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区矫正制度协同创新的路径选择

社区矫正是一种法治文化的实践表现形态,是蕴涵人道主义(人文关怀)、个别主义(特殊对待)、经济主义(资源整合)、价值回归(再社会化)等法治理念的司法和社会教育制度.随着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建构和完善社区矫正制度成为法治面向未来发展的研究主题之一.文章尝试将社区矫正制度完善研究置于协同创新的视野下,协同与整合多种因素与力量,创新矫正理念、矫正目标、矫正内容、矫正方式,加强矫正主体、矫正客体和矫正环境等方面协调配合,有效集成整合资源,以形成法治理论与法治实践高效协同的中国社区矫正模式.     

法治如何评估?——以中国地方法治指数为例

法治指数是判断衡量一个国家的法治(Rule of Law)状况及其程度的量化标准和评估体系。地方法治是国家法治原则和基本法治制度在地方上的具体表现,同时也是法治理念与制度在实践过程中的微观创新。在已有研究与实践成果基础上,建构地方法治评估体系,并对每一项指标予以操作性细化,对于中国法治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承担的"超WTO义务"及其对WTO法律制度的影响

中国在法治、市场经济、投资自由化等方面承担的"超WTO义务"对WTO的法律制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填补了WTO法律制度的空白,为WTO规则和贸易自由化设立了新的标准;另一方面,它破坏了WTO的法治理念和行为规则的统一性,制约了争端解决机制的有效运转."超WTO义务"与以法治为基础的TO法律制度是格格不入的.     

权威·权力·权利:探索法治的三维建构

法治是一切向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转型的国家所面临的现实选择。对法治的建构必须厘清权威、权力、权利三者与法律的关系：在宏观上，树立法律权威和政治权威应具有合法性；在中观上，权力依法行使并受法律制约，法律对其制约进行制度安排；在微观上，高扬公民权利，实现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只有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维度上对法治理念的内在精神进行探索，法治才能在内容上全面地超越人治，在本质上历史性地超越传统法治；才能实现实质法治对形式法治的价值超越，实现法治对以法治国的思维超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指明了法制现代化的方向，以政府和社会、个人三方推进相结合的方法，实现中国未来的法治建构。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法治实践的探索发展和重要启示

从国家治理上看,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就是党领导人民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而开展法治实践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人民开展法治实践可以分为五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法制实践;新中国成立后依法治国的初步展开与挫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新强调法制并实现了从法制到法治的发展;党的十五大后从法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的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形成,党对法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法治中国建设全面展开.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法治实践的历史,可以得出四方面重要启示:走法治道路是党的性质、宗旨和执政理念所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党领导人民走法治道路的必然选择,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制度载体.这四方面是一个互相联系、逐层递进的关系,是以党的性质、宗旨为主体要素,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理念,结合中国国情特点而形成的有机整体,是我们必须一体贯彻、坚定不移、始终坚持的.     

“社团式”社会资本网络关系的型塑与法治秩序

要规约和克服社会资本的异型发展,充分发挥其对法治秩序的支撑作用,就必须对社会资本进行重建.因此,要在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现代性转换的基础上,培养普遍的信任理念,为法治秩序提供伦理基础;重塑社会信任主体,增强公民意识和法治信念;增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法治秩序提供制度保障;建立"社团式"社会资本,推进法治现代化.只有这样,内在自觉的法治秩序和法治国家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论法治的精神

法治的精神是法治建设的基本精神,是建设法治国家的灵魂和神经,它支配着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进行的法律性制度安排,指引和制约着对法律资源和其他资源的社会性配置。同时,法治的精神是与市场经济的本质和规律相适应的理性精神和价值原则。因此,研究培植法治的精神,使之成为民族信仰和社会理念,对于促进法治精神由理论形态变为实践形态,实现依法治国的理想,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法治现代化不可忽视的环节:非正式制度与本土资源——以普遍信任为视角

法治的本土资源,指向的是一种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相对,体现为习俗规范、价值观、道德伦理、社会观念等.法治现代化需要本土资源的孕育与支撑,而其本土资源构筑和完善的关键,在于推动该国以特殊信任为特质的非正式制度向以普遍信任为特质的非正式制度转变.现代法治所需要的非正式制度与本土资源是以普遍信任为特质的,以普遍信任视角来审视法治现代化及其社会转型的动力和条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浅析宪政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从宪政与市场经济的含义及历史演变可以看出,宪政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市场经济不仅是一场全面的制度实践,而且是一系列价值和观念的载体,市场经济是宪政产生的前提;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无疑需要制度和价值理念的双重支持,而民主宪政无论形式与内容恰恰与此契合,是市场经济的制度保障.我国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需要宪政的支持.     

法治的变迁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法治随着实践的发展和人类认识的不断提高,历经了由低级到高级的渐次进化过程.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作为一种价值理念、一种制度安排、一种秩序状态、一种治国方略,体现了人类共同的价值选择和秩序追求.现代宪政将法治之理论和具体的社会实践相统一,为法治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科学的实现模式,是现代法治发展的基本取向.     

市场推进型法治是我国法治化的正确选择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 ,实行法治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人民群众是我国法治的主体。我国法治化模式应该以市场经济为载体 ,以观念培育为重点。党和国家应该通过积极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宣传法治社会的价值观念 ,制定权利本位的法律和进行制约权力为核心的制度创新 ,促进法治社会的早日实现     

论中国财政制度法治化的创新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财政体系为我国财政制度法治化提供了一个变革创新的契机。我国财政制度法治化创新应遵循公共性、公开性、公平性、公益性和法治性五项原则,树立有限财政、有效财政、有序财政、有为财政、有责财政的五大理念,并以迄今为止的经济体制改革中财政退出“越位”,弥补“缺位”,防止“错位”、使其“归位”的构建公共财政的实践进程为分析对象,梳理中国财政法制变革的发展脉络,辨识处于联系其他诸项改革的枢纽位置并在新旧体制转换的各个联结点上发挥着承前启后的传导功能的中国财政制度法治化的逻辑,提出公共财政制度法治化的创新的方略。     

公民法律意识的培养与法治社会的生成

法律意识是法治模式构造、运行与变迁的先导和基础,直接决定和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法治状态和法治水平;法治的实践,不仅意味着社会管理结构的改革与制度模式的变迁,更意味着人们的法律意识与法制实践的同步更新与发展。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总体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但与法治的内在要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公民法律意识只有根植于丰厚的法治社会生成的土壤之中方能得以历练和提高,这就要求进一步完善自由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塑造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多元文化环境,用民主和法治铸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经济人"·价值规律·市场经济

论析"经济人"与价值规律及市场经济形成的内在联系,认为"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质具有"两面性",即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面和损害经济效率的一面;并据此试图阐明:解决我国现存的主要经济问题,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是通过完善法治,建立有效的利益激励机制、公平竞争机制和监督约束机制.     

法治视域下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我国的大学制度历经政治化、行政化和法治化三种形态,现代大学制度呈现法治化形态。与法治建设一样,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推进的,两者具有时间上的同步性、路径上的相通性。中国法治实践正在描绘的一幅可能的法治图景是：从法律制度的完善到法治理念的凝练再到法治文化的型塑。这个法治图景对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具有指引性,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因而也将从三个层面实现法治构造,即以大学章程为核心的现代大学制度体系建设,以依法治校、以人为本、学术自由、主体平等为重点的现代大学理念建设,以理性文化和权利文化为基础的现代大学文化建设。     

市场经济理念视觉下的企业管理创新

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中心,市场经济理念视觉下的企业管理创新首先是企业财务管理的创新。从观念和制度两个层面探讨企业财务管理的创新问题,应秉持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把“市场观念”、“法治观念”、“信用观念”、“人本观念”做为企业财务管理的核心理念。特别是在企业财务管理的体制上,应从与“物本、资本”相对应的“财权、产权”的变革中,逐渐转移到与“人本”相对应的“人的维度”方面来,以此唤醒企业财务管理人员的人本意识,并在“人的维度”机制的指标设计上有所创新。     

论WTO环境下我国政府创新的价值取向

加入WTO以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高执政能力都要求我国政府具有新的管理理念、新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因此,WTO环境下政府创新的价值取向应是塑造新型政府,即法治政府、责任政府、诚信政府、透明政府、高效政府和服务政府的良好形象.     

论政治现代化视阈中的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管理创新极为必要,它的实质是与经济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相适应的政治现代化,着力点是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前提下完善"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实现社会管理创新要转变观念,意识到管理并非是只管别人,首先是管好自己;不是事无巨细、一管到底,而是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不是以理念为尺度,而要以实践为尺度;不是自上而下单向的,而是上下双向互动的。社会管理创新要以对象化的形式落实在以法治为核心的制度安排上。     

沉默权的矛盾分析

沉默权问题在当代中国已不再沉默,但沉默权制度的确立却面临着种种难题,主要表现为法治运动的理念先导与实践滞后,诉讼模式的传统影响与现代转型,制度创新的价值取向与规则设计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使得我国在刑事司法现代化进程中确立沉默权制度步履蹒珊.我们对此应当充分认识并努力营造主客观条件解决之.     

论公民法治信仰的培育路径

树立法治信仰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应有之义,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工程。在现代社会,法治不能仅是一种治理方式和规范公民行为的制度体系,还应成为社会公众普遍信仰的理念。在当代中国,明晰法治信仰的科学内涵和价值功能,正视公民在法治信仰方面存在的问题,从吸收优秀传统法治文化、健全普法教育机制、完善法律制度、强化权利意识等方面促成公民对法律价值的强烈认同,是培育公民法治信仰的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