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忮辩”应是“强辩”

中华书局版逯钦立校注本《陶渊明集·读史述》韩非章云:“丰狐隐穴,以文自残。君子失时,白首抱关。巧行居灾,忮辩召患。哀矣韩生、(?)死说难。”逯钦立注云:“忮,疾忌。言君主忌辩者发其阴私,所以辩者每以召致祸患。《史记》本传独载非之《说难》,列举说辩者招致弃身、危身等祸患。”按:逯注误矣。“忮”的本义为“固执,不听从。”后引申为“嫉恨。”《说文》:“忮,很也。”段玉裁注:     

"无友不如己者"释义正解

《论语·学而》(1·8)云:“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这是孔子强调君子修德进业的千古名句之一。然而,对其中“无友不如己者”之释义,却历来众说纷纭。概而言之,约有三端:其一,理解为“不要跟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朱熹《论语集注》、皇侃《论语义疏》、杨伯峻《论语译注》、赵杏根《论语通译》等皆持此说。)其二,理解为“不要与不同类的人交朋友”。(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唐满先《论语直解》、来可泓《论语直解》、杨润根《发现论语》、钱逊《儒学圣典〈论语〉》、安作璋主编《论语…     

“待”字的训释与《逍遥游》的主旨——兼考《庄子》一书“待”字的用法

《庄子·逍遥游》:“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通“变”),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文中“待”字究竟作何解释妥当?众多注家释为“凭借”、“依靠”之义。关于这一解释,不仅牵涉句中词义问题,而且牵涉全篇主旨问题。 “待”宇有“凭借”、“依靠”之义吗?查考《庄子》一书,“待”字用作此义的有几处: (1)且夫待钩绳规矩而正者,是削其性者也;待绳约胶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     

《学心提纲》选登

<正> 刘勰作《文心雕龙》,自称“文心”是“言为文之用心”。我拟仿作《学心》,以言为学之用心,为的是总结个人怎样开动脑筋,进行学习的点滴经验。目前,由于教学、科研任务均重,尚未能着笔。姑先写出提纲,以供同志们参考。一、崇德梁元帝《金楼子序》;“曹子桓云:立德著书,可以不朽。”古人称人有君子、小人,而这两类人的区分,乃以德为标准。所以有德则为君子,无德则为小人。孔门施教,德行第一。南朝刘义庆著《世说新语》,也以德行居首。人不重德,将不齿于人。春秋孔子讲“崇德、辨惑”(《论语·颜渊》)。《周易》的《乾文言》讲进德修业。叔孙豹讲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三人论述的共同点是叫人从德做起。他们或言二事,或称三行,都非平列,而实因果相关,是说只有“崇德”,才能“辨     

说“辍”

“辍”,《尔雅·释诂》和《广韵》都训:“辍,已也”,《集韵》训:“辍,止也”;新《辞海》作;“中止、停止”。《说文》“车”部:“辍,车小缺复合者。”“辍”训“停止”就是从“小缺”引申来的。对“车小缺复合者”的不同解释又影响了对“止”义的理解。段注《说文》“辍”注:“此与(?)部之连成反对之义。连者,负连也,联者连也。连本训辇而为联合之称,其相属也,小缺而复合,则谓之辍。”我们觉得此解不妥。“辍”即“(?)”,是“捕鸟覆车”。《说文》:“网”部:“(?),捕鸟覆车也。从网,(双双)声。辍,(?)或从车。”由于“辍”又重出于“车”部正篆,所以引起误解。《尔雅·释器》:“(辟系)谓之(?),(?),(?)也;(?)谓之(?),(?),覆车也。”新《辞源》:“(?),捕鸟兽网,鸟触动之即自行覆盖,又叫覆车网。”《史记·甘茂传》:“禽困覆车”,裴(马因)集解:“譬禽兽得困急,犹能抵触倾覆人车”,大误。“禽困覆车”即“鸟兽困在覆车网之中”,喻当时韩国的处境。“覆车”起名之由,盖因其能覆盖,而形状象车子。由于是一种网,故字从     

《颂》诗新说——“颂”为原始宗教诵辞考

关于《颂》诗,过去有两种解释:一种释“颂”为“容”,一种训“颂”为“镛”。前者本之《毛诗序》,宋、清学者遵之;后者则是张西堂先生的新说,为当代一些学者所称引。二说虽有近理之处,但未得颂之本意,有必要加以申辩。一、“颂”不得为“容”为“镛”说《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孔颖达申“形容”为“形状容貌”,清儒阮元则     

“鸡三足”说

战国时期有一派学人，专门喜欢推敲事物名称和实际如何相当，得出了许许多多有悖常识的论题，惊世骇俗，日与人辩；因而被称为“察士”与“辩者”，或者叫做“形名之家”与“名家”；近世以来，更被谥以“诡辩家”的恶名，视为学术界的贫嘴汉。辩者们的论题中，有一题叫“鸡三足”。据他们自己在《公孙龙子》中解释说，鸡有三足的理由是：“谓鸡足一，数足二；二而一，故三。”（《公孙龙子·通变论》）所谓的“谓鸡足”，是说名义上的鸡足，或足之名，或足之所以为足者；所谓的“数足”，则是实际上的足，或足之实，或足之为足。辩者们当然…     

《金生色》—理学观念的图解

蒲松龄所处的时代,儒教由程朱理学演化为陆王心学。《金生色》图解的正是心学家所集中讨论的“格定”(格物定志)。我们以《金生色》和蒲松龄同时代的心学家唐甄《潜书》中的《格定》等篇对照,便可明白地看到这一点。《格定》篇云:“众人之心如木、润之则茂,(?)之则灰。君子之心如金,虽遇冶则流,遇淬则坚,其质固不变也。”《金生色》中之“金姓”喻“君子之心”而“木姓”喻“众人之心”,本源出此。《金生色》中的金生图解的是“君子之心”。何谓“君子之心”?《尊孟》篇云:“君子之心曰仁”。“天下莫强于仁”。“仁之大者,无强不顺,无诈不附。谓仁胜天下,鄙人皆笑。夫愚者见形,智者见心。礼揖不格刃,儒服不御矢,形也;刃不我刺,反为我操,矢不我伤,反为我发,心也”。金生仁者,处穷不苟,能正心诚意以待木女,故木女虽强于行恶,诈于背誓,心终不能不顾不附;     

从“子罕言利”谈孔子的义利观

《论语》载:“子罕言利”(《子罕》),又载孔子之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因而历来许多人认为,孔子重“义”轻“利”。南朝范宁说:“弃货利而晓仁义,则为君子;晓货利而弃仁义,则为小人。”(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南宋朱熹则说:“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四书集注》)宋代理学家是主张“天     

释《诗·关睢》的“流”、“采”、“芼”

《关睢》的旧注不可据,因为它是附会“关睢,后妃之德也”(《诗序》)来做注的,不是诗的本义。近日的释文又多重字不重意,也往往难通。诗文“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参差荇菜,左右(艹毛)之”,结构相同,只“流”、“采”、“(艹毛)”三字有异。这三字意思虽有不同,性质上必无差异。而本诗乃诗人借物起兴,因之与下文“窈窕淑女”云云,在意义上就不一定有必然联系,所以也不必勉强把它们纠合在一起,三个字只是解释“参差荇菜”。过去有的把它们都训为择,如闻一多(见《风诗类钞》甲,《闻一多全集》)。宋朱熹的解释则是:“流,顺水之流而取之也”,“采,取而择     

《尚书》的德治思想

《尚书》(简称《书》)共25700字。德字出现223次,民字出现274次,奴字仅见于《泰誓下》“囚奴正士”一次。可见当时社会对德很重视,平民占社会成员的绝大部分,奴隶则微乎其微。《书》中德字频繁出现,凡说到开国首领治安之道与王朝丧亡,无不突出德的作用。如说尧、舜、禹、汤、文、武之治,则分别有“克明俊德”、“玄德升闻”、“黎民繁德”、“咸有一德”、“克明德慎罚”、“不敢替厥义德,率惟谋从容德”(《尧典》、《舜典》《大禹漠》《咸有一德》《康诰》《立政》)。说桀纣丧亡,则有“有夏昏德”、“秽德彰闻”(《仲虺之诰》、《泰誓中》)…     

帛书《五行》慎独说小议

《学》、《庸》、《荀》偏重在工夫论的角度论“慎独”的意义 ,其所重在一个“慎”字。帛书《五行》篇的慎独说 ,则注重从“心贵”的角度对“独”作本体义的揭示。所谓“舍其体而独其心” ,“体”非指身体性 ,而是指礼的仪文形式方面。“舍体” ,应以《礼记·孔子闲居》所论“三无”作解。消解礼的外在形式意义而归于心灵的内在与独特性 ,把“形善于外”的德化作用统归于内心道德自由创造转化其存在的敞开性 ,这是帛书《五行》“舍体”而“独心”的慎独说之基本内涵。帛书《五行》“说”部之“心贵”、“独其心”的观念 ,为子思至孟子思想发展的一个中间环节     

在人性论上荀况对扬雄的影响

扬雄《法言·君子篇》有下列的一段话:或问:“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奥。”曰:“苟非知之,亦允蹈之。”或曰:“子小诸子,孟子亦诸子乎?”曰:“诸子者、以其异于孔子者也。孟子异乎不异?”或曰:“孙卿(即荀卿)非数家之书,侻也。至于子思、孟轲,诡哉!”曰:“吾于孙卿与,见同门而异户也,惟圣人为不异。牛玄,骍白,睟而角,其升诸亩乎。是以君子全德。”可见扬雄对孟、荀的看法是:孟、荀同宗孔子,立说各自不同,但孟之于孔,没有不同,而荀在《非十二子》中,批判了子思和孟子,这是他不纯的地方,也是他异于孔子的地方。扬雄是最推崇孔子的,往往以孔子的学说作为折中各说的标准。孟子既同于孔子,是他自认为是孔孟的继承人而不同于荀子了。不过就人性论说,他却受了荀子性恶说的影响,而不同于孟子的性善说。     

"君子念德自新"还是"学者自新新民"——"作新民"的本义及其思想演变

关于《礼记·大学》篇引用的《尚书·康诰》中的“作新民”训诫历来存在不同的诠解,汉、宋学者对“作新民”的诠释视角是不同的,其强调的重点也有所差异。汉唐学者认为“作新民”是用来解释“明明德”的,注重从为政之君子的视角进行阐释,认为“作新民”是指君子念前王之明德而自新;而宋代学者认为“作新民”是用来说明“新民”的,着眼于从有道德的学者视角进行诠释,认为“作新民”是指有道德的学者自新其德而后新民之德。详考《礼记·大学》篇所引《康诰》中的“作新民”观念,其中的“新”字本义当理解为“新的”,“民”字之本义当训解为“卫地殷商之余民”,“作新民”本义应解释为(康叔)帮助周王兴起或培养新的殷商余民。围绕“作新民”的诠解,从《康诰》“(康叔)助王作新民”到汉唐郑孔“君子念德自新”再到宋代朱子“学者自新新民”所发生的三次意义转变与延伸,实际上体现了《大学》学史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征。汉唐时期着重突出了君子作为治国的行为主体,强调良好的政教之于民众的重要性,而民众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宋代则着重突出了自新其德的学者作为唤醒民众明德的行为主体,强调良好的道德修养之于民众的重要性,并以此凸显了民众自主而新、自愿而新所具有的积极主动性。     

"寡人"、"不榖"之义

人们通常把“寡人”释为“寡德之人” ,把“不”释为“不善”。如《辞源》“寡人”条 :“寡德之人。”“不”条 :“不善。”《汉语大词典》“不”条 :“不善。”但是我们认为“寡人”、“不”都应当释为“孤单之人”、“孤寡之人”。第一 ,“寡”只有“少”、“单”之义 ,不含“德”义。《尔雅·释诂下》 :“希寡鲜 ,罕也。”“鲜 ,寡也。”高诱注《吕氏春秋·士容》 :“孤、寡 ,谦称也。”龚自珍《最录尚书古文序写定本》 :“寡者 ,无二无匹最尊之词。”显然“寡”只有孤单之义而没有德之含义。《辞源》等增加了德之含义 ,属增义为…     

说“封”

<正> 一、“封”字的本义问题“封”之本义,过去均从《说文》训为“爵诸侯之土也”.自郭沫若提出“经界”之新解后,现代诸家改而应之者日多.郭氏认为古之畿封实以树为之,“封”字即是以林木为界之象形.郭说之主要论据有三:①据甲、金文字,“封”之字形,象植树于土,以明经界.②《散氏盘》记有划定疆界之事,铭文共十八个“封”字,郭氏曰:“除井邑封道一字外,均与近人之建立经界无异”.③引《周礼》司徒之职与封人之掌中之两材料,证明“古之畿封,实以树为之也”.(详见郭著《甲研上册释封》).“封”之本义如以郭说之“经界”为确论,则《说文》所解当属后起之义.《说文》云:“封,爵诸侯之土也.从之从土从寸.寸,守其制度也,公候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古文封省.土,籀文封”.按,“封”字甲骨文作(?)、(?)、(?),从丰从土,或加“又”作(?)(京津4499),正如郭氏所说,均象植树于土,以明经界.金文形体亦基本相同,如《康候丰鼎》作(?),《调生簋》作(?),或有省“土”而于丰下加“又”者,如《散氏盘》“封”字作(?),象双手植树形.小篆作(?),篆体(?),殆为(?)之讹,“又”与“寸”通,故许慎析为“从之从土从寸”,徐锴又以“从之从土”为说,谓“各之其土也,会意”.(见大徐本“封”下注),后世治《说文》者     

商族起源诸说辩析

商族起源是殷商史研究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自司马迁以来大约有过西方说(分商洛说与杜亳说)、晋南说、东方说(南亳说与北亳说)、河北说(含漳河说)、辽西说(幽燕说)5种大相径庭的观点。本文对每一观点进行辩析。 商族源于西方是最古老的观点。司马迁在《史记·六国表序》中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不过司马迁只说汤来自西方而没有说清西方何处。东汉郑玄注曰:“商国在太华之阳。”西晋皇甫谧曰:“今上洛、商是也。”但是许慎《说文解字》却认为亳在“京兆杜陵”,徐广也持同样见解,清代学者俞正燮更力主此说。因此,在西方说中实质包含了商洛说与杜亳说两种观点。     

儒家人学视域中的荀子君子之学

荀子就君子的内涵、构成、形态、特点、表征、地位、准则、境界、情感、工夫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阐释,提出了“君子之学”和“君子之道”这两个核心理念,使之贯穿始终。就君子的本质规定而言,荀子言传的“君子”的含义包括三方面,即作为多才广识的君子(才)、作为地位显贵的君子(“位”)和作为道德高尚的君子(“德”)。就君子的道德品性而言,荀子主要强调君子从公、君子贵当、君子爱人、君子中庸和君子致诚五种意蕴。就君子的价值追求而言,荀子更为彰显君子以“善”为标志符号的道德价值追求,极力倡导君子尚道、积善和必辩。就君子的地位作用而言,荀子大致从君子治百事、君子理天地两个层面加以阐释。就君子的自我修养而言,荀子着力阐发了君子的为学和修身两种修养之道。     

老子的理想人格说

一中国哲学,一向不为知识而求知识,主要的在求做人。春秋战国之际的老子哲学,虽以天道自然为宗,但深究起来,本意仍在于人生,即欲求得一个理想的人格。老子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是一个极为深奥幽深的境界,他称之为圣人。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亦是圣人,不过,儒道两家对圣人的阐释却相去甚远。儒家彪炳的圣人是“人伦之至”(孟子语),荀子解说为“圣也者尽伦者也”(《荀子·解蔽》)。把圣人视为人类伦理道德的最高体现者。老子所追求的圣人品格是“尊天道”、“法自然”、清静无为。庄子解说:“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故道之所在,圣人尊之”(《庄子·渔父篇》)。可见,老子心目中的圣人是自然无为的道的最完满的体现者。所以老子认为,天之道,即人之道,即圣人之道。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以下引文只注章次)。人是天道自然的产物,应当服从于道,故道的本性怎样,人的本性亦该怎样。可是,普通人为私欲所蒙蔽,失去了道的本性,唯有圣人尊天道以明人事。他说: “天之道,利而不害”,故“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第八十一章);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第七十三章),故圣人“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六十六章); “天之道,……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第七十三章)“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第二章)。老子以“天之道”和“圣人之道”——对应的用心,就在于为人生确立一个不容怀疑的最高标准,即“无为”。无为就是顺其自然,如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第五十一章)。圣人的基本品     

《易》学对王安石变法思想的理论支撑

“权” ,才能真正做到“执中” ,即恪守中庸之道 ,不偏不倚、不过与不及。为了更深入阐发《周易》处困行权思想 ,王安石还特意撰写了《九卦论》 ,对《系辞》“三陈九卦”的“第三陈”进行了分析和论说 :处困之道 ,君子之所难也。非夫智足以穷理、仁足以尽性、内有以固其德而外有以应其变者 ,其孰能无患哉 ?古之人有极天下之困而其心能不累、其行能不移、患至而不伤其身、事起而不疑其变者 ,盖有以处之也。处之之道 ,圣人尝言之矣。《易》曰 :“《履》以和行 ,《谦》以制礼 ,《复》以自知 ,《恒》以一德 ,《损》以远害 ,《益》以兴利 ,《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