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权利的法律保护——以医疗知情同意权为视角

医疗知情同意以法律制度的形式详细地规定在《侵权责任法》第55条和56条中。医疗知情同意无非就是医院讲清楚其是如何治疗、怎样用药以及手术过程中存在哪些可以预知的风险,本是尊重患者知情权和选择权的制度安排。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医患之间缺乏信任,医疗知情同意制度被认为是医生推卸责任的"保护伞"。减少知情同意环节引发的纠纷,充分发挥医疗知情同意制度的作用,保护医患双方的权益,离不开医患双方的共同努力。     

论中国侵权法上的知情同意规则

知情同意规则起源于美国法,后来被许多国家所采纳。中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执业医师法》等法律法规都确立了这一规则,《侵权责任法》在总结既有立法经验和借鉴比较法经验的基础上,予以发展完善。知情同意规则,应当包括两项要素,即医务人员的告知义务（也称说明义务）、患者或其近亲属的同意。医务人员违反知情同意规则承担的责任应当是过错责任,其所保护的权益包括受害人的隐私权（即自主决定权）、生命权和健康权。在符合责任构成要件时,医务人员要对患者承担责任。医疗机构要依据雇主责任制度对患者承担责任。     

论知情同意权与紧急专断治疗权的适用关系

患者知情同意权与医生紧急专断治疗权是相对存在的概念。前者是患者个体人格自由、独立和尊严理念的产物,而后者适用的重要前提是对患者知情同意权的排除。由于立法的模糊性和医患纠纷的复杂性,医方会面临价值观选择的困境,在实践适用时难免产生矛盾冲突。对患者知情同意权作出适当限制可以有效减少医患双方的纠纷。     

浅析医患关系中患者的知情同意权

知情同意权在医患关系中的应用具有特殊的内涵,其外延范围也十分广泛。实施不到位,既损害患者的利益,也给医方埋下隐患。本文将对知情同意权的来源、目的、法理依据以及在医疗实践中的应用进行探讨,以加深对知情同意权的理解。在医疗实践中更好地执行知情同意权,有利于增强医务人员的责任意识,明确患者的权利范围,减少和避免因知情同意权而产生的纠纷。     

中国传统医患诚信模式及其当代价值

中国传统医学强调"医乃仁术"和"医患诚信"等伦理原则,形成了所谓的医患诚信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医患关系建立在医生与患者之间真诚的内心信念和切实的日常行为实践基础上,医患真诚相待是建立良好医患关系的基本要求。医患诚信模式要求医生有为患者谋利益的赤诚之心,也要求医生尊重患者及其决定。医患双方在真诚沟通的基础上共同做出医疗决策。医患诚信模式既坚持了知情同意,又维持了和谐的医患关系,对当代医疗实践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形式与质料：知情同意的两个向度 ——兼谈知情同意形式主义

形式与质料是生命伦理学知情同意原则存在的基本向度.普遍性的程序是知情同意形式层面的表现,行善的道德承诺是知情同意质料价值的彰显.在生命伦理实践中,知情同意出现了形式与质料的断裂:一方面,强调知情的形式或同意的程序性催生知情同意的形式主义;另一方面,强调知情同意的行善价值导致质料对形式的抛弃.只有完整地把握知情同意的合理内核,才能修复其质料与形式的割裂现象,进而实现二者的内在统一.     

治疗型脑机接口的知情同意问题及其应对

随着脑机接口技术的更新迭代和不断发展,其在医疗健康领域正展现巨大的应用潜能。然而,治疗型脑机接口在给患者带来健康福音的同时,也带来了知情同意的难题,在充分告知、准确理解及自主决策等阶段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困境。提高医患医学素养,提升医护伦理意识;完善法律法规,提供制度保障;健全监督机制,明确监管责任等,可在一定程度上应对治疗型脑机接口的知情同意难题。     

医务人员的医患信任及其影响因素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抽取郑州市5家公立医院的500名医务人员进行问卷调查,探讨公立医院中医务人员视角下的医患信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医务人员的医患信任度与工龄和职称相关,工作10-15年之间医务人员的医患信任度最高,其次为工作5年以内具有初级职称的医务人员,而工作5-10年具有中级职称的医务人员的医患信任度最低。现行医疗体制引发医患信任危机,医务人员的风险预期和风险承担能力影响其医患信任,加强医患沟通有助于建立医患信任。     

论患者知情同意权

随着传统社会中医患双方之间信任关系在现代社会中的消解,患者在诊疗过程中的知情同意权逐渐成为一项重要的权利。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5条规定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但目前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对该权利的保护仍然存在不足。患者知情同意权作为一种独立的人格利益,应当受到侵权法的保护,对患者知情同意权的侵害构成独立的侵权行为,可以通过对《侵权责任法》第55条第2款中的"损害"做扩张解释,将患者知情同意权纳入其保护范畴之内。     

知情同意--临床医疗服务观念的变革

随着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变革 ,以及伦理道德的逐步规范 ,知情同意在临床医疗服务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阐述了知情同意概念的提出及必要性 ,分析了知情同意实行存在的一些障碍 ,认为实行知情同意医方应向患者提供明确的信息     

政府数据开放背景下个人信息知情同意权的行政法架构

政府数据开放的趋势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要求越来越高。个人信息保护中的知情同意权是公民个人信息自决权的核心,是政府数据开放制度中必不可少的内容。知情同意权最早起源于医疗领域,是医学界保护接受测试者的基本规范,这一规范从医学伦理转化而来,最终在法律中得到确认。个人信息保护中的知情同意,要求任何主体在收集和利用个人信息时应当如实、全面地告知当事人具体情况,并征得当事人同意后方可对信息进行处理,包含具体同意和概括同意。个人信息知情同意权在行政法领域的特殊性表现为:双方主体地位不平等,知情同意权更多地表现为知情权,个人信息泄露影响巨大。同时应当构建如下规则:知情同意不能构成责任免除;概括同意和具体同意并行;剔除具有可识别性的信息,且不能恢复;制定大数据使用规范,避免出现大数据歧视。     

准确把握医疗知情同意权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医疗知情同意权实现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医患关系的走向,保证知情同意权的切实履行,医患双方进行积极有效的沟通是关键,文章阐述了阻碍医患沟通的因素,提出合理分配医疗资源,引导患者理性就诊;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医院就诊条件的人性化设计及提升医院的社会形象。     

论医方对患者知情同意侵权的抗辩事由

知情同意权是患者在医疗活动中享有的一项法定权利。但基于医方在医疗活动中的多重角色和特殊地位，应该赋予其在一定条件下享有对应的抗辩权利。一般而言，在医方的强制医疗行为、履行告知义务的自由裁量行为、因不可抗力或者意外事件导致告知义务履行不能以及患者身处无力行使状态、拒绝和放弃、家属代理时具有过错等情况下，可以构成医方对患者知情同意侵权的抗辩事由。     

论我国实现患者知情同意权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随着医学伦理观念的转变和现代医学模式的逐步确立,知情同意权,作为患者的一项基本权利,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和认同。尊重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将有助于防范和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改善医患关系,但是,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在我国要想真正实现患者的知情同意权还存在很多问题,本文试图在分析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知情同意权及其中国化问题探讨

知情同意权赋予患者和受试者自我选择和决定医疗或实验的权利,是生命伦理学和生命法学的重要论题,有着丰富的内涵。随着我国生物技术的发展和人们权利意识的提高,知情同意权受到人们的关注,但在权利的赋权和维权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系统阐释知情同意权的来源、内涵,使其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中国化。     

患者同意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之分离研究

医疗实践中,医方往往以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标准来对患者同意能力进行评估,此种将民事行为能力与同意能力混同的作法应当受到质疑。事实上,患者对于特定医疗服务之同意行为并非属于民事行为,且其同意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之间更不能划上等号。将患者同意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区别开来,不但有利于医疗领域患者知情同意制度的完善,更可使患者的权利得到切实的维护,从而避免不必要的医疗纠纷。     

服务对象眼中的社区矫正社工及其服务——以上海为案例的调查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来探察服务对象对社区矫正社工及其服务的评价,有助于了解上海市社区矫正的现状。调查结果发现:服务对象对社区矫正社工及社团存在一定的认知不足和认知偏差;社工为服务对象提供了丰富且有针对性的服务,这些服务满足了服务对象的多种需要,获得了较高的满意度;从总体上来说,社工在专业伦理方面做得非常好,但在知情同意方面尚有待加强。这些结果为进一步做好上海市社区矫正工作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癌症基因组研究信息披露的伦理探讨

癌症基因组计划是当前研究热点,存在诸多伦理、法律及社会问题,如何有效地保障基因组研究参与者的知情同意是值得关注的内容。信息披露(disclosure)作为知情同意的第一要素具备深厚的伦理基础,然而与传统医学研究相比,癌症基因组研究由于其目的与内容的特殊性,研究中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标准尚存在诸多伦理问题,需要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