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性理观念溯源

"性理之学"是由"性"、"理"两个内在联系的核心范畴构成的,它虽定型于宋代,其观念则起源于先秦儒学中"生"、"天"、"命"、"德"、"理"等思想内涵。先秦儒家性理学观念的早期形态特点对后世性理之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汪奠基的名辩观及其复杂性

在近现代名辩研究史上,汪奠基首次明确把名辩话语的存续时间从先秦扩展至先秦以降直至近代,并将"名辩"含义与中国逻辑史的对象范围问题联系起来,对20世纪80年代的名辩研究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不过,汪奠基对名辩的理解呈现出某种复杂性。他赞成名辩之学是中国古代逻辑的具体形态,其中既包括形式逻辑的内容也包括对辩证思维的研究,但强调名辩话语不能完全归结为对逻辑问题的考察,对名辩之学的逻辑诠释必须防止若干错误的倾向。     

朱熹对儒家“为己之学”的诠释及当代价值

在朱熹的诠释之下，儒家的“为己之学”具备了较为成熟的形态。朱熹首先继承了儒家的传统，以“得之于己”解释“为己之学”，认为“为己之学”在于提升人的内在德性和人格境界，而不是去取悦于人，这是探究义理、从事学问的首要。“为己之学”强调成己成物，要求在完善自身的同时成就万物，这是一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心系天下苍生的德性品质。“为己之学”是圣人之学而非科举之业，这是朱熹对“为己之学”的总结和概括。“为己之学”，是成人成圣之学，而非功名利禄的事功之学，是对正确学风的倡导，是对把为学当作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的不良学风的贬抑，对当今社会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大传统、小传统与温州经济的崛起——澄清永嘉之学与"温州模式"之纠缠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在破译温州模式的“文化基因”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流传甚广的解释图式:“永嘉之学——注重功利——经济发展”。本文对“永嘉之学”进行历史溯源,以澄清其与“温州模式”的纠缠;用文化人类学方法掘发文化“小传统”与乡民从事经济活动的关系,推断民间信仰是产生“温州模式”的关键文化因素。     

论孔子为学路径的发生——基于朱熹的《论语集注》视角

朱熹的《论语集注》从义理上分析了孔子的为学思想,突出了孔子的"为己之学",并表现出其为学的切己性和实践性特征。本文基于朱熹对《论语》从性论和工夫论的解释,分为学源起及依据、为学特征及要求和为学境界三部分论证孔子的为学思想,体现了其为学思想中的主体性意识,以及其"下学而上达"的夙愿。     

从社会科学拯救历史——关于历史学学科特质的再思考

和社会科学相比,历史学的学科特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作为一门时间之学,历史学要研究的是时间维度上的异邦,需要通过设身处地的方式进入过去、再现过去;作为一门叙事之学,历史学需要借助短时段的事件去探寻和描述中时段、长时段的局势和结构;作为一门人文之学,历史学关注具体的、个别的事物,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有独特的价值关怀和价值判断。近百年来的史学发展历程,经历了从政治史到社会史再到新文化史的不同阶段,也展现了历史学学科特质从离异到回归的变化轨迹。既要借鉴社会科学的优长之处,又须保持自身的学科特质和独立品格,这是今天历史学家面临的严峻挑战。     

分封鲁国的学术文化史意义

西周初年的分封诸侯,带来了中国学术史上的第一次官学下移,即西周王室的学术下移到了诸侯国.这在分封鲁国的过程中得到了最典型的体现.分封鲁国在中国学术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它为西周时期的史官之学注入了新的因素,使西周时期的史官之学较之夏、商时期的史官之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次,它为春秋以来邹鲁(搢)绅之学及孔子儒家奠定了重要基础.     

略论北宋“义理之学”的两个取向

北宋新儒学从本质上说是"义理之学",而北宋"义理之学"的发展一开始就表现出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取向,那就是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和心性、性理取向的义理之学.在北宋时期,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是占主流的.后来,由于政治改革的挫折、儒学经世论方面的学术资源的相对不足、排斥佛道思想的需要等方面的原因,注重心性的义理之学逐渐占据了上风,最终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船山“研几”之学的哲学品格

"研几"是船山哲学的重要内容.考量船山的"研几"理论,从儒家哲学立场来看,它既来自于传统,又超拔于传统."研几"之学,也奠定了船山哲学优秀的特定向度,至少在成人之道上.     

试论先秦名辩逻辑在理论上的主要贡献

作为与西方亚氏逻辑和印度因明并列而称的中国古代土生土长、独自创立的逻辑学说,我们称之为名辩学或名辩逻辑。先秦就是我国古代名辩逻辑的开拓和创立时期,它使我国古代的名辩逻辑达到了最繁荣、最成熟的阶段。因此,总结先秦名辩逻辑的理论成果就可以总观我国古代名辩逻辑的真正水平和突出贡献,这对于了解和承认我国古代的名辩逻辑是世界     

社会学理论的科学精神及其应用

社会学具有一个被广泛公认的理论传统。经过一百多年的洗礼,社会学理论形成了特有的精神品格：实证性——社会学理论的科学精神,价值性——社会学理论的人文精神,批判性——社会学理论的拓展精神,本土性——社会学理论的扎根精神。社会学理论应用有两层含义：一是理论社会学在各分支社会学中的应用,二是社会学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社会学理论是一门包含多种范式的学科,应用时也会呈现出多元化。社会调查和阅读社会学原著的过程也是应用理论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刑法适用解释的难题——以最高人民法院对奸淫幼女的“批复”为视角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奸淫幼女的"批复"以及学界对该"批复"的辩驳表明,我国刑法适用解释的基本立场急待确定,即严格解释规则、正确解释规则和生活逻辑规则。以此反观我国刑法第236条第2款的规定,可知对奸淫幼女犯罪排斥年龄认识错误辩护并不当然表示立法创制了一个不以罪过为要素的绝对责任之罪。我国学界对"批复"的辩驳暴露了学术争鸣的理论苍白与逻辑混乱,"批复"亦不能澄清关于奸淫幼女犯罪构成罪过要素的困惑。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完善我国法定强奸罪立法。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转向

从古希腊到黑格尔的西方政治哲学传统,是一种理论优先于实践的观念政治论,它在根本上只是达到了精神和自由的概念。作为来源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马克思政治哲学,虽然继承了追求人的自由和解放的政治理想,但却以劳动政治论完成了对西方政治哲学理论优先于实践传统的颠覆和超越,实现了政治哲学的转向,从而开辟了一条通过劳动的解放来追求人的解放的可能性道路。     

中国自由主义对民族主义的错误认知

维新时期进入中国的自由主义经过五四的短暂繁荣之后,在20世纪40年代末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关于中国自由主义的争论的多面性,集中在其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在中国走向失败的原因探求,殷海光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似乎成为历史的定律。其实,中国自由主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其对民族主义的错误认知,这里主要包括其对反帝历史任务的错误认知以及对中国传统的错误认知两个方面。     

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中国哲学创作

近现代以来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是中西文化比较导致的产物。这个学科在发展中出现种种偏向,从而未能相应地促进哲学创作的繁荣。要扭转这个局面,必须扩展哲学视野,立足于解释中国人的文化与生活经验。经典解释的传统与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这两个论题,表明了以经典为中介反思思想文化经验、发展中国哲学创作的可能。     

正确认识按生产要素分配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关系

不能把按生产要素分配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立起来。马克思科学地把按生产要素分配本身与资本主义分配制度区别开来,在分析和论证活劳动是价值的惟一源泉,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要素的占有瓜分剩余价值存在剥削的同时,也分析和论证了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按生产要素分配作为产权主体的经济利益借以实现的形式和市场经济的重要原则,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利用。     

完整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内涵

五四新文化运动包含两大相互依存的思想解放取向:一是"对传统求解放";二是"对西方求解放".但长期以来,人们只强调这场新文化运动对国人思想的解放,而"对西方求解放"则关注甚少,忽视了这一点,对于"五四"思想解放的理解则是不全面的.从总体上看,国人"对西方求解放"的新构想,主要呈现两种范式:一是呼吁打破对西方的盲从,重新审视中西文化关系;二是服膺马克思主义和转而"以俄为师".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在其展开的历史过程中,正是"对传统求解放"与"对西方求解放"这二者之间的张力与博击,构成了不断推进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深入发展的内驱力.在今天,理性地保持二者之间的此种张力与博击,仍为促进国人思想解放和永葆思想活力所必需.     

近代华北妇女婚姻心态探析

近代华北妇女的婚姻心态,一方面,受近代文明的影响,要求主婚权下移,要求摆脱贞节束缚,要求一种平等的夫妻关系;另一方面,由于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又难摆脱传统的制约和羁鉡.从而,在近代文明和传统观念的争斗中,处于一种进退维谷的矛盾状态.     

理论确证的类比模型解释

理论确证是科学哲学主要讨论的一个问题,但是在传统的归纳和演绎解释框架中,这一问题并未得到 彻底解决,它的两种解决策略都有难以克服的“确证悖论”。而从新的角度给予理论确证以比较完善的解释是一种 策略,类比模型为这一策略的实现提供了现实可行的方案。     

中国现代文学的阐释链与“新传统”的生成

近百年来形成的现代文学传统,已经渗透到了当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当代文学/文化发展的规范性力量。而当前那些试图颠覆五四与新文学的挑战,也迫使人们重新思考现代文学传统的价值。必须重视对这个新传统的研究。新传统的形成过程可看作一个阐释变体链,不同历史阶段文学史家、批评家对新传统不断地遴选、过滤与塑造,这些阐释总是离不开时代的制约。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胡适等人和《大系》的工作,是在对旧传统的反对中建构新传统;40年代的理论家和文学史家在新传统的清理方面,更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借对新文学的评价建构起自己的文学史观,而这些理论和观念又被逐步筛选和流传下来,影响着人们对新文学的想象与评价。这几个重要段落清晰地呈现出现代文学的认识历程及其对新传统积淀生成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