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教育投入、非政府教育投入和经济增长

本文利用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把教育投入区分为政府投入和非政府投入,验证了两者的经济增长效应及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计量结果发现:两类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不显著,但教育质量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政府教育投入对非政府教育投入具有显著的拉动效应.     

创新补贴影响农产品加工企业创新投入的效应评估

在农产品加工领域创新补贴力度逐渐加大的背景下,基于农产品加工上市公司2007-2016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从滞后效应和创新补贴是否错配两个方面考察创新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激励成效。结果表明:创新补贴具有显著的挤入效应,源于滞后1期和滞后2期的挤入效应合计超过当期的挤出效应;政府创新补贴存在呈现"扶持精英"和"保护弱者"的特点;总体上讲,政府创新补贴分配倾向取得良好的创新投入激励效果,但需加大对创新能力弱企业的扶持倾斜。     

政府转移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挤出还是挤入效应——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GMM分析

政府支出一直是影响居民消费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政府不断加大对农村居民的转移支出,它通过挤入和挤出两种效应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影响。本文对2001—2010年省级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广义矩估计,得出结论:政府转移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目前比较微弱但仍是积极促进的,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在农村教育、医疗、养老保险等方面的民生转移支出。     

乡村振兴视角下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户固定资产投资的挤入效应研究——基于2007-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推行乡村振兴战略必须首先解决"钱从何来"的问题。由于"三农"问题的重要性与特殊性,政府公共财政支农资金须充分发挥其引导作用,撬动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到乡村振兴中来。但学界对公共财政支农支出对于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作用的观点分歧较大。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政府公共财政支农支出对于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然后基于2007-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别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动态面板系统GMM模型和分位数回归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住户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从整体上看,考察期间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对于农村住户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显著的"挤入效应",但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和非对称性等特点;结构性财政视角下地方政府财政的三类支农支出发挥"挤入效应"的机理大致相同,但效应大小有别且各有优缺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如何进一步发挥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挤入效应"的政策建议。     

财政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非线性效应及其实证检验

财政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非线性效应是中国城乡二元社会背景下的特有研究命题之一,科学探究这一问题不仅能为客观评价我国财政政策实践提供理论依据,还可以为后经济危机时代政府未来财政政策抉择提供全新思路。财政政策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动态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在正常时期,财政收入和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均表现为凯恩斯效应,但财政收入的凯恩斯效应并不显著;在紧缩和扩张两个特殊时期,虽然财政收入和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均产生了显著的非凯恩斯效应,而且财政收入在紧缩和扩张两个特殊时期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总影响均为非凯恩斯效应,但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总影响并不一致。其中,财政支出在扩张时期对居民消费的总影响为凯恩斯效应,而财政支出在紧缩时期的总效应则无法确定。     

中国城镇居民分项收入的消费促进效应研究——基于2002-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

本文通过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城镇居民分项收入与总消费支出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研究,并考虑恩格尔定律可能对消费结构造成的影响,进一步检验了分项收入与食品消费支出、非食品消费支出的相关关系,结果发现:工资性收入具有较强的边际消费促进作用;经营性收入具有较强的边际食品消费促进效应;财产性收入由于统计数据可能存在的问题,其与消费之间呈现负向关系,且不显著;转移性收入的边际消费促进效应较弱。     

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居民消费升级——基于"改革门槛"与"消费黏性"的视角

基于"改革门槛"与"消费黏性"的视角,本文运用熵权-TOPSIS法对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绩效进行测评,并采用2006—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综合考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消费升级产生的门槛效应与动态效应.研究发现:(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供给管理"的核心,对我国居民消费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对于第一类与第二类消费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均存在门槛效应.当实现门槛跨越时,改革能够显著推动居民消费提量扩容.(3)消费升级存在时间上的"黏性",当期消费升级水平受到往期水平的正向影响,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助于打破这种"黏性",进一步助推消费增长.(4)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城市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居民家庭负担、受教育水平等因素是影响我国居民消费升级的重要变量.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投资与城镇居民消费增长——基于东部地区的经验研究

地方政府投资作为地方财政支出的主要构成部分,其对居民消费影响更为直接,而由于政府投资分配倾向于城镇地区,因此对城镇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或挤入效应更加明显.文章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利用东部地区城镇居民1996-2009年的人均消费、地方政府投资支出和可支配收入等数据,实证研究了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投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投资对城镇居民消费表现出挤出效应,而这与地方政府投资决策倾向有重要联系.     

政府财政金融支农投入有效启动了农村消费吗?

农村消费市场的启动是"新常态"下保障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实现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突破点。而政府财政金融支农投入作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高农村居民收入,进而引导农村居民消费的重要途径,也是政府加大投入启动农村消费的关键所在。基于此,构建农村居民消费的动态最优化模型,实证分析发现:1)从总体上看,财政金融支农投入有效拉动了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但财政支农投入的拉动作用更强,金融支农的拉动作用仍需进一步提高。2)从阶段效应来看,2004年之后,金融支农的效应开始显现;相反,财政支农的促进作用反而有所下降,表明财政支农资金配置效率有所下降。3)在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存在差异的条件下,财政金融支农投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总体而言,政府财政金融支农投入结构不合理,财政支农投入在中部地区作用并不显著,而金融支农投入反倒在西部地区起到了抑制作用。     

财政分权与挤出效应: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我国当前财政分权的背景,本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不同地区、不同财政透明度省份政府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进行了研究。结论表明:在全国范围内政府投资挤入了民间投资,且财政分权程度与民间投资的增长呈负相关关系。从财政透明度出发,财政透明度高的省份政府投资的挤入效应高于财政透明度低的省份。从区域角度出发,中部地区政府投资的挤入效应最明显,西部次之,东部最低。同时,财政分权在东部对民间投资有显著的负作用,在中西部不显著。财政分权在财政透明度低的省份对民间投资有显著的负作用,在财政透明度高的省份不显著。因此,中西部地区应更加注重资本存量对民间投资的引导作用,在东部地区提高财政透明度,以此引致民间投资。     

新疆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比例探析

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比例是衡量政府投入整个教育事业基础领域资金多少的主要指标,科学合理的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比例对一个地区的社会、政治及经济稳定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的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历年教育财政统计指标中所显示数据的辨析,运用时间序列研究方法,分析新疆义务教育投入比例现状,得出了新疆义务教育投入比例总体增长趋势科学合理,但增长比例小且稳定性弱的结论。     

数字能力、数字金融能力与家庭消费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对居民家庭的消费产生了重要影响,居民个体的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决定了家庭能否享受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可以实证分析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能力和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机制分析的结果看,收入效应、网购与缓解流动性约束是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促进消费水平提升的渠道。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金融能力可以显著促进消费升级,但是数字能力的影响并不显著,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均对农村和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水平提升影响更大。因此,一方面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发展新基建,为发展数字经济提供基础设施保障。另一方面,加强对数字金融尤其是数字消费金融的监管,保护消费者权益,发挥数字金融对居民家庭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     

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动态影响研究——基于可变参数模型的实证分析

利用可变参数模型对我国1985—2006年间政府支出在不同时点上对居民消费的动态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政府支出会对居民消费产生不同的影响。一般来说,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年份,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而在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年份,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政府支出中的经济建设支出基本上对居民消费具有正的影响,即具有挤入效应,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时期,这种挤入效应更为明显;政府支出中的行政管理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负的影响,但总体来看,行政管理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逐渐弱化;政府支出中的社会文教以及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     

民生性财政支出与城乡居民消费:理论分析与面板实证的再检验

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大小决定了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影响效果的差异,采用1995—2010年中国内地31个省市面板数据对两者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都存在挤入效应,并且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使得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显著高于城镇。因此,政府应在稳步提高民生性财政支出比重的同时,适当对农村进行政策倾斜,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村居民消费能力。     

“挤出”还是“挤入”:结构性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的影响

本文构建新凯恩斯DSGE模型,采用贝叶斯方法估计各类财政工具内生反应规则,从而系统探究结构性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主要表现为挤入效应,但不同结构性财政支出的效应大小和影响机制存在非一致性:(1)投资性支出主要通过生产正外部性和总需求加速数效应挤入私人投资,并在支出结构中对主要经济变量挤入最为明显,但短期会导致债务和通胀风险;(2)消费性支出通过总需求加速数效应挤入投资,但对主要经济变量挤入程度较低且短期易产生债务和通胀风险;(3)转移支付通过影响居民消费产生需求加速数效应引致投资增加,虽然挤入程度偏低但其引致的社会风险和福利损失最小。考虑不同支出作用机制的差异性,本文认为新时代背景下财政宏观调控应根据经济周期特征审慎选择恰当的财政支出工具以提升调控效率、更大地发挥结构性财政政策的作用,据此助力民间部门投资稳定增长、促进宏观经济逐步向"高质量"发展方式转型。     

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基于秩的因果关系研究

采用基于秩的非参数方法对中国的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存在由政府规模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而且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面的.这一发现证实了凯恩斯主义的观点,而不支持瓦格拉假说.这一结论对于政府的政策取向的主要意义在于一方面,在经济不景气阶段可以通过扩大政府消费支出来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消费具有跨期效应,其政策应当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收入结构、消费结构与恩格尔定律：基于中国农村居民的实证研究

从收入与食品消费的总量关系而言，恩格尔定律是其关系特征的充分体现，文献梳理显示，已有的从结构角度对收入与消费关系的研究忽视了这一特征。基于恩格尔定律的影响研究收入结构与消费结构之间的相关关系发现：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具有较强的边际食品消费促进作用；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具有较强的边际非食品消费促进效应；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提升促进了食品消费，但对于促进非食品消费效果不显著。对居民消费水平不能简单地归为受到消费能力的影响，还应同时关注消费结构与收入结构的相关关系。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有针对性地提高居民不同类型收入，可以更有效地促进消费水平的提高。     

中国石油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1960-2005

本文在新古典经济学生产函数框架下,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及中国1960-2005年的统计数据对中国石油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石油消费、资本存量、劳动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并且中国石油消费已经对促进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影响效应。作者建议通过提高石油利用效率、完善石油市场体系,来缓解石油供给限制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压力,促进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居民消费高质量增长机制：优化公共消费

扩大内需是国内大循环的战略基点,居民消费既是内需的主体,亦是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的关键性基础,而公共消费因对居民消费具有乘数效应、消费挤入效应、人力资本投资效应和再分配效应成为居民消费高质量增长的重要机制。当前公共消费总量不足、不充分、不平衡及结构差异已制约了居民消费效应,需要进行需求侧改革,优化以公共消费影响居民收入分配和预防性储蓄,进而促进居民消费、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将宏观政策从投资转向消费,促经济发展由“投资驱动”向“消费拉动”转变。     

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冲击——基于STR模型的研究

农村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至今仍没有取得一致的认识。运用非线性平滑转换回归(STR)模型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进行的研究结果表明:一是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并可以通过LSTR1模型来描述。二是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且在线性和非线性关系之间的频繁转换。在1955—1957年、1965—1967年、1980—1998年和2006—2013年四个阶段呈现明显的非线性特征,表明农村居民消费在此四个时期对经济增长作用显著。而在1958—1964年、1968—1979年和1999—2005年三个阶段,二者之间则呈现明显的线性特征,表示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作用不明显,其他因素如城市居民消费、政府消费、进出口贸易、FDI和技术进步等则在该时期可能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