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土世界的美学建构——新世纪河南女作家乡土小说分析

新世纪以来,一批河南籍女性作家开始崭露头角,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面对急剧转型的时代,传统乡土叙事经验已经无法涵盖已经发生巨变的乡土社会,河南籍女作家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对新的乡土世界,她们的创作把日常生活经验转化成一种叙事伦理,从而以独特的乡土感知,细致的文字表述拓宽了传统乡土小说的表现领域,更新补充了乡土小说的叙事内涵,为河南乡土文学注入了新质。     

历史语境、性别政治与文本研究——对当代“女性文学史”写作格局的反思

女性文学史的写作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已成潮流.现有的"女性文学史"版本从纵向来说.没有处理好立足于当下立场的女性"问题意识"与进入"历史现场"的文学史把握方式之间的关系;从横向来说,没有处理好"性别"这一核心概念与文学特有的叙事形态的关系.因此,现有女性文学史的写作格局需要重新设置.首先要调整写作立场,将"性别"问题与历史/文学史语境相结合,重新确立"女性"这一核心概念的内涵;其次要明确写作规范,将性别立场与文学的叙事特点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文本批评的作用.这样,性别研究与文学研究之间有效的交叉与互动,才能使得女性文学史真正确立起自身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而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     

论20世纪乡土文学的创作心态与叙事方式

20世纪20年代乡土作家放逐与回归的心态,呈现出思乡与归乡的叙事方式;30年代左翼作家的革命与京派作家的超脱心态,形成了激愤与宁静的叙事方式;50年代翻身当家作主的心态,形成了乡土文学创作的翻身叙事与颂歌叙事两种模式;80年代回忆与反思的心态,形成了乡土抒情、乡土反思两种叙事倾向;90年代强调生命体验与融入野地,呈现出家族叙事与归乡叙事两种模式.20世纪乡土文学具有由个人化叙事向民族化叙事的发展趋势、呈现出乡土写实与乡土抒情的两种叙事方式、创作的手法呈现出不断开放与丰富的趋向.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创作在不断发展兴盛中,仍然有值得思考的地方.     

20世纪中国女性作家乡土小说的文化意义和叙事价值

20世纪中国女性作家的乡土小说不仅参与了中国乡土文学的整个发生、发展的建设过程,而且以其独特的乡土想象、别具一格的叙事风格和言说方式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特质,提供了拓展乡土文学创作空间和叙事空间的新的可能性,显示了独特的文化意义和叙事价值。     

性别魅力的彰显与女性"主体"地位的确立--对中国大陆女性小说的一种文化解读

对女性性别魅力的极力张扬是当今中国大陆女性小说的一大特征,它分为故事型小说的外视角"客观结撰"与自叙型小说的内视角"自我剖白"两种表现形态.然而在这种性别魅力彰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女性"主体"地位在遭遇消费性文学接受潮流时,则陷入了无以摆脱的悖论之境.     

启蒙与宣传颠覆与警示——论现代乡土文学理论的历史流变及其特点

中国乡土文学理论是在域外文学的启发和示范作用下产生的,但在形态上却更多地保留了传统文论的特点.在功能论上,乡土文学理论经历了从“乡土启蒙论”到“宣传论”的变化；在创作目的上,现代乡土文学理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分流与对峙的局面,左翼理论意在颠覆,自由主义作家则倡导警示.启蒙与宣传、颠覆与警示成为乡土文学流变的主线,与之相关的创作方法、审美趣味、语言色彩、叙事视角、结局模式等理论也依据各自的逻辑而发生变化.     

性别意识视阈下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发展

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文学创作因其主题的深邃、艺术的精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这不仅仅因为女性文学作品数量的激增,更在于女性创作中性别意识的空前凸显。新时期以来女性文学的性别意识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从“人”的确立到“女人”性别角色的强化,再到更高层面的“个人”的反省;从“纯净”的性爱叙事到“欲望化”的情爱叙事,竭力突显女性主体性的生成过程;从性别视角下的“家族记忆”到以更宏阔的全球视野去思考性别与种族权力的关系。     

“真实“的分析:以“新写实小说“和“先锋小说“为例

当代小说创作中出现的“新写实主义小说”和“先锋小说”，无论在文学表现形态即表现、叙事语言、叙事策略等方面，还是对生活本质的把握上所进行的深层次审美探索，都是对传统真实性理论的革命性冲击，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审美姿态已不是唯一的选择，以小说叙事方法、叙事策略的变化为潮流的文体革命率先把人们的阅读带入新的视野。对“真实”这一文艺理论中富于思辩性命题进行重新考察，有助于理清创作主体、真实性、小说叙事的基本     

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流变

乡土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范畴,鲁迅开启了乡土文学论述的源头,他的简短概括同时也引发了乡土文学的各种歧见。乡土的文化蕴含应该指向故乡而非单纯的乡村,对比意义下的异质性文化因素才是乡土文学之核心,现代乡土文学中都市/现代文明则是相对于乡土的异质性文化因素,都市与乡土的互动激发了乡土想象的多义复杂性。这表现在:乡土文学作者在城、乡之间情感游离,他们的城市经验干扰着他们乡土叙事的纯粹性,而他们对土地的乡愁,削弱了他们作为现代文明启蒙者对乡土的批判力度。师陀的《果园城记》为乡土文学写作了一则寓言,他抹煞果园城的地域特性,象征化游子与故乡的复杂关系,由此寓言化了乡土文学的创作动机:游子们的"乡愁"不仅源于背井离乡,也源自时间流逝的"乡愁"。这可以看作是来自空间与时间的异质性因素。从现代到当代文学场域的变动来看,乡土并非一个静止的事实,它是各种力量角斗的场所,也是一种动态的形成过程。     

现代性转型下的空间迁徙与乡土经验

乡土文学的发生，源自经历了地理空间迁徙的知识分子在获得现代性体验和现代性视野后，对传统乡土经验的重新审视。最具代表性的是浙东的乡土文学作品，其中呈现出现代性转型下的乡土家庭结构、乡土权力结构和大众心理体验，折射了浙东乡土作家群的现代性体验、现代性视野和自我情感表征。正因为浙东乡土作家从个体的心理层面和生活状态上描绘了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独特经验，浙东乡土文学才获得了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位置。     

民族志叙事与女性经验——王安忆《天香》的启示

从记录民族生活史、经验史的角度而言，民族志叙事已然是文学最重要的品格之一。王安忆《天香》正是一部以“天香园绣”为切入口的女性民族志叙事文本。《天香》并非展览种种女性生活史质料，而是据此梳理、建构出一脉以“女织”为中心的女性经验史，并以此为框架来重新理解江南地方社会传统乃至中华耕织文化传统。任何传统与其说是自然形成的，不如说是被发明、建构起来的，在这过程中，一些经验被强调、夸大，而另一些经验则被遮蔽、省略、修改。那么，将女性经验带入地方传统乃至整个本土传统中，其意义不言而喻。这是《天香》在文化层面上带给我们的启示；再者，《天香》以女性为经验主体、文化主体的民族志叙事策略，不仅超越了寻根文学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民族志叙事的惯例，还可能预示着本土形态的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写作的渐趋成熟。这是《天香》在文学层面上带给我们的启示。     

新时代语境下的“新乡土写作”现状及其未来进路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新乡村建设的大规模开展，不断增长的乡村现代体验要求文学必须做出回应，这使得学界关于“新乡土写作”的讨论从未间断。但研究者对何为“新乡土写作”及其该如何发展还没有定论。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学界对当下乡土小说创作庞大、凌乱而又碎片化的写作现状还缺乏深度梳理，另一方面是乡土写作观念没有实现转型，呈现了一种“21世纪的乡村现实与20世纪的乡土创作理念”整体倒挂的局面。“新乡土写作”改写了很多过去的书写命题，使乡土文学在发展中容纳了更多的现代性，它对乡村生产、生活方式与农民精神的描写都已经摆脱了传统乡土叙事的框定，它的很多形态是在过去的写作中没有的，同时也很容易遭遇各种批评和非议。新乡土写作”的难点其实不在于“破”，而在于“立”，在乡村性逐渐发生迁移的背景下，要适应它的新特质和“不足”，积极关注它的未来进路。     

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的现实发现与叙述选择

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出现了一个创作与收视的小"高潮",其"乡土现实"题材有"农民进城"、"乡村女性"、"乡村日常生活"、"村官"、"乡村医疗、教育和文化"、"三支一扶"、"土地问题"和"乡土生态与环保"等八个叙事"热点"。每个叙事"热点"都是对中国农村变革现实的叙事应答。由于"电视剧作者"的有机构成、创作成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等方面的不同,国家主导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乃至地域文化等因素的介入不同,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的现实叙事就有不同的"现实发现"与"叙述选择",由此呈现出同中有异的美学风貌,也存在诸多叙事问题。     

“乡土”叙事:京派文学母语写作的典型症候

在文学中国,"乡土"是文学叙事的永恒话题,与其时主流文学的"乡土"叙事意在拆解和批判不同,京派作家则在母语写作这一体现生命存在意义的行为中重构"乡土"叙事的逻辑,"乡土"这一审美时空、人文环境在京派文学中被开发并拓展,有关"乡土"的叙事行为被转换为诗意的抒写。作家们借此从容地传递着母语文学的血脉,为现代中国文学提供了一种可供遵循的创作方式和文学样态。     

女性主义性别视角下的流散文学研究

流散文学在新世纪的世界文学领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体现了本土与异国之间的一种文化张力：相互对抗又相互渗透。从女性主义的社会性别视角来看，西方主流社会对流散作家的种族歧视和偏见是以一种性别的形式将其女性别化、边缘化和文化他者化，使其一直以来都在经历着文化变形的生存体验。因此，流散文学文化身份的建构，首先应该是性别身份的建构，获得平等的国家身份和广泛的社会认同，这也是流散文学改变不平等的社会政治处境，获得平等权利的必要而有效的途径。     

合作化小说女性形塑中的性别政治

在"合作化"小说宏大叙事中,女性虽然参加了社会的历史进程并被编织在意识形态话语中,但当国家、民族等概念占据叙事中心的时候,作家的女性书写因无法用心灵去感受女性的真实存在导致女性"他化":性别雄化下性别主体的悬置;形象丑化下的性别角色的遮蔽;情爱叙事中的性别失衡。小说叙事中的政治修辞一方面让这些女性形象获得了被主流话语所认同的新社会新女性的合法身份,另一方面又遭遇了主流政治话语任意编码和随意填充,这些女性因自身主体性的缺乏陷入了被意识形态话语建构起来的虚幻镜像。     

性别视野中的现代战争叙事

在现代中国,宏大的民族国家话语是战争文学叙事的主流,但性别视野下,男女作家的叙事并不完全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女性作家的战争文本显示了对主流话语一定的疏离,透露出战争叙事不应有的漠视和遮蔽。对这种差异的把握与反思,将会对我们当下的文学写作和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民族国家的想象与中华民族的认同——论五四文学与杭战文学中的乡土叙事

在近代中国由"乡土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文学特别是乡土文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干历史语境和时代精神的变化,从五四到抗日战争,乡土文学的叙事主题经历了一个由"启蒙"到"救亡"的变化.五四时期的乡土叙事,不仅是对农民自身的启蒙,也是对在"乡土中国"之上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召唤.而抗战文学正是通过对"救亡"的叙述,最终完成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形象的重构和确认.     

作为一种性别政治的文学叙事——以张爱玲的“参差对照”为个案

如何从文学叙事层面对性别政治进行有效分析,一直是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所面临的难点之一。张爱玲利用细节与宏大的变奏,探索了女性与政治新的关联方式,但在性别政治内涵方面建构性不够;借助重复,张爱玲对女性与历史的关系进行了富有深意的改写,但离家别国之后个人生命体验的萎缩,又使得这一改写更多停留在技术层面上。因而,张爱玲的参差对照的叙事仍然是一种未完成的性别政治表现形式,体现了中国语境中性别政治实践的艰难。     

解构传统的80年代女性主义诗歌

女性主义诗歌在 2 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躯体诗学”对舒婷一代的替代 ,完成了性别意识的艰难蝉蜕与确证。它从女性隐秘的生理心理经验、性行为欲望和死亡意识三个向度上进行的黑夜意识笼罩下的躯体叙述 ,在冲击传统理性文学的同时找到了自己的精神空间。它在艺术上多采用自白方式制造强烈的叙述氛围 ,使语言结构日趋情绪化和弥散化。这种创作改变了女性被书写的命运 ,扩大了女性解放的内涵 ,但也存在着高度私语化、自动迷狂等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