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

中国封建时代的古籍目录,不仅记录了历代典籍的存亡,其类目设置、大序小序及书目提要的内容,都与中国古代学术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本文从分析古籍目录类目变化、大序小序学术源流变迁、提要目录的时代特点等方面入手,揭示古籍目录与古代学术的联系,从而说明古籍目录是古代学术的组成部分,其价值、功用于研究中国古代学术不容忽视。     

古籍目录经部学术源流及其经学影响

古籍目录经部发展变化与历代学术发展关系密切,经部目录在从图书六分法向四分法的历史流变中逐步发展成熟,确定了经学类目基本类型,反映了经学发展状况,凸显出其发展轨迹。但不管其类目如何增减聚散,其处于古籍目录首位的独尊地位始终没有改变,反映出经学在古代学术中统治地位的稳定性。同时经部目录的大、小序以及提要也反映了古代经学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趋势,其功能和价值在研究古代经学中是不容忽视的。     

古籍目录史部学术源流与古代史学嬗变的历史路向

中国古籍目录经历了从六分法到四分法的历史发展过程,其间代表中国古代史学典籍的史部目录出现了分化演进的轨迹,从目录中的附庸地位到独立成类,凸显出古代史学从自发、被束缚的状态向自觉、独立发展的历史嬗变历程。这种发展变化不仅在古籍目录史部的类目中得以体现,而且在其大序小序以及提要目录中逐步走向了细密与深化。     

古籍目录集部源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思想走向

中国古籍目录经历了从六分法到四分法的历史发展过程,代表中国古代文学典籍的集部目录也出现了分化演进的轨迹:从诗赋略—文翰志—文集录—集,凸显出古典文学从自发、被束缚的状态向自觉、独立发展的历史嬗变历程。这种反映古典文学学术理念的发展不仅在古籍目录集部的类目中体现出来,而且在其大、小序以及提要中逐步得到细密与深化。     

中国古代私家目录学术成就

中国古代私家目录从产生到发展直至兴盛,对中国古代目录学作出了不可或缺的探索与贡献。他们或从目录分类的体系入手,或从目录学理论上总结,或从目录的内容着眼,不一而足,都为我国古代目录学的发展增添了能动力。中国古代目录学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除官修目录和史志目录外,也与私家目录的学术成就密不可分。     

学人海外访回古籍目录总汇

中国学人海外访书的风尚,是中国现代学术创建过程中文献积累和加固本国文化基础的一项重要举措。百余年来,中国学人在异国他乡忍辱负重、锲而不舍,对流失古籍做了大量编目工作,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成果,海峡两岸均有若干种,许多成为有国际影响的精品,这些古籍目录在中国学术研究与古籍整理保护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中礼类文献目录之比较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书目,对后代的书籍分类和学术流别的考察具有深远的影响。《隋书·经籍志》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四部分类目录,是继《汉书·艺文志》以后的第二部重要的古代综合性图书分类史志目录,它对我国古代目录学影响深远,对古籍考证、辨伪意义重大。本文从礼类文献目录这一角度,对《汉志》与《隋志》试作一个比较,从中看出二者的变化,以及历代统治者对礼教的重视。     

中国古代契约之存在基础及作用

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今社会,身份关系及契约关系都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两个重点.对于古代中国,身份关系一直是由儒家的“礼”所调整,鉴于儒学的发达与较高的传承度,我们今天很容易就能从大量的古籍与相关学术文献中了解古代中国身份关系的全貌,但对于古代契约关系我们却鲜有系统地了解.以中国古代契约之存在基础为出发点,从社会思想、制度保障及立约手段三个层面来认识中国古代契约活动,揭示“诚信”、古代民事法律和立约保障方式三者在中国古代契约存在和发展中的作用.     

古籍电子化与中国古代文史研究--以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原文及全文检索版为中心

古籍电子化对中国古代文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已出现了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原文及全文检索版等多家古籍电子化工程及数据库 ,涉及了中国大陆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多家专业网站 ,中国大陆的全文检索版《四库全书》和《四部丛刊》乃是当今世界中国古籍电子化的制高点 ,代表了古籍电子化发展的正确方向。     

孔子与中国古代的目录学

目录学,就是整理和研究书籍的目录分类,从而考镜学术流派及其产生和发展过程的学问.这种学问在中国古代起源很早.中国古代产生的经典文献浩如烟海,这给求学问津的人们提出了一个怎样读书学习和怎样寻找研究学问门径的问题,这就是怎样去选择读书的问题,这就是目录学要解决的问题.     

脱中入西,面向世界——谈中国近代书院教育发展变迁的意义

为了深入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变迁的意义,就必须完整地了解剧变(鸦片战争)前的书院发展及清廷政策与教育内涵。清廷藉由禁设书院和转化书院等手段,使书院丧失了成立的精神而趋于官学化,这也导致了书院教育的覆亡。而民办书院对书院精神的提倡,是保存和发扬书院教育的最好的方式,也对与世界教育的接轨产生了良性的互动。     

古代广西书院教学文化和谐精神初探——兼论新世纪加强桂林文教建设的思考

书院是我国古代特有的教育形式和文化载体.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和谐独特的文化精神.广西古代书院在教学方面的和谐精神体现在:教学与学术研究和谐结合,允许不同学派进行会讲、开展争辩,道德修养与学问和谐并进,多采用问难论辩式,师生关系和谐融洽.古代广西书院的和谐精神对加强新世纪桂林文教事业的建设仍有启发意义.     

韩国书院的历史与书院志的编纂

中韩两国书院的发展历史与文化功能有很大的差异,受其影响,两国书院志的编写体例也不一样。韩国书院志的编纂始于16世纪中期的《竹溪志》的编纂。《竹溪志》的体例是以与书院有关的记录为中心的。而17世纪的《西岳志》和《庐江志》逐渐趋向于以人物为中心。18、19世纪的书院志则主要收录了许多为祭享人物辩护的内容。     

"东亚书院与儒学国际研讨会"会议综述

"东亚书院与儒学国际研讨会"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成功举办。这次会议以多学科、多视角、新方法研究为特点,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围绕书院本身、书院与儒学的关系、韩国书院研究三个主要方面展开学术交流。对韩国书院的研究是这次会议的亮点,而对中外书院的比较研究将成为以后书院研究努力的方向。     

流坑董氏家族书院考略

书院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教育组织模式。流坑董氏家族书院始创于北宋大中祥符年间,鼎盛于两宋,衰落于元代,复兴于明清。千余年间,流坑先后创办了名为书院、书屋、精舍等各类学校40余所,培养出文武状元各1名、进士34名、举人200多名。流坑董氏家族书院教育的发展,主要特点有三:一是教育目标的两重性;二是教育经费来源多样性;三是师资来源的家族性。     

明代抚州书院述略

明代是抚州书院发展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先后兴办书院40余所。它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即洪武至天顺年间的沉寂期,成化至万历年间的恢复和繁盛期,天启至崇祯年间的萧条期。明代抚州书院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抚州文化的发展、教育的昌盛和学术的繁荣。     

南宋书院与祠官关系的文化考察

南宋祠官寄居书院讲学或兼任书院山长,是宋代士大夫文化值得关注的现象。祠官寄居书院讲学兼任书院山长,透露出书院私学精神与官学制度的结合与矛盾,也反映了南宋士大夫在政治之外对经世之志和生命意义的另一种实践与诠释。     

布依族古籍文献的分布研究

布依族古籍文献指以文字(方块布依字)为载体,抄写或印刷成书的典籍文献。布依族古籍文献藏量丰富,分布广泛。文章在布依族古籍文献的区域分布、馆藏分布、编目分布、出版分布和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分布和代表性区域藏量统计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归纳梳理出布依族古籍文献的分布与布依族人口分布、布依族语言使用和发展、布依族民间信仰、布依族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基本一致四个方面的分布规律。     

古代抚州书院发展探析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重要的教育机构，它肇始于唐代。抚州创建最早的书院可追溯到唐天祜年间创建的湖山书院。自唐代至清末，抚州先后创建各类书院近160所，这其中不乏全国著名书院。古代抚州书院建设不仅起步早，而且呈现出数量多、分布广、名师多、影响大、成效高的特点。古代抚州书院的发展一直位居江西省乃至全国的前列，它为古代抚州的教育与人才培养和我国的教育和人才培养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也为抚州深厚的文化底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