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处分被追诉人财产的权利告知制度完善

在权利与权力冲突激烈的刑事诉讼场域,强制处分被追诉人财产实行权利告知,是司法民主和正义的底线.只有间接而没有直接的法律明文权利告知规定,是我国立法关于强制处分被追诉人财产的权利告知制度设定之最大不足.完善被追诉人权利告知制度,是程序正义和"人性恶"预设等理论以及财产权保障的必然要求.明确规定告知内容、告知时间、告知方式、不告知的法律后果以及对告知权之救济,是我国强制处分被追诉人财产的权利告知制度完善之必然路径.     

侦查阶段初期的获得律师帮助权——基于欧洲人权法院判例的研究

在侦查初期获得专业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被公认为具有保障被追诉者诉讼权利的良好效果.欧洲人权法院在《欧洲人权公约》条文规定的基础上,通过判例创造并发展出一整套关于侦查初期被追诉者获得律师帮助的规则体系,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鉴于侦查阶段在刑事程序中的特殊重要作用,被追诉者应自第一次被讯问或被剥夺人身自由时起获得律师的帮助;在特定情况下,侦查当局可基于"迫不得已的理由"限制被追诉者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限制的正当性应根据个案情况予以考量;而且就程序整体而言,该限制不得损害公正审判之公约目的.欧洲人权法院判例法确立的标准具有综合性,重视权利的实质有效性,同时兼顾不同国内法的规定.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我国应借鉴其先进经验,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细化和落实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法律规定.     

论占有制度的法律价值——兼论《物权法》中占有制度的完善

作为一项重要的物权制度,占有的法律价值主要体现在秩序价值、公平价值和效率价值三个方面。从价值的角度来看,我国《物权法》中关于占有的规定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在明确占有权利、确立公示公信、补充权利推定三个方面加以完善。     

物权法中涉及的间接占有功能论要

我国物权法中未规定间接占有制度,但间接占有在理论上有重要意义.针对占有所享有的三大功能即保护功能、物权移转功能和公示功能进行逐一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间接占有与直接占有一样承担着保护功能和物权移转功能.但基于间接占有之特殊性,其不具有物权公示作用.占有推定之所以可以成立是以间接占有的物权移转功能为基础的.     

我国侦查实验制度完善研究

我国侦查实验制度存在启动主体有限并有自我授权的嫌疑,实施的禁止性条件主观化,被追诉人权利保障缺位等问题.其症结为侦查实验的规制方式尚处徘徊阶段,未明确以证据或直接以程序设置对其进行规制,对制度属性认识不清,忽视"以审判为中心"的法律机理.因此,在保证现有制度稳定性的前提下,应明确并扩大实施主体,改变禁止性条件,允许相关诉讼参与人参与侦查实验过程以保障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细化对侦查实验结果的审查并完善判断标准等,从而不断完善侦查实验制度.     

被追诉人权利保护体系的位阶性研究

被追诉人权利保护体系由被追诉人诉讼权利的宪法保障、诉权保障和程序性辩护权保障这高、中、低三个位阶的内容组成。这三个位阶的保障措施和制度相互联系。其中,诉讼权利的宪法规定是法理依据,刑事诉权是权利依据,最终围绕程序性辩护展开。诉讼权利的宪法保障一方面要求基本权利入宪,另一方面要求基本权利具有可诉性。通过行使程序性诉权,被追诉人一方面可以主张自己的权利,另一方面,则可以通过提起司法审查之诉,使程序性违法行为被宣告无效。而程序性辩护则通过显著加强辩护权在审前阶段的力量强化被追诉人权利的保护。     

职务犯罪中录音录像功能之重新定位 ——以"两法"有效衔接为视角

职务犯罪中录音录像制度具有规范调查行为、证明调查行为合法性及防止冤假错案多重价值,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对录音录像制度的规定限制了其功能发挥."留存备查"及将检察机关调取监察录音录像理由限于证据合法性的规定不利于发挥录音录像之事实证明功能;同进立法并未明确被追诉人是否享有申请调取权及监察机关拒绝调取的程序制裁后果,导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难以有效落实.因此首先应肯定职务犯罪中录音录像制度具备的多重功能:以规范调查活动、保障被追诉者供述自愿性为主,以事实证明为辅.在此基础上,完善司法机关调取监察录音录像制度,构建录音录像资料差异化移送制度.此外应赋予被追诉人申请调取录音录像之权利,完善被追诉人申请救济之方式,保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实施,以实现"两法"有效衔接之目的.     

对《物权法》未规定盗赃物善意取得的反思

在我国,以盗窃或其他方式取得赃物的案件时有发生.当盗赃物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商品交易流通领域后,许多与案件无关的第三人在不知道并且事实上通常很难知道其来源的情况下购买或接受该物品.在此情况下,只要赃物仍然存在,是无限制地追缴,还是合理地保护善意受让人的利益?我国新制定的<物权法>对此并未做出明确规定,这实属一大缺漏.因此,有必要对盗赃物之善意取得制度做出明确规定,以保护权利人的权利和市场的交易安全.     

刑事及时审判权论要

及时审判既是国家专门机关的职责 ,也应是刑事被追诉人的一项重要权利。确立被追诉人及时审判权有着深刻的法理和道德基础。该权利在我国的实现 ,需要诉讼法理念由惩罚犯罪为主转换到保障人权为主。对及时审判权与诉讼公正和效率价值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并从制度上对其实现提出了建议。     

剥夺还是赋予:刑事被迫诉人诉权研究

诉权是提起诉讼的权利,其实质是司法保护请求权.在权利易受权力侵害的刑事诉讼中,赋予被追诉人享有诉权有正当性基础.在我国,刑事被追诉人面对自己权利遭受国家权力不法侵害却不能直接以行使诉权方式请求法院救济,这不论是对权利保护还是对防范权力滥用都极为不利.为此,有必要赋予被追诉人享有诉权,这对于我国法治建设有重要意义.     

论赃物善意取得制度的构建

善意取得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但是我国物权法却没有规定赃物能否构成善意取得。赃物有限制地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是世界多数国家的做法，能实现较好的社会效果和交易成本的可控与节约。     

论刑事司法沉默权

沉默权是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的一项重要权利,被追诉人可以对追诉人的讯问保持沉默而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西方大多数国家在刑事诉讼中采取了沉默权制度。我国应借鉴国外的经验,加强立法确立沉默权制度,以完善我国刑事司法制度。     

认罪认罚案件中被追诉人自愿性: 认定标准与程序保障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基于有效程序分流机制将我国刑事案件划分为认罪认罚的案件和不认罪认罚的案件,由此,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自愿性是实现保障人权和程序正义之关键所在.在探讨认罪认罚案件自愿性实现的制度背景的基础上,观察认罪认罚案件自愿性最新的实践情况从而再次对自愿性进行厘定,从而得出在诉讼程序中保障被追诉人自愿性的实现方式:以不降低证明标准为前提,全面落实被追诉人的知情权、充分保障有效辩护全覆盖、践行全方位的科学监督和认罪认罚的反悔权.     

论盗赃物的善意取得

善意取得是物权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本文围绕盗赃物能否适用善意取得及如何适用等问题展开论述和分析，并参考各国立法规定，寻求盗赃物适用善意取得的基点，以期对构建一个适合我国市场经济要求的善意取得制度有所裨益。     

试论占有人对占有物的使用收益权

占有人对占有物的使用收益权是占有人最基本的权利.我国<物权法>对此虽有规定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规定有较大差异.在借鉴各国和地区的占有制度的立法和司法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现行占有制度中的占有人对占有物的使用收益权的规定进行比较细致的分析和探讨,有助于相关问题的认知与完善.     

论我国被迫诉人宪法权利的保障

在刑事司法领域中，被追诉人处于社会弱势群体之中，仅仅依靠刑事诉讼法及相关部门法予以规定和保护，是不足以使其具备防范国家司法权力不当侵害的能力。我国只有将被追诉人的重要诉讼权利上升为宪法最高位阶的人权保护，并建立相应的侵权救济机制，才能从根本上保证被追诉人真正享有诉讼权利，刑事诉讼的法治化才会实现。     

认罪认罚案件中被追诉人反悔问题分析

认罪认罚案件中被追诉人的反悔问题既关乎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实体的公正性,亦影响诉讼程序的开展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推行,其重要性不容忽视。尽管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对于反悔问题的规定较为粗疏,但不可否认认罪认罚案件中的反悔是被追诉人当然享有的一项法定权利。当然,仅仅承认反悔权的存在并不足以实现对于被追诉人的全面保护,还应通过明确审查起诉阶段、一审审判阶段和一审判决后阶段的程序安排确保被追诉人反悔后能够获得公正的对待。同时,为了防止被追诉人对于反悔权的滥用,应建立相应的约束机制以合理规范反悔权的行使,基于被追诉人相较办案机关处于弱势地位的考量,在审查起诉阶段和一审审判阶段不宜作过多限制,以实现反悔权行使的高度自由,关注重点应置于一审判决后阶段,可以考虑推行有因上诉制度并辅之以二元化的处理机制。     

我国恶意诉讼法律规制问题的探讨

近年来,我国恶意诉讼的兴起给我国司法秩序与诚信建设带来严重损害。恶意诉讼是指诉讼当事人故意构筑虚假事实或虚构证据,利用程序来支持自己不当诉求的行为。民事诉讼中存在着立案受理制度不完善、证据审查与撤诉处理不规范、恶意诉讼的行为及后果规定不健全、第三人滥用撤销之诉等问题。总结完善我国恶意诉讼的法律规制的路径包括加强立案中的诉由、证据和法律关系的审查,完善撤诉审查制度,设立诉讼保证制度,建立恶意诉讼之侵权损害赔偿制度,明确恶意诉讼的损害赔偿范围;确立诉讼告知制度等。     

论对被追诉人法律援助的质量控制

刑事法律援助是国家的义务和责任.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存在诸多的不足和制约因素,影响了其功能的有效发挥.如何保证对被追诉人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提高我国对被告人法律援助质量的途径包括:明确刑事法律援助服务质量标准,建立质量监控体系,规定相应的救济渠道和奖惩措施,确保办案质量;完善刑事法律援助的经费保障制度;将对被追诉人法律援助时间扩展至侦查阶段,建立权利告知制度,加强援助质量保障.强化对法律援助律师诉讼权利的保障.构建程序性制裁措施.     

我国有效辩护制度审视与展望

被追诉人的自我辩护权和获得律师辩护权是其最重要的两项刑事诉讼权利。有效辩护制度的建立则是被追诉人辩护权保障的关键。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前的辩护制度广受质疑,修正后的刑诉法虽允许被追诉人在侦查阶段即可获得律师辩护,扩大了辩护律师和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范围并强化了相应保障措施,但这些修正内容的落实仍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此次修改能否建立我国的有效辩护制度,尚待进一步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