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女性乡土叙事潮流的崛起及其意义

女性乡土叙事是新世纪头十年一个重要文学现象,一股崭新的创作潮流。其表现形态、文化意蕴,与以往的女性文学,或以男作家为创作主体的"乡土文学",都有很大差异。一方面,它将性别意识带入一向由男性垄断的乡土叙事领域,呈现被遮蔽、被修改的女性乡土经验,提示乡土经验的复数形态;另一方面,它又将乡土/底层经验带入女性文学中,提示女性经验的复数形态。女性乡土叙事潮流的崛起标志着女性写作的转型,但转型不等于放弃性别立场,而是超越性别书写性别,将性别视阈引向广阔的乡村生活领域,在性别与乡土的互动中构筑了乡土叙事的别样空间。这对于新世纪女性文学和乡土文学的未来走向都具有前瞻性意义。     

民族志叙事与女性经验——王安忆《天香》的启示

从记录民族生活史、经验史的角度而言,民族志叙事已然是文学最重要的品格之一。王安忆《天香》正是一部以“天香园绣”为切入口的女性民族志叙事文本。《天香》并非展览种种女性生活史质料,而是据此梳理、建构出一脉以“女织”为中心的女性经验史,并以此为框架来重新理解江南地方社会传统乃至中华耕织文化传统。任何传统与其说是自然形成的,不如说是被发明、建构起来的,在这过程中,一些经验被强调、夸大,而另一些经验则被遮蔽、省略、修改。那么,将女性经验带入地方传统乃至整个本土传统中,其意义不言而喻。这是《天香》在文化层面上带给我们的启示;再者,《天香》以女性为经验主体、文化主体的民族志叙事策略,不仅超越了寻根文学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民族志叙事的惯例,还可能预示着本土形态的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写作的渐趋成熟。这是《天香》在文学层面上带给我们的启示。     

虚构与纪实——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小说叙事修辞研究

"虚构"和"纪实"这两种并生的叙事修辞,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小说叙事的重要方面,是女性主义意识形态推论实践的重要体现.乌托邦叙事由两种形式构成:梦与白日梦.这种乌托邦叙事也只是为女性的现实困境提供一种想像性解决:不是在梦里,就是在自日梦里.女性小说的仿真叙事则尽可能禀承和贴近现实主义传统,让叙事成为"复述",强调个人经验的不可替代性与不可复制性,使女性叙事的文本形态有了属于自己的结构、肌理和色泽.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意味着由男性代言的历史被终结.     

20世纪中国女性作家乡土小说的文化意义和叙事价值

20世纪中国女性作家的乡土小说不仅参与了中国乡土文学的整个发生、发展的建设过程,而且以其独特的乡土想象、别具一格的叙事风格和言说方式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特质,提供了拓展乡土文学创作空间和叙事空间的新的可能性,显示了独特的文化意义和叙事价值。     

驯顺、缄默与死亡:鲁迅小说的女性身体叙事

鲁迅女性身体叙事的文本,撕裂了遮蔽在女性身体之上种种神秘的帷幕,透过对女性驯顺之躯、缄默之躯和死亡之躯的叙述,不仅批判了男权社会对女性身体的管制与形塑,而且极力恢复女性的地位和尊严、肯定女性的生存权利和生命价值,更为重要的是透射出男性角色在对待女性问题上所作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女性驯顺之躯的叙事,揭示了现实存在于两性之间复杂、隐蔽的权力关系,以及女性"内化他性"自觉接受男权社会和文化的"驯服",使身体呈现出"非我"的异化形态。女性缄默之躯的叙事,透过话语分析揭破男性话语霸权,以及女性在话语上被歧视与挤压而陷入"不能发音"的困境。女性死亡之躯的叙事,揭露了在"并非人间"的"此世""存在"中男权对女性身体的戕害与精神的虐杀,揭示女性在无法救赎的死亡命运中对男权社会与文化执著、坚韧的隐性抗争。     

张爱玲小说都市民俗叙事的女性视角

20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张爱玲的出现犹如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照亮了整个上海文坛,她的作品以小说为主,代表作有《红玫瑰和白玫瑰》、《金锁记》、《倾城之恋》等。本文从张爱玲的女性视角入手,探寻其小说都市民俗叙事的独特性,将张爱玲的小说放置于她所生活的上海都市空间中,在分析作品都市民俗叙事的女性视角时,也指出女性群体幽闭的生存状态。     

《海上花列传》叙事的近代转型

《海上花列传》在晚清结束了“红楼”传统而另辟蹊径,通过相应的叙述策略实施,包括女主男次、叙事主体移位、女性角色的多重虚拟、女性欲望的多元表达和世俗日常化的情境定位等,重新想象并塑造了女性,尤其是狭邪处境中的女性。本文以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为参照,从小说叙事的角度,就《海上花》的“想象女性”问题展开论述,探究晚清小说女性形象内涵变化的新动向及其现代意蕴。     

家族母题与1980年代中期以来女性小说叙事

本文以传统家族叙事为参照,运用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和叙事学相关理论,从叙事姿态、主题、场景和策略等几个方面论述了1980年代中期以来女性家族叙事的文化内涵和主体性话语特征,从而确证其创作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新世纪文学中的中年女性形象叙事研究

对于女性尤其是中年女性的关注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传统，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承继了这一主题叙事，展现了在新的社会时代背景下，中年女性所承栽的生活困境与灵魂挣扎。文章对新世纪文学中的中年女性主题叙事进行研究，从生存与存在两个角度对众多的中年女性形象进行分析，探讨新的时代情景下的女性命运书写的深度与广度。     

底层叙事中的现代女性角色塑造——以方方的小说为例

底层人物的生存和精神状态是现代作家关注的焦点,方方也多次推出其关注底层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方方在底层叙事的策略中,多以女性为焦点,通过对女主人公坎坷、跌宕的爱情和家庭生活的描写,书写出生活在社会底层女性的生存和精神困境,探讨其悲剧人生的成因,反映出对女性生存困境和人性的思考,对底层女性寄寓了关爱,并对她们走出困境和自我救赎之路进行了叩问,体现了现实人文情怀。     

论林白小说的空间叙事方式

在中国当代文坛,林白是一位具有特质的女性主义作家,她在小说创作中善于打破时间的线性结构,中止情节链,采用特定物理空间的选择和跨时间叙事、叙述空白的设置与独特的叙述人称和叙述载体等方式进行叙事,从而建立小说的诗性空间.林白小说通过空间来安排小说的结构和推动整个叙事进程,采用别样的叙述策略,抗拒主流叙事,表现女性主体意识.     

论严歌苓的“文革”叙事

旅美作家严歌苓热衷于书写中国大陆的"文革经验"。这些小说在历史记忆与文学想象之间建构了其独特的"文革"叙事空间,并塑造了此一空间下生存着的女性群体。这样的写作姿态彰显了离散作家严歌苓的文化身份追寻的写作意图。     

《狂人日记》与中国文学叙事传统

《狂人日记》叙事特色的形成主要得益于鲁迅对中国文学叙事艺术养分的汲取。二者间的联系表现在:开端叙事方面,"文言小序"承续了《史记》列传的故事起始叙事传统、《游仙窟》的开端叙述者模式和戚本《红楼梦》第一回的"托言+预叙"结构方式;反讽叙事方面,《狂人日记》在叙述声音、人物描绘、修辞三方面承续了明清奇书的多种反讽叙事策略;意象叙事方面,"月光""赵家的狗""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书房"意象,对相关传统意象的内涵和叙事功能既有承续,也有创新。对《狂人日记》与中国文学叙事传统关联的厘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狂人日记》叙事艺术的民族性特征及其从传统叙事向现代叙事过渡的继往开来的文学史地位。     

《极花》乡村叙事的空间向度

贾平凹作品《极花》是一个具有空间向度的叙事文本.作家在妇女被拐的表层叙事下面绘制了当下农村生态破坏、民生凋敝、文化失范等现实图景,构建起经济结构和政治文化相互交织的乡村社会空间形态.《极花》以胡蝶身体作为叙事话语,将其身心的摧残、撕裂、修复叙述成传统权力和现代法则对女性身体的深入干预和深度观照,以此实现精神哲学的理性反思.同时通过交织、分割、反复等方式,将极花、血葱、石头、星象等叙事意象与故事演绎混合推进,营构出“水墨”与“现实”兼具的“水墨空间”,扩大了传统意象的内涵和容量,将小说推向了形而上层面,也让《极花》的空间建构成为作家艺术探索的新标识.     

会说话的身体：玛格丽特·杜拉斯的身体叙事

身体意象与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文本具有恒常的伴随性，为叙事提供动力性支持。凭借女性作家特有的敏锐，杜拉斯实践了身体意象在叙事进程中从物质要素向结构核心的还原。在审视身体叙事的阐释学意义时不难发现，作家的身体书写不仅暗合“阴性书写”理论，成功构建了女性的主体性地位，使女性得以走出"他者"的阴影，同时也释放了历史话语的哀悼声音，是书写社会历史隐喻的重要路径。     

论新世纪以来文学乡贤形象的批判性建构

新世纪以来,中国乡土小说中乡贤形象的塑造作为一种批判性建构,呈现出与以往不尽相同的叙事新特点,主要表现在对乡贤人物现代化转型的不彻底性、经济因素对于乡贤的双向作用、乡贤人物“出走与返乡”“异化与重生”过程描述等一系列叙事安排上.乡贤形象批判性建构的目的并非是对乡贤人物的否定和对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悲观,而是被赋予了乡村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深刻内涵.     

设计叙事:从自发、自觉到自主

叙事伴随着人类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演进。设计叙事的发展经历了自发、自觉到自主三个阶段。人类自有设计意识始,就有设计叙事的内在动力,期望通过叙事来表达对世界的认识与感知。后现代主义设计重拾被现代主义所抛弃的叙事传统与习惯,自觉从语言学、文学中寻找设计叙事的理论支撑,发展出叙事理论的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在当代消费主义背景下,这种叙事更加表现出对"我"的认同与体验要求,因而具有自我叙事的特征。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与现实诉求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蔚为大观,其题材丰富多样,而以"革命"、"家族"、"文革"和"抗战"等最为突出,这与中国乡村社会的现实诉求相关,并因此透露出浓郁的时代焦虑。在重写乡土历史时,作家们也感到难以摆脱既有的乡土"历史叙事"传统尤其是"十七年"和"新时期"传统的影响。在现实与美学的双重焦虑中,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有了诸多新的艺术特质。     

生态意识与新世纪乡村叙事

生态意识在新世纪乡村叙事中的彰显拓展了乡村叙事的书写空间、丰富了乡村叙事的主题内蕴,提升了乡村叙事的艺术魅力.然而,这一创作主题的兴起,在更深的意义上表达了新世纪乡村叙事写作者对乡村人文生态、乡村人的精神生态困境的深刻理解与反思.     

“儒学下乡”与乡村治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先生发起用儒家文化拯救中国农村的乡村建设运动,这是近代以来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儒学下乡"活动。从2012年底以来,山东开始了新一轮的"儒学下乡"活动,两者之间有区别也有联系,两者在下乡的动机、主体、模式方面有相似之处,在下乡的背景、内容、形式和性质等方面有不同之处。当今的"儒学下乡"仍然发挥着社会教化的功能,但是,"儒学下乡"并不能解决农村治理的全部问题,"儒学下乡"是有边界与局限的。"儒学下乡"与现代化乡村治理有着契合之处,现代乡村治理应借鉴中国文化传统的资源,从完善家风家训与村规民约、再造乡贤群体和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组织等方面,建构乡村多元治理体系,从而实现现代乡村的有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