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两栖"劳动力转移模式的理论解释

传统理论从工资收入差异角度阐释了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动因,但对我国特殊的"两栖"劳动力转移模式缺乏足够的解释力.本文基于对中国劳动力转移现实背景的抽象描述,认为决定劳动力能否实现从农村到城市的永久性转移的关键在于劳动力的转移能力--城市生活能力.我国"两栖"劳动力转移模式形成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户籍制度约束,而是不变制度工资、家庭决策和非人力财富匮乏导致劳动力缺乏城市生活能力."两栖"劳动力转移的长远意义在于为下一代的永久性转移积累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财富.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实现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教育的市民化,保障他们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改革农村教育制度,使之向务实有效方向发展.     

农民工城市生活能力的简要测度及其政策含义

劳动力的即期城市生活能力不断增强,但在可持续性工资收入瓶颈、城市生活成本过高等成本收益的双重约束下,长期城市生活能力很低,由此形成了当前中国特殊的“两栖”劳动力转移模式。当代劳动力“两栖”转移的长远意义在于为其下一代的永久性转移提供非劳动收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多维的原始动力。为此,需要辅以必要的政策支持,当务之急是为农民工子女的率先市民化提供一揽子的政策举措。     

我国城市化道路的思考——从人口迁移角度谈政府定位

从人口迁移角度而言,城市化即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镇)人口或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城镇人口比重低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受阻的注脚.受阻原因可以归结为政府的缺位、错位与越位所致,分别体现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制度性障碍;城市化盲目追求速度、忽视质量;市场力量推动的大城市扩张受抑.城市建设和发展应以市场化为主要手段,政府的主要职责在于提供系列制度保障,实现农村劳动力彻底转移.     

民工潮、民工荒与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战略转移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民工潮”和“民工荒”现象则是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两种具体表现形式。从我国的情况看,农村劳动力转移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究其根源,主要是城乡分割的制度性缺陷、非农就业岗位的不足、政府履行职责的相对被动和农民自身的一些问题。要化解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矛盾,必须做到拆除阻碍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制度壁垒,大力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加强政府的引导,以及适度推进我国的城镇化进程。     

农村劳动力转移:从"推拉模型"到"三力模型"的设想

“推拉模型”是解释农村劳动力流动原因的著名理论。但是,该模型存在着忽略劳动者能力、政府的社会改革行为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等缺陷。鉴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实际情况,本文提出了“三力模型”。该模型认为,市场因素、政治与行政制度安排和劳动者能力是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三大因素。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市场、政治与行政制度和劳动者能力在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制度性障碍。破除这些制度性障碍,促进劳动力有序、顺利转移离不开政府管理模式改革与转型。     

论我国劳动力市场特征的变化趋向

建国以来我国城市实行的是一种就业、福利、社会保障三位一体的劳动力计划管理体制,而农村则实行的以土地为保障的就地吸纳的就业方式。商品粮和户籍管理制度维护着两种迥然不同的就业方式,严格地制止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形成城乡隔绝的格局。但是,在这期间也发生过两次比较大的城乡之间的劳动力转移,1956—1960年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曾一度使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从1952—1955年间的83.3％下降为69.1％,因为这次转移不是内在于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发展的要求,以4500万农村劳动力的回流而告终。另一次转移则是1968年开始的城市闲散人口和城市青年流向农村,转移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这两次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转移都以失败告     

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研究

合理、有序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统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当前,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缺失显性化,用国家正式制度推进农村劳动力合理转移已成为当务之急。本文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进行了回顾,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的特点,研究了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的落实情况和存在问题,提出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战略思路及对策措施。     

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理性分析

农村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保持着很高的理性,本文试图从反自我剥削、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的权衡、土地制度的保障三个角度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原因。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一个“回流”的过程。个人的理性并不代表集体的理性,农村的发展归根结底要靠农业的现代化和城镇化。     

城镇化——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必然

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是中国走向现代化面临的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作为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基本载体的乡镇企业,采取“依村傍户”、“三就地”的离散型空间布局,致使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发展出现脱节,城市增长模式生成在国民经济总体增长过程中相对萎缩。在我国工业化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正跨入一个新阶段的今天,完全有必要进行一番认真地反思与审视,以便我们及时地把握住我国工业化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新的历史走向,避免使乡镇企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误入乡土化、离散化和无序化的歧路。     

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的"两栖"迁移

本文从预期收益、机会成本和不确定性的视角对我国大规模的劳动力"两栖"迁移现象做出了新的解释.作者认为,"两栖"迁移是城市化的过渡形式,是现阶段中国城市化制度安排的合理选择.但是,"两栖"迁移规模与城市化进程相分离却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城市化政策的着力点应充分考虑城市化过渡阶段的现实,建立起科学的农村劳动力"两栖"迁移的内在转换机制,进而降低转移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提高低工资市场的回报率,并利用内在价格机制和政策杠杆来稳步推进城市化进程.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对策探讨

"三农"问题是我国现今经济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从分析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原因入手,提出向城市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对策,强调安置和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必须采取深化土地改革,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改善文化教育体制等一系列措施,使农村富余劳动力成为城市发展的新的推动力.     

新形势下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政策的路径选择

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关键就是要使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不断增加的农村后备劳动力能够有序转移流动，顺利实现充分就业。在当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所导致的就业压力增大、城市就业出现用工结构性短缺、农村发展后继乏人的新形势下，各级政府需要从发展农村经济、加强对农村劳动力培训、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有效承接产业转移等方面，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农村劳动力顺利实现转移就业问题的途径和办法。     

内生农业技术进步条件下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问题模型研究

农民收入增长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其中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被认为是实现农民增收的重要措施。我国现有的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既包括因劳动、就业制度不合理而累积形成的存量,又包括因农业技术不断进步而形成的增量。本文提出了一个内生农业技术进步条件下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产生和发展模型并以此来分析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产生和发展趋势,为制定长效的劳动力转移政策提供参考。     

农村城市化道路的最佳选择

现代化是以工业化为前提的,而工业化的结果是城市化的实现。在这一进程中选择什么样的战略是至关重要的。从劳动力资源开发利用和劳动力在城乡间、产业间平衡的层面看,在我国,特别是像辽宁这样较为发达的地区,现有城市的人口规模和容纳度已经饱和。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采取区位和非区位中间的多层次模式,走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并通过城乡一体化实现农村城市化的道路是最佳选择。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阶段特征及政策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经历了从“控制流动”到“规范引导流动”,政府从谨慎对待转变为积极应对,我国对待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从仅着眼于流动向以“流动、公平和融合”多目标综合管理转变。新时期应制定更加积极主动、综合有效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更加重视农民工问题,将农民工问题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基于和谐劳动关系视角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

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大面积向城市转移就业过程中却出现了劳动力“回流”现象,要实现农村劳动力的真正转移不回流,稳定就业和良好的心理适应是必备的重要条件,而和谐劳动关系对其条件形成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在细致分析劳动关系中的不和谐因素基础上,从社会环境营造、企业职责界定及政府功能发挥等方面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以推动农村劳动力的稳定转移.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北京市为例

世界上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化实践说明,城市化的完成质量是通过人们选择一定的生活方式来体现的。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通过地域间的转移举家迁移到城市,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完成标准;农村劳动力对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的真正认同和融入是城市化完成质量的重要评价指标。对此,我们用2004年和2009年两次以同样的方法对在北京市就业的农民工生活方式现状的调研数据,分析在北京就业的农民工生活方式转变中的问题,提出了农民工生活方式转变的三个依次递进的发展阶段和未来农民工生活方式转变的目标模式选择。     

梯度模式、跳跃模式与雁阵模式比较研究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既呈现梯度转移模式也呈现跳跃转移模式。由于长期背离适度性原则,在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助推下,两种劳动力转移模式诱发了三大问题:农村男性劳动力过度转移导致农村家庭空巢化;青壮年劳动力过度转移导致农业空心化;优质人力资本过度流失导致发展现代农业所需人才奇缺。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第二产业就业比重接近临界点,加上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仍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信号都预示着两种转移模式有可能出现新的整合与裂变。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公共政策应作出反应,立足农业基础地位,促使既有利于农村发展的雁阵模式又有利于劳动力转移的雁阵模式耦合为一种新的人力结构模式,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思路。     

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培训及其优化探索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是实现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的重要环节.但在目前,转移培训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发挥的作用明显不尽人意.其原因主要在于,作为转移培训供需关系中的需方--中央政府和接受转移培训农民处于不利的博弈地位.因此,增强对地方政府的激励和约束,推广分解式培训模式和有偿培训券的使用,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增强培训对象在培训中的主体地位,是优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重要措施.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现代农业建设协调发展

农村劳动力转移和现代农业建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是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发展的劳动力来源,同时也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文章在对南阳市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从劳动力本身、制度和土地等方面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的问题,并深刻论述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现代农业建设之间相互促进和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在此基础上,从提高劳动力素质、加强政府引导、消除制度障碍、深化农村改革和优化外部环境等方面给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现代农业建设协调发展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