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农村家庭与全国农村家庭消费结构比较分析

从人均消费支出、平均消费倾向与边际消费倾向、消费需求弹性等方面比较分析湖南省与全国农村家庭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结果显示,湖南省农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高于全国农村家庭消费水平;二者的消费需求项目的侧重点基本一致,基本需求项目的边际消费倾向最大,而较高层次的需求项目还处于较低水平。湖南农村家庭的消费更受到了其收入增长水平缓慢的制约。建议开辟农村家庭创收渠道、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完善农村各项保障制度等以优化湖南省农村家庭消费结构。     

房产税改革对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来自2011年房产税改革试点的证据

以2011年在上海和重庆两地推行的房产税改革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CFPS家庭微观数据采用倍差法实证分析了房产税改革对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和具体作用渠道。研究发现,总体上看,房产税改革试点政策对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种抑制作用对重庆城镇家庭和有且仅有一套房家庭的消费支出尤其明显。房产税改革试点政策的收入效应、预防性储蓄效应和负向财富效应是其影响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作用渠道,通过降低城镇居民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增加预防性储蓄以及减少住房资产价值,进而挤出其家庭消费支出。研究结论对于未来房产税的推广和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提供了政策启示。     

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分析:基于吉林省农村的调查研究

对吉林省农村消费行为进行的研究发现:农地经营和外出务工是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低收入是制约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流动性约束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增加了预防性储蓄倾向;人情往来消费超出了部分农户的承受能力;孩子成为家庭的消费重心;赌博成为冬闲期的主要娱乐项目;需求偏好具有质优价廉的特征;邻里间的口碑传播成为消费的主要依据。因此,政府和社会应在农地流转、社会保障和消费观念等方面对农村消费给予支持和引导。     

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的地区差异分析——基于海南省农村居民的研究（1990—2008）

采用Dnyna的预防性储蓄模型和固定效应-工具变量法（FE-IV）对海南省农村居民1990—2008年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及其地区差异进行了估计。研究发现：1.海南省农村居民存在明显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高于海南省城镇居民的水平,但远低于全国农村居民的平均水平;2.海南省不同收入地区的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差别不大,没有出现＂居民收入越低,预防性储蓄动机越强＂的规律;3.提高人均GDP水平和城镇化率都不能有效降低海南省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水平。     

农户消费行为与家庭医疗保障

文章以全国农村固定跟踪观察资料为基础 ,以农户家庭医疗服务消费为核心 ,重点对 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农户家庭医疗服务消费行为的变化及不同区域、不同收入水平间农户医疗服务消费行为的差异进行了分析 ,发现 :随着时间变化 ,农户经济收入与消费水平的变化是完全一致的 ,均呈“S”型 ,这表明农户的消费行为决策是以收入为基础的。在农户消费倾向呈现一种不断下降趋势情况下 ,家庭医疗服务消费倾向却相反呈现一种直线型上升趋势。这意味着医疗保障已成为农户消费决策所必需考虑的重要问题。事实上 ,启动农村消费市场 ,拉动内需的关键就在解决包括农村医疗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问题 ,而不是动用利率杠杆 ,降低银行储蓄利率等     

农村家庭不同类型收入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

根据西方消费理论,利用绝对收入假说模型、相对收入假设模型,实证分析了不同类型收入对中国农村家庭狭义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当期收入、永久性收入与暂时性收入对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都有一定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432、0．657、0．014,其中,永久性收入的影响最大;农村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并不高。据此提出,为改善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应帮助农村家庭增收创收、促进农村家庭暂时性收入向永久性收入有效转变,同时有关各方应做好农村家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引导工作。     

不同来源收入及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在预防性储蓄理论基础上,将不同收入来源及其收入不确定性引入分析框架,以考察收入来源及其不确定性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利用2001-2011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调整离差指标来对农村居民不同来源收入的不确定性进行测量。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不同收入来源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不同,从影响程度来看,由高到低依次为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收入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具有抑制作用,增加了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基于本研究结论就促进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高提出了政策建议。     

我国农户消费倾向“名高实低”现象研究

现行统计年鉴中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数据没有包括城镇居民的非货币转移性收入，因而被严重低估。本文利用经合理调整之后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数据，证明我国农户消费倾向和城镇居民相比仅仅是名义上偏低的，而实际上是偏高的，原因包括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过大，农户比城镇居民消费攀比心理更强，农户预防性储蓄倾向较低等。本文的政策含义是要通过提高农户收入，减轻农户负担，推进农村各项配套改革措施来开拓农村市场。     

当前我国有效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分析--从居民储蓄与消费的关系角度分析

结合我国居民具体情况,以一种划分居民储蓄阶段的分析方法,不仅考虑居民现期收入对居民现期消费的影响,而且侧重分析居民储蓄存量与居民现期消费的关系,对当前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分析.     

中部地区农民预防性储蓄行为分析——以山西省为例

在预防性储蓄理论指导下,借鉴缓冲储备模型,结合地区特点,构建了计量模型。然后利用1980年～2010年数据,对山西农民高储蓄现象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表明:1.习惯因素,是该地区农民高储蓄的原因,前一期的储蓄每增加1%,本期的储蓄就增加0.217%;2.各种不确定性增强了农民储蓄动机;3.农民的收入依旧是制约消费的主要因素。     

中国城乡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的比较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对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的研究可为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基于欧拉方程,建立了储蓄谨慎系数测定模型,利用1999年以来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对中国城乡居民储蓄谨慎系数进行了对比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远远高于城镇居民。最后从城乡居民收入结构和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对检验结果进行了解释,并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不确定性下的南京农户消费行为分析:基于持久收入假设

本文利用1982—2008年南京农户的收入消费数据,在自适应预期和持久收入假说的框架下,估计了南京农户消费与收入的长期均衡关系。结果表明:增加收入可以增加消费,农户的长期边际消费倾向在1982—1997年、1998—2002年2、003—2008年前后三个时间段存在显著差异,在1998—2002年最低,说明这阶段预防性储蓄增加。随后利用误差修正模型(ECM)估计了三个时段的短期动态消费函数,并引入了收入不确定性的解释变量,估计结果与长期消费函数一致:收入的增长能加速消费的增长,收入的不确定性在第二阶段表现为显著不利于消费的增长。所以,增加农户的消费,关键是提高农民的收入,改善农民的收入消费预期,以减少不确定性而导致的防卫性储蓄。     

收入不平等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基于机会不平等与努力不平等的视角

基于2014和2016年两期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利用非参数法将收入不平等分解为机会不平等和努力不平等,并检验两类不平等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抑制居民消费升级。其中,机会不平等是收入不平等抑制家庭消费升级的主要内因,而努力不平等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不显著;异质性分析发现,机会不平等的扩大显著抑制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农业户口以及主观社会地位较低家庭的消费升级,而努力不平等的扩大抑制了中部和主观社会地位较低家庭的消费升级,但提高了西部地区家庭消费升级;公平感是机会不平等影响家庭消费升级的传导渠道之一。     

现收现付制对储蓄、教育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家庭养老视角的理论分析

在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面临的养老保障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障体系能否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也备受争议。在家庭养老背景下,引入家庭养儿防老机制和父母对子女的部分利他假定,去分析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障体系对储蓄、教育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十分必要。虽然现收现付制降低了储蓄,但对教育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具体取决于父母对子女的质量的偏好,以及人力资本投资的产出弹性系数、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份额以及老龄化程度。     

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居民储蓄状况及行为分析

随着区域相关体制和制度的变迁,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居民储蓄的基本经济行为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居民储蓄宏观上表现为储蓄结构单一、不受利率变化的影响、边远地域的少数民族居民储蓄总量较低;微观上表现为储蓄动机带有预防性、储蓄需要带有强制性、储蓄决策带有计划和理智性。储蓄作为消费的余项部分和投资的重要来源,对甘肃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起着重要作用。因此,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引导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居民的储蓄行为,保障甘肃经济的通畅运行。     

商业保险与家庭储蓄行为CSSCI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和2017年两期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从微观层面研究了家庭参与商业保险对其储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购买商业保险对家庭储蓄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程度越深,抑制效应越强。进一步研究表明,商业人寿保险的边际效用大于总的商业保险,而商业健康保险对家庭储蓄的影响并不显著。研究结果还显示,家庭幸福感在商业保险对家庭储蓄的抑制作用中发挥中介作用。异质性研究表明,商业保险对于家庭储蓄的抑制效应在东中部地区、农村地区、户主拥有中高等教育、偏好风险的家庭中作用更大。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转移收入对储蓄影响分析

本文回顾了国外社会保障制度对储蓄的影响问题的理论研究。结合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和储蓄数据,分析了中国转移收入对储蓄影响状况。得到的结论是,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转移收入增加减少了居民储蓄。从不同收入阶层看,转移收入对储蓄的影响多体现在高收入阶层,对中低收入家庭储蓄影响不大。     

农村社会保障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机理、现状与对策

拉动农村消费是当前扩大内需的关键所在。生命周期理论、预防性储蓄理论以及收入分配效应理论的研究都显示了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覆盖率低、城乡差距大、地区发展不均衡以及管理体系落后是制约农村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健全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大政府投入,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率,缩小城乡社保差距,实现城乡统筹,同时加强管理体系建设,才是我国当前扩大农村消费支出的必由之路。     

家庭子代死亡风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家庭养老的环境里,独生子女政策下的子代意外死亡发生时间对于家庭的子女教育投资、储蓄以及由此产生的家庭养老保障能力具有重要的影响.当家庭尚有生育能力的情况下,子代在未接受人力资本积累期间的死亡率变化与教育投资率无关,也与家庭的储蓄率无关,但该阶段的死亡率下降,有利于消费的永久性增长.但对于子代在家庭支付人力资本积累后的死亡率变化对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正反两面的作用,它的变化对于经济增长也同样具有正反两种效应,其净效应还受制于老年的存活概率,子代的生育率数量等其他因素.因此,在当前老龄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当前的高储蓄现象并非来自于子代死亡率的下降以及子代数量的外生下降,而是来自于老年寿命预期的延长,子代的死亡风险并不必然导致中国长期养老能力的弱化.     

教育偏好、教育价格、人口结构与山西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

将Zeldes和Dynan的模型进行了融合,结合山西的实际情况,对山西城镇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行了估计,同时与全国城镇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山西城镇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大大高于全国城镇居民.在对相关的统计数据详细分析之后,发现目前和未来潜在的教育支出所带来的流动性约束是导致山西城镇居民行为更加谨慎的重要原因.教育偏好、教育价格与人口结构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山西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