上的新生和灵魂的净化、升华 ,来完成一个全新意义上的“循环”。     

视角偏向与理性“自我”——卡列宁形象的符号学解读

《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卡列宁经常被低评,这与小说叙述中较多地以安娜为中心有直接的关系.卡列宁的自我是高度理性的“自我”,他用社会和文化来定位自己,这使他显得机械呆板,缺乏情趣,但也使他成为一个有抱负和有作为的社会人.他对安娜的爱是一种转喻式的爱,他爱安娜及安娜周围的人,虽缺乏激情却平和长久.安娜的出走,使卡列宁携带上“被妻子抛弃的丈夫”这一摆脱不掉的伴随文本,给他带来极大的屈辱.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故意施以报复,而是选择了宗教逃避.卡列宁不是安娜悲剧的制造者,而是一个善良的婚姻牺牲品.     

枫香树下的鼓手

大约在十一二年前，我曾编发过启军的散文，因为很喜欢他在不带感情色彩的叙述语言中透出的那种淡泊平和。不料他收到刊物后，来信说我把他的姓搞错了，他姓“向”，而不是姓“何”。我很惊讶，把他的原稿翻出来，让好几位同事辨认，他们都说那就是个“何”字。可见他的书写实在是太有“特点”了。以后又陆陆续续收到他的来稿，欣喜于他的长进，便给他编了一个小辑，并写了编者按，题目是句大白话：《湘西有个向启军》。也不知道这个小辑于他是否有些鼓励？虽然后来我不再编散文稿了，却时不时他还能读到他的作品，觉得他的文笔愈发地从容、…     

杨洁篪:从学徒工到外交官

他的任命,让更多的中国人认识了一个生僻字。他的海归背景与布什家族的特别因缘,令人瞩目。他流畅的英语、儒雅的风度,谦和而稳健的行事风格,让人感到平和亲近。他,就是新中国第10任外交部部长杨洁篪。     

关于物的价值和人的价值

关于价值这一概念的产生,马克思说过这样一段话：“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在我国哲学界,人们关于价值的本质阐述,大多源于此。笔者以为,对此如果只做机械的理解,必然导致价值的效用化,使人成为为需要而需要的存在,同时也必然导致把价值物化,把人这一主体沉沦为客体。一、物的效用在人的价值肯定下才成为价值价值效用化,必然遇到这样的话难：“既然阳光、空气、水等对人的有用性可称为“价值”,为什么对动物的有用性就不能称为“价值”？其实,价值物已不再是自然物,用马克思的话…     

拜金时代的幸福生活

2007年的3月，值得狠狠地纪念一把。若干年后，我会满怀豪情地追忆：“那年的阳春三月，我奋不顾身地成了中国股市的第5代股民。” 炒股这事，功过都归结于一个老同学。大年三十大半夜收到他的贺新春短信，上班后就连了QQ。他仅用几天时间就把七八张大嘴都说不动的我给说进了股市。这源于我对他的信任，想当年，他可以边念书边经营一个音像店，经济头脑让人羡慕不已。     

论海子的“大诗”理想及其幻灭

海子创作后期致力于长诗写作，他把融合“中国行动”的“大诗”作为自己的诗歌理想。这一方面源于他试图以博大的精神追求来超越世俗生活，另一方面则因为他渴望超越中庸儒雅的民族文学精神和文学气质。但由于生命体验的缺乏及与现实之间的疏离，他的“大诗”理想最终幻灭。     

“童话”词源考──中日儿童文学早年关系侧证

最早指出“童话”一词源于日语的是周作人，这种看法后来既有人支持，也有人怀疑甚至否定。对此，本文作者查阅了大量资料，认为日语“童话”在出版物上的出现要早于汉语“童话”近一百年，如果再把当时中日两国之间大的历史条件和文化交流背景纳入视野，“童话”源于日语则是可信的。考证“童话”一词是否源于日语，与语言学上的意义相比，更具重要的儿童文学史的意义。因为“童话”一词源于日语这一事实，典型地说明了中国儿童文学在诞生期里的受动性格。     

“人与鬼的纠葛和交融”——五四新文化倡导中鲁迅对民间宗教的双重体验

鲁迅作品呈现着“人与鬼的纠葛和交融”,基于败落家族后系子孙承受的“鬼”的梦魇的切身体验,鲁迅对“人鬼纠葛”的社会中人生悲剧的展示极其深入,显示出《新青年》同人倡导思想启蒙之不足;鲁迅作品同时又存在着一个“人鬼交融”的世界,这与他对“道教”与“道士思想”的区分相一致,根源于他早期思想中对民间宗教的肯定和追寻,是他审视和批判人鬼纠葛的社会根基之一,同时,又是在补救“五四”新文化倡导之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