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通与飞动——严羽"以禅喻诗"的诗学话语特性

严羽"以禅喻诗"涉及到诗学理论中的学习方法、艺术鉴赏力、思维方式、诗歌本体论等问题,其以"正法眼"论述诗歌艺术鉴赏力的培养与学习方法,以"妙悟"对应诗歌的思维方式,以"情性"阐释诗歌的本体论.引禅入诗不仅是对前人诗学成果的继承,还在于诗学话语本身的圆通与飞动是中国诗学史上的一个新高度.     

由“以禅入诗”、“以禅喻诗”到“妙悟之说”——中国古代诗歌创作、批评史上一次创造双赢的沟通

禅与诗,一属宗教,一属文学,本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其旨趣也各有所归。然而禅与诗又不无相通之处,二者一经相碰,便擦撞出了不了之缘:由以禅入诗、以禅喻诗到妙悟之说等,的确创造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与批评史上一次双赢的沟通。     

“妙悟”说对道德论和本体论文学观的反叛与超越

严羽提出“妙悟”说 ,通过“以禅喻诗”的方式说明诗歌的艺术规律和审美特征。“以禅喻诗”的合法性在于 ,禅是一种具有审美、艺术化倾向的价值观。在此 ,严羽正是强调了禅的这一特征 ,以突出诗歌的审美本质 ,使文学从道德和本体的决定下走出 ,并复归审美本位     

《诗式》与禅宗

南宗禅对心性理论的重视,为诗歌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充分的哲学基础。两栖于丛林和诗坛的皎然由此入手,从禅心与诗心的类比出发,用禅境喻诗境,用禅法喻诗法。皎然开启的“以禅喻诗”的诗歌审美道路下启司空图、严羽,形成了中国诗歌美学中极具特色的另一路。     

论诗与禅的互渗

从宋代文字禅出发对诗禅关系作番考察，文字禅的形成可看作诗歌艺术对禅宗渗透影响的结果，禅宗内部亦形成了独特的禅家诗论。由此立论，诗禅关系并非时人所论为禅对诗的单向渗透，而是一种双向渗透，这种互渗有其本体论、自然观及表现论方面的必然性。     

论诗如论禅——严羽"以禅喻诗"方法论辨析

“以禅喻诗”是严羽最重要的论诗方法,引起了数百年的争论。这一方法抉择,是宋末诗学理论话语缺乏更新机制的必然选择,是时人诗禅相喻的时代风尚所造就,也是严羽自负才力,深切体会唐宋诗风的差异,志在宗唐抑宋、定诗宗旨的慧心独具所引致。     

浅说以禅喻诗的《沧浪诗话》

严羽的《沧浪诗话》在我国诗话一类作品中可以说是流行极广,影响极大而引起争论也极多的一部作品。此书之所以影响大,是因为他的诗论确实揭示了中国诗歌中一种特殊的“妙处”,讲究艺术作品的审美风貌和意境,使其显示出较为完整的理论形态。在古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有独特的价值。首先,严羽讲究以禅喻诗。宋代禅学极盛,严羽的《沧浪诗话》以禅喻诗,以悟论诗     

走向圆融：“以禅喻诗”的演进历程

作为古代重要诗学范畴之一的"以禅喻诗",它所走的是一条批评家的诗禅体验交融之路,历经了佛自佛,诗自诗,诗禅之间终有一层隔阂的初涉期;"尚在形似意想间,犹未显然分明"、"仅见其形质"的交融期及游刃有余地出入禅学和诗学维度的圆融期三个阶段,最终发展成为宋代的一种重要的批评模式。     

论严羽兴趣、诗识与妙悟诗论的得与失

严羽论诗以兴趣、诗识和妙悟为着眼点,指陈江西诗派积弊,总结唐宋诗美特质,既有标识时代审美趣味变迁的重要意义,又有自身立论取法未尽完善的弊端.兴趣说提出了新的诗歌至境的理想,主张诗学汉魏盛唐,但历史潮流与时代风会的影响又使其诗论主张包含着微妙的矛盾.诗识与妙悟说指出了学诗的门径和方法,以禅说诗顺应了时代风气而触及到诗歌美学的本质,同时其理论缺陷也使妙悟说自陷其弊.对严羽论诗的利弊得失应结合时代背景而作具体分析.     

“经论传缁侣，文章遍墨卿” ——论灵一诗僧在唐代诗禅文学史上的禅地位及创作

诗僧灵一是一名天才的诗僧,其方外诗友广泛,他十分重视诗歌创作,在中晚唐诗禅文学史上具有振派澄源的历史地位和孤韵幽逸的诗歌风格。     

论张问陶的饮酒诗创作

张问陶的饮酒诗在其诗歌创作中是一个重要的方面,酒伴随着船山整个诗歌创作生涯,饮酒诗无论是从数量之多还是其内容的丰富性来看都成为了船山诗歌中不可小觑的特征。本文将先概述船山的诗酒人生,接着剖析船山饮酒诗的丰富内容,最后由此探求其饮酒诗的风格特色。从而全面地论述船山的饮酒诗创作。     

郭沫若翻译活动对其早期新诗创作之影响——以郭氏自述为考察视角

留学日本给郭沫若提供了大量阅读并翻译外国诗歌得天独厚的环境，也开启并深刻影响了其新诗创作之路。以郭沫若的自述为考察视角，以其译诗和新诗为观照文本，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来厘清郭沫若新诗创作中那些来自外国诗人及诗作的影响因子：形式方面，郭沫若实践了自由诗体但也有民族化成分的保留，并主要使用了白话语言；内容方面，郭沫若在情调和思想上汲取了诸多有益的成分。     

汉末魏初士人的孤独体认与文学诉说——以代言诗、赠答诗、书信文为中心

身处动荡年代的汉末魏初士人有着浓厚的孤独意识。在诗文创作中,他们更多在寻求某一对象进行诉说,具体表现为隐含另一个"我"的代言诗、情意自足的赠答诗和直抒胸臆的书信文的勃兴。这些作品既是"诗可以怨"的传统诗教观的展示,又暗含此期士人"大我"与"小我"的分离,更可视为魏晋文学自觉的先声。     

论杨万里咏园诗的禅学意趣

禅宗以明心见性为终极关怀。它对杨万里的人生观、宇宙观、审美理想、文学观念及艺术表现手法都有重要影响。杨万里的咏园诗是诗人闲散时,吟咏性情所作,是诗人怡情养性、静谧修养心性的自性顿悟的结晶,是佛意、禅韵、诗情和景趣的有机契合,体现着诗人哲理思辨与诗情画意水乳交融的审美境界追求,极富禅学意趣。     

元白唱和及其诗史意义

元白喝和诗继承了和意唱和的传统，也开创了和韵唱和的新天地。次韵唱和主要是元白在贬谪地的遥相唱和。将赠答诗的内容特征和分题拈韵联句的形式特征融合改造成次韵唱和诗，开启了诗人间相互异地唱和的新的形制规范，打破了传统唱和诗的时空条件的诸多限制，为文人艺术化交往确立了新的范式，这便是元白次韵唱孝口的诗史意义。     

翻译与建构——刘半农对外国散文之诗创作技法的借鉴

刘半农是国内最早翻译泰戈尔和屠格涅夫散文诗的译者之一。在翻译两位外国诗人诗作的过程中,刘半农接受了他们的影响,吸取他们的创作技法,在自己的散文诗创作中做了成功的借鉴。对比分析刘半农的散文诗翻译和创作,印证了刘半农在两个方面借鉴外国散文诗的创作技法：一是对屠格涅夫散文诗对话体的借鉴,二是对泰戈尔散文诗独白体的借鉴。刘半农的诗歌翻译、译诗借鉴与诗歌创作紧密结合在一起,互相影响。     

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感情·意蕴·意象——诗歌艺术简论

优秀诗歌所传达出的感情,都是典型意义上的感情.真实、独特和普遍概括,是构成诗中典型感情的三要素.优秀诗歌中的"理",除了有时候表现为一种明确的思想外,更多的情况下,则表现为一种深厚微妙的意蕴.意蕴是诗人的人格学问、阅历生平、认识体验水乳交融流动在诗里的一种深厚的理性状态;是诗人的意识和潜意识在诗中的微妙反映.意象创造是诗歌艺术创造的核心.饱含着诗人情感意蕴的形象即为意象.如何为内心的情意找到与之成准确对应关系的客观形象,是意象创造中的核心问题.     

杨万里各诗集创作时间考证

杨万里一生共有诗集九部，这些诗集先后作于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七月至开禧二年（1206）五月之间，依次体现了他不同阶段的创作特点。对各诗集的创作时间做具体考证，可更清晰地把握“诚斋体”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观照出杨万里文学思想演变的轨迹。     

“感兴”与“情景”——解读谢榛“感兴”说

谢榛诗学上承严羽,其诗论在许多方面既留有严羽诗学的影子,又对严羽之说有所发展。谢榛以“感兴”论诗,相对于严羽“兴趣”说重在主体论上的界定,谢榛更重视创作论的阐说,强调自由创作的兴会与灵感。他进一步提出,兴是诗人“情景适会,与造物同其妙”的结果,从情景关系的角度揭示了这一现象的内蕴,将严羽之“兴趣”说具体化,且启发了王夫之的“现量”说。他的“情景”说,也对王夫之、王国维的境界说不无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