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无逸》篇修辞解

《尚书·无逸》篇所记商中宗、高宗、祖甲在位年数与其他史籍相同,符合历史事实,但是所记商末几王在位年数不合于史实。究其原因,可以发现《无逸》运用了夸张和对比的修辞手法,故意缩短了商末几王在位年数,与三位在位年数较长的贤王——中宗、高宗、祖甲,形成强烈对比,以达到训诫周成王"无逸"的目的。     

周厉王三十七年奔彘说献疑

西周厉王在位年数的确定，关系到整个西周王年的研究。本文通过考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结合有关铜器铭文，对“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的“夏商周年表”中厉王三十七年与共和始年重合的观点提出疑问，并就《史记·周本纪》的记载对厉王奔彘之年提出新的解释。     

从《史记＆#183;李斯列传》看法家在秦的接受

先秦法家思想是战国时期秦国和统一后的秦王朝的主导政治思想,但是关于法家思想在秦国及秦王朝的具体实践和影响的文献并不是很多.《史记＆#183;李斯列传》正弥补了这一缺憾.文章通过《史记＆#183;李斯列传》分析李斯、赵高、秦二世对法家思想的接受,进而探讨法家思想在秦国和秦王朝的政治运作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蒙恬的一封上书及其生平的几个问题

蒙恬是秦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两汉以来,除《史记》外,不少典籍有关于蒙恬的记述和评价,对于深入了解蒙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信息.其中曹操提及的蒙恬上书、蒙恬的法吏出身、与李信伐楚的失利、将兵屯边的具体年代、汉代人对蒙恬的评价及蒙恬造笔、造筝说的真实性等问题,都有进一步澄清辨析的必要.     

蝉的等待

此语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战国时期，赵国派蔺相如出使秦国，蔺智斗秦王，使玉完璧归赵，立了大功。赵王封蔺相如为上卿，官居廉颇大将军之上。     

史记笺证：人类精神家园中深沉而宏博的精神吞吐

在《史记》研究的领域里,许多学者都不得不认可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认为它是“三家注”之后最好的《史记》注本。该书从上世纪30年代传入我国,70年来成为我国学者研究《史记》不可或缺的参考书。中国学者研究中国自己的《史记》却离不开日本人的著述,这确实令中国学人感到尴尬,早在郭沫若那一辈的学者就为此感愤不平。著名《史记》专家韩兆琦教授倾40年研究《史记》之功力,焚膏继晷,兀兀穷年,呕心沥血,历时12载,终于著成了煌煌500万言的《史记笺证》,最近已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无疑是《史记》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燕丹子》考辨

《燕丹子》的成书年代及其与《史记》的关系至今众说纷纭。这为学界继续研讨既创造了条件,也留下较广的空间。通过对相关资料进行勾索与辨析,虽然不能确知产生该书的特定年代,但可辨明成书年代的下限,了解同一题材传说历史的流变轨迹。至于考察它与《史记》的关系,最直接也最可靠的办法就是将两者的相关文字进行比对,有无承袭即可了然     

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述略

中国长城史是中华文化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国时期的长城为中国长城史的第一个重要阶段。其中尤以秦昭王长城,更是涉及秦国发展史中的重大问题。这条长城,《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     

“秦缶”考

一提起泰国的乐器,很自然地就会想到缶和筝。这是因为李斯曾在《谏逐客书》中写道:“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史记·李斯列传》)筝作为秦国独创的乐器,自古以来,众口一辞,已成定论。然而把缶也当作秦国首先使用的乐器,那就大错特错了。须知,缶本来不是乐器,而是新石器时代原始人制造的一种陶容器,是用来盛水、酒或     

秦代徙民述论

秦代徙民,范围广、规模大,对秦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但这一问题还是秦史研究中比较薄弱的环节。本文拟对此作一些探讨,希同志们指正。一徙豪族从商鞅变法到秦王政即位一百多年间,是秦国的飞速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内,由于惠文王、昭襄王等相继采取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措施,使秦国疆域日广,国势骤增。秦在开拓     

世纪末的总结——“1999年中国·开封《史记》暨汉代文学研讨会”综述

《史记》研究与司马迁研究为本次会议之重点。司马迁的大一统思想,《史记》篇章研究与《史记》全书的关系,《史记》“世家”新解,20世纪《史记》研究史为大会所注目。     

论司马迁分列《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的思想

"本纪"叙述帝王政迹,以时间上的延展叙述改朝换代的历史。《秦本纪》有世家叙述结构的倾向,与《吴太伯世家》、《齐太公世家》等处于同一叙述层面。如以《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的结构方式叙述的话,司马迁应该把《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合为一篇才符合体例。将《秦本纪》列入"本纪"与司马迁关注社会变革的过程息息相关,与探讨秦统一六国建立大一统帝国和走向强盛的历史原因相关。将秦史拆分《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两篇,表明司马迁关心秦史的程度超过夏商周三代。司马迁一反撰写三代"本纪"的原则,同时写《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是通过秦王朝短命的历史重点探讨兴盛与衰败的道理,是为了更好地突出社会进程中发生的剧变。     

吕不韦与《吕氏春秋》

在今天许多学者笔下,《吕氏春秋》的思想就是吕不韦的思想似乎已成了不证自明的前提,并由此前提出发探讨与之相关的问题。这个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宋代以来读书界普遍存在的因人废书倾向,但能否说就没有受到其他成见的荫蔽呢?从《史记》等现有材料来看,《吕氏春秋》是由吕不韦授意编撰的,他个人的一些想法、主张,也应在书中有所反映,但具体的编撰工作,则由其门下积学之士担任。吕不韦对《吕氏春秋》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吕氏春秋》绝非其为政指南。就《史记》、《战国策》等对吕不韦生平行事及其当政期间秦国国政的记述来看,吕不韦是一个精于权谋的“闻者”,而非励精图志的改革家。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政见或有冲突,但吕不韦与秦王政之间的矛盾,应主要还是雄心勃勃的君主与把持朝政的权相之间的矛盾。     

《史记》《汉书》中作者精神倾向比较研究

我国史传散文佳作代表《史记》与《汉书》在思想精神倾向存在着明显差异:《史记》儒道互补而《汉书》独尊儒术,《史记》通古今之变而《汉书》尊显汉室,《史记》感情移入而《汉书》不失客观,《史记》兼顾民间而《汉书》倾向上层。     

清代《史记》语言艺术研究简论

《史记》的语言艺术的研究是《史记》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清代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清人继承了宋明以来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并进行了开拓与深入。清代研究者把《史记》的语言艺术作为掌握其文学特质的起点,在精读、细读《史记》文本的基础上,重视字法、句法的研究,并进行了深入仔细地辨析与归纳。这些阐释使清代《史记》的语言研究成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深广地揭示了《史记》的文学艺术性。     

宋明笔记对《史记》文学成就的总体评价

宋明时期的笔记著作对《史记》文学成就的整体评价,主要包括对《史记》作为史学著作的文学性质的认识、对《史记》的传记文学性质的认识、《史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史记》取得文学成就的原因、《史记》对后世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的影响等。这些评论能加深加强对《史记》文学价值的认识与理解,使我们从中看到我国古典散文创作的相承关系。     

论《史》、《汉》重叠部分的思想内容和语言艺术的差异

《史记》和《汉书》,是历史巨著,也是散文巨著。一些评论者认为,《汉书》武帝以前的纪传,是“承袭”、“直抄”、“照搬”司马迁的《史记》,很少改易,如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说:“《汉书》的文字,武帝以前事,大抵直抄《史记》文字,很少更动。”这当然有一定道理,因为《汉书》中有五十多篇文章的取材与《史记》相同,并且有很多地方确实用了《史记》的原文。但是,我们如果把《汉书》与《史记》的重叠部分仔细对照,就不难发现班固往往在关键之处,通过增补、删削、易位、改写等多种手段,在不太露痕迹的情况下,改易了《史记》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文章风格。     

宋代《史记》人物史评与诗评之比较举隅

《史记》自问世以来,历代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对《史记》进行的补、订、注、评上,用诗歌形式研究《史记》被研究所忽略。其实,史评和诗评《史记》都应受到足够的重视。宋代苏轼的史论章《留侯论》和王安石的诗歌《张良》可谓史评与诗评之代表,从二之比较可以看出：诗评《史记》的成果不亚于史评,二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史记》断限与缺补疑案之梳理

《史记》的断限与缺补是《史记》研究史上重大疑案中最为突出的两个问题,两千多年来学者们多有争论。关于《史记》的上限有两说,下限有四说。从目前研究来看,上限基本定论,下限虽有多种说法,但“太初说”占主导地位。《史记》的缺补问题是与《史记》断限紧密相联的。由于断限本身的不明确,也造成了缺补问题的许多疑点。这一疑案有两大关键问题,一是《史记》的残缺,二是《史记》的补窜,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梳理辨析。     

《史记》研究的全面丰收期——七六年以来《史记》研究概述

《史记》研究已有两千多年历史。解放后四十年的研究与前代相比,发生了质的飞跃,广大文史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开始把《史记》从“史料学”的研究提高到《史记》学的研究高度上,使《史记》研究有了科学的、正确的方向。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问题逐步深入,研究队伍日益壮大,一门新的学科——“史记学”正在建立。解放后,《史记》获得了学术界的极大重视,史学史、文学史、思想史、经济史、美学史等都把《史记》列为专章进行评论。在出版读物中,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成果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