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贫困经历会影响企业税收激进吗?

利用2008-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以CEO童年时期是否经历"三年困难时期"为切入点,可实证检验CEO贫困经历与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关系,以及CEO权力、审计质量在CEO贫困经历影响企业税收激进程度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CEO早期贫困经历会显著降低企业税收激进程度,CEO权力的增大会增强CEO贫困经历对企业税收激进程度的抑制作用,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增强了 CEO贫困经历对税收激进程度的抑制作用,同时外部审计对CEO权力的调节作用也有抑制效果.作用机制检验表明,CEO风险偏好在CEO贫困经历影响税收激进程度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     

数字化转型推动产业创新了吗？——基于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采用新技术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式,对企业创新有重要影响,而产业融合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用上市公司数据和投入产出表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效应和作用机制,并深入考察了产业融合在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创新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产业融合有助于数字化转型发挥推动作用;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增加研发投入和提高技术溢出三种渠道影响企业创新,产业融合可以加强这三种渠道的机制效应;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效应不显著,对中外合资企业的效应显著为正;与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相比,产业融合对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作用的效应更强。企业创新要重视产业融合的作用,特别是要发挥制造业基本盘的压舱石作用。     

CEO自信程度、产权性质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

本文以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2013-2017年的面板数据,从CEO人口特征、投资行为、公司治理、胜任力四个方面出发,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CEO自信程度评价体系,得出各个企业的CEO自信程度综合得分,以此作为CEO自信程度的衡量指标,进一步探讨CEO自信程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基于相关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CEO自信程度与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呈倒U型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CEO自信程度对承担社会责任的影响存在差异,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CEO自信程度对社会责任的影响更明显;国有产权性质弱化了两者之间的倒U型关系,使CEO自信程度对社会责任呈正相关关系。从行为学和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出发,进一步丰富了管理层心理特征与社会责任的相关研究,对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具有指导意义。     

劳动力老化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劳动生产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企业是劳动生产率提升的核心载体。结合城市统计年鉴、人口普查数据与微观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考察劳动力老化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作用。研究发现：第一,劳动力老化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短期具有积极影响,但长远而言,当劳动力老化超过一定程度后,将对企业劳动生产率产生不利影响。第二,劳动力老化通过企业创新投入、劳动力素养机制正向作用于企业劳动生产率,其中企业创新投入是主要作用渠道,但也通过企业劳动力成本机制对劳动生产率产生了不利影响。第三,劳动力老化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短期作用存在显著异质性,劳动力老化与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正相关关系仅在非国有企业中成立,在国有企业中,劳动力老化对企业劳动生产率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同时,劳动力老化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资本密度高的企业中更强,但在行业层面这一效果并不显著;进一步地,劳动力老化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积极影响在出口企业中更强;此外,在东部地区,劳动力老化对企业劳动生产率具有积极作用,但在西部地区,劳动力老化对企业劳动生产率产生了不利影响。研究结论对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CEO的政治联系强化了职位壕沟效应吗?——基于民营上市公司CEO变更的验证

以董事会对CEO变更的决策为切入点,验证在政治联系的调节下,CEO变更与公司业绩的敏感性。对2007-2015年中国民营控股上市公司758例CEO变更的实证研究发现,CEO变更与公司上年业绩显著负相关,但CEO政治联系显著减弱了业绩—变更的敏感性,降低了被解雇的概率。换言之,CEO的政治联系成为其构筑职位壕沟的资本,弱化了董事会对CEO应有的监管和约束机制。其启发意义在于:中国关系型社会中,CEO利用政治联系形成的职位壕沟效应对董事会正式治理机制产生显著影响,业绩不佳不是董事会解雇CEO的唯一参考,还需考虑其政治联系而带来的社会资源对企业成长的影响,董事会须在雇佣新的CEO可能带来的业绩改善与解雇原CEO可能导致的关系损失间做出权衡。但需注意,在享有CEO的政治联系为企业带来优势的同时也需承担有可能发生的利益输送以及降低董事会治理有效性等而增加的治理成本与治理风险。     

科技创新投入、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创新是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本文通过构造科技创新投入指数,利用2000—2020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探讨了科技创新投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科技创新投入显著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分科技创新投入类型来看,企业科研经费投入与科技研发人员投入均能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研究表明,科技创新投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呈现非线性,知识产权保护的水平越高,科技创新投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越强。本文的结论对我国合理配置创新资源、加快创新要素与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导价值。     

碳交易制度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及作用机制

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政策,碳交易制度在促进企业节能减排的同时也会对企业发展质量产生影响。以八省市开启的碳交易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平台,选取2011—2021年政策试点省市内上市企业为样本,建立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碳交易制度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碳交易制度能够显著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异质性检验显示,碳交易制度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在民营企业和环境执法力度较强地区的企业中尤为显著;作用机制检验显示,碳交易市场活跃度和金融发展会增强碳交易的影响,市场活跃度和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越强。上述结论为完善碳交易市场建设、提升企业发展质量提供了理论借鉴和经验证据。     

审批制度改革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行政审批中心成立的准自然实验

行政审批改革是重塑政府与市场间关系的重要举措，是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关键。以2001—202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在各地行政审批中心成立的“准自然实验”下，系统考察以审批制度改革为主要形式的政府放权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审批制度改革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绩效，表现为企业创新对经营业绩和营业收入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拓展性检验发现：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在客户集中度低和产品多元化程度高的样本中更为显著。从作用机制看，审批制度改革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投资灵活性。研究结论有助于揭示审批制度改革对微观企业行为影响的传导机制，对我国如何进一步推进合理精准的审批制度改革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儒家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基于第十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的实证检验

本文从非正式制度视角考察儒家文化及其隐性价值规范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利用2012年全国第十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儒家倡导的"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显著影响了现代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企业所在地区的儒家文化强度越高,其社会责任履行质量越好,即表现为更高的慈善捐赠水平和更强的环境保护力度,且更积极地参与民间公益组织合作.进一步检验表明,企业家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会显著影响儒家文化的作用效果,企业家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增强了儒家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质量的促进作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论依然成立.研究将外部非正式制度与内部企业家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拓展了对新兴市场国家"弱制度"情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的理解,同时也从微观企业层面深化了对儒家文化经济后果的理论认知.     

产业集聚对城市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基于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产业集聚是影响知识创造和传播的一种重要环境因素,会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影响.采用中国270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动态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方法考察制造业集聚和服务业集聚对城市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集聚对城市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多样化集聚的作用比专业化集聚更突出;服务业(整体)集聚对城市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不显著,其中仅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专业化集聚的影响比多样化集聚更明显,而消费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集聚对城市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不显著.应积极引导企业进行合理的空间集聚,在制造业集聚中鼓励多样化集聚,并引导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共同集聚,以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并购、吸收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我国医药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2007-2010年我国医药上市公司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并购、吸收能力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企业技术寻求型并购与企业创新绩效呈显著正向关系,这表明我国医药上市公司的并购创新效应显著;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对企业并购的创新效应有正向调节作用;企业技术并购对企业R&D强度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和产权保护水平对并购后企业的R&D强度有正向促进作用;同时企业并购的R&D强度也受到企业的成长性、资产专有性、企业规模等异质性因素的影响。     

互联网驱动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的效应研究

当前,中国大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网络技术也渐渐融入实体经济的发展,在梳理和归纳互联网对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的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利用2006-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对互联网对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的传导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互联网显著促进了实体经济创新效率的提高,与东部地区相比,在中西部地区互联网对实体经济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且互联网对实体经济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人力资本水平和消费需求水平来实现。提出的政策建议是:推进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鼓励传统企业实施"互联网+"战略,优化专业人才队伍,规范互联网市场,为实体经济的创新发展提供良好的资源条件和战略支持。     

社会网络、知识资本与企业创新能力的关系研究

本文将社会网络理论引入知识资本和企业创新理论研究中,分析了社会网络、知识资本和企业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三者之间的关系模型。研究发现,内外部社会网络对企业技术和制度创新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知识资本的各个构成要素通过彼此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企业技术、制度创新能力;内外部社会网络有助于企业知识资本的增加及其作用的发挥,对企业技术、制度创新能力具有更显著的增值作用。     

劳动力流动对沿海地区企业成本竞争力的影响

文章基于人口普查数据、工业企业数据与城市统计数据,实证检验了劳动力流动对流入地企业用工成本变动和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可以增加流入地的劳动力市场供给,有效缓解企业用工成本上涨的压力。与资本密集型行业相比,劳动力流动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影响更显著;与国有企业相比,劳动力流动对非国有企业降低用工成本的作用更显著;与非出口企业相比,劳动力流动对出口企业提高竞争力的作用更显著。研究结果证实,跨区域劳动力流动对于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非国有企业缓解用工成本上涨的压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市场成本竞争的背后,不可忽视跨区域劳动力流动对中国制造作出的巨大贡献。     

政府补助、市场化改革与我国企业出口竞争力——基于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验证据

作为中国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手段,政府补助是否提升了我国企业出口竞争力?市场化改革对企业出口竞争力起怎样的作用?从制度理论出发,利用2015—2017年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经验研究发现:一是政府补助对我国企业出口竞争力有显著的不利影响;二是市场化改革对企业出口竞争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三是与沿海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的政府补助对我国企业出口竞争力的不利影响要小很多;四是仅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国有企业的政府补助才对我国企业出口竞争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研究结论对中国正在推进的市场化改革和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政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员工持股计划、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

在我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背景下，企业创新是推进我国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变量。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创新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实体投资见效慢、回报率低，导致企业管理者将闲置资金过度投放至金融行业，从而挤占创新资源，使得企业脱实向虚现象严重。金融资产投资作为公司内部资金管理的一部分，其在员工持股计划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值得探讨。文章选取2014—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了员工持股计划与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能够抑制企业金融化从而促进企业创新；员工持股计划在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激励效应更显著。     

互联网发展对中国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

推动互联网与区域创新深度融合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手段。基于互联网资源和互联网普及的双重视角，以2005-2018年中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深入探讨互联网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异质性与非线性，结果发现，互联网资源和互联网普及均对区域创新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且互联网普及的促进作用更强。此外，互联网发展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还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关系，其中互联网资源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不断减弱，呈现高水平陷阱特征；而互联网普及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则不断增强，存在显著的网络效应。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和出口产品质量

制造业服务化已成为全球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于2000—2011年中国微观数据考察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制造业投入服务化通过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促进了其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且企业的吸收能力越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越高,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效果越强。异质性分析表明,该提升效果在私营企业、东部地区企业、高技术和高竞争行业企业中更强,且直接的、国外的、发达国家的服务投入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效果更大。基于不同服务部门的实证研究发现,邮电通信、金融服务化能显著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而交通运输、商务、批发零售服务化则无显著影响甚至会抑制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研究结论为中国由制造大国转变为制造强国和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恋爱经历对大学新生自我概念及人生观的影响

采用大学生自我概念量表与人生认知量表研究恋爱经历对306名大学新生进行研究,探讨其恋爱经历对自我概念及人生观的影响。结果表明：大学新生在自我概念的自纳因子上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在自我概念的成熟、自纳及人生观的社会与集体、奋斗方式因子上存在显著民族差异;恋爱经历对大学新生的自我概念具有显著影响,恋爱过与正在恋爱的大学生在容貌、成熟等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从未恋爱的大学新生;个体的恋爱经历与自我概念的容貌、自我概念总分存在显著相关;恋爱经历通过自我概念的间接作用对大学新生的人生观产生影响。     

服务型企业科技创新与价值共创

服务主导逻辑下,知识和技能等高阶资源已成为构成企业核心能力的关键要素。在需求碎片化和价值营销主导的市场经营环境中,服务型企业科技创新以创造更多的顾客价值为目标,必须向价值创新和价值共创转变。文章借助于ANP方法和SEM方法分析了服务型企业的顾客参与、科技创新和价值共创,研究发现创新物质投入、创新时间、创新文化和创新成果转化率均对价值共创有明显正向促进作用;科技创新不仅有利于制造型企业的价值创造,对于服务型企业的价值共创同样发挥作用;而顾客参与对创新成本、创新文化以及创新成果转化率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对创新时间的影响无法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