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空间·现代性——福柯“异托邦”思想再解读

作为一个自创的概念,福柯所谓的"异托邦"特指区别于实存的物理空间及虚幻的"乌托邦"的某种主要由语言符号建构起来的"异在"的"空间"形式,这一概念对于矫正现有历史学研究的偏执及重新理解"现代性"的"空间"意味均有着深刻的原创性意义。从书写层面上讲,"异托邦"主要由"地方志"、"外来者"与"居在者"的三种想象性书写交织构建而成;"异托邦"以其"居在者"对于边缘性"异在"特质的认同及与作为"他者"的"中心"的关系作为确认"自我属性"的依据;"异托邦"之"多元并置"的"共在"形态比常规空间的秩序化形态更能够显示"现代性"对于"时间/历史"维度的抵抗。     

现代性焦虑:当代文学视阈中乡村转型期的农民“心灵史”

"焦虑"作为现代性核心体验,与乡村现代性转型紧密相连,楔入当代乡土中国和农民。当下文学里,首先表征为生存焦虑,并内化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训和动员,引导乡村改造和经济社会建设;其次是致富焦虑,作为"民族国家"现代化的代偿物,在现代化追赶中衍生创伤、怨羡等次生危机;再次表现为身份焦虑,乡村巨变、农民身份裂解进一步倾覆本体性安全和认同的确定性。考察农民"心灵史"有助反思中国式的现代化之路。     

论“文化寻根”与全球化语境中的身份认同

＂文化寻根＂作为一种现代现象,作为对＂全球化＂和普遍的＂现代性＂话语的反抗,包含了在＂全球化＂语境中进行文化认同和身份建构的复杂性。在民族文化的＂自我＂与＂他者＂之间、在＂寻根派＂的＂本土＂认同与＂世界＂镜像之间、在个体的记忆置换和真实的生命经验之间,＂文化寻根＂不仅构成了在＂全球化＂视野中寻求身份建构的中国经验,而且它所呈现的问题也具有丰富的文化政治意义。     

“故乡”镜像的文学建构:当代农村题材文学中的家园书写

当代农村题材文学中的"故乡"镜像,重建了人与乡村、人与自然、人与人等之间的诗情画意关系,它既是乡村现代性发展的产物,也是乡村现代性困境的表征。当代农村题材文学通过对乡村生产生活的物质空间、生存条件等物质性存在的图绘,建构起坚实而厚重、丰富而立体的"故乡"镜像,并最终生成强烈对抗现实的强大功能,上升为一种心灵皈依的乡村宗教和审美追求。     

乌托邦视角的现代性反思

由于放弃了超越性的终极价值层面,现代性的社会理想凝固化为实托邦,成为"单一的现代性",隐藏着"现代性之隐忧"。走出这种现代性困境,需要突破意识形态框架,在现代性与乌托邦的相互关联中,使现代性成为"一项尚未完成的规划"。一方面,从乌托邦维度开启现代性的诊断与治疗,享受现代化的积极成果,试图走出困境和出路;另一方面,运用现代性语境中的普世价值,乌托邦思想本身从目的转向过程,形成人类实践活动中的"辩证乌托邦"观念,发挥乌托邦观念的积极意义。     

论华裔美国文学的书写策略

华裔美国作家欲颠覆传统的华裔印象,从文化寻根、边缘认同、主体意识等方面形构华裔族群的属性意识与文化身份。作为一种关于"少数者"的言说,华裔文学为建构其族裔属性的书写策略不应仅仅被视为简单的艺术创作,事实上它更是一种建构文化身份,寻求文化认同的"文化政治"行为。     

三仙姑形象的多重文化隐喻——重读赵树理《小二黑结婚》

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形象具有多重文化隐喻,可从性别研究、人类学乡村研究和现代性研究等多重视角加以探究。在现实层面上,三仙姑是乡村新旧秩序的双重游离者,转变前的三仙姑固然不属于新秩序,也游离于旧秩序;转变后的三仙姑,表面看起来是加入新秩序,但实际上是被迫回归了旧秩序——被改造成"像个当长辈人的样子",即回到了"长幼有序"的传统乡村秩序中。在文化层面上,三仙姑形象则提示着现代性叙事所无法命名的传统乡村边缘、暧昧的女性文化形态——三姑六婆文化。这一文化形态在父权传统中固然受到贬抑,但尚能在自在、混沌的乡村世界中获得容身之所;随着乡村现代性运动的加剧,其存在根据日益丧失。三仙姑形象的塑造还与15—18世纪欧洲猎巫运动对女巫的表述逻辑以及现代性对女性身体的监控与改造逻辑密切相关。总之,三仙姑的形象可以看作是自在混沌、难以被现代性整合的传统乡村文化身份的转喻,表征着一种迥异于现代主体的另类/他者主体性。这种另类主体性因与现代性逻辑所定义的主体性(小二黑、小芹所表征的乡村新型主体性)截然不同,而遭致改造和清除。     

重释《北方的河》的边疆叙事动力兼及张承志文化身份的选择

最近30年来关于《北方的河》的文本解读不断强调和固化着黄河意象,这一"经典化"的"黄河想象"主要由中华民族复兴、文化寻根热潮、民族国家认同等时代语境所推动,而被评论界几近遗忘的额尔齐斯河不仅是作品中大河谱系的真正起源,而且以最为活跃和频繁的出场成为主人公的自我指代。《北方的河》呈现出张承志游走于北京与边疆双重身份之间的矛盾和过渡心态,其新疆题材的创作正折射出其文化身份认同的渐变轨迹。     

自我认同与底层社会建构:迈向经验解释的中国农民工

底层社会的建构过程是多种社会结构性力量与主体性行动双重作用的结果,是一个主体身份确认、建构和类别化的过程.农民工自我认同与底层社会建构的过程体现在:制度安排和身份认同的困惑与代表传统文化的传统乡村的脱榫及自我认同的文化缺失、社会关系网络的隔离与自我认同的重新定位,个人认知结构、语言结构和方向感的丧失以及感受到的认知紧张和情感压力;农民工自我认同与底层的主体建构过程则体现在:在"传统性"和"现代性"的抗争过程中的一种空间实践与再生产过程,即通过空间的营造来实现一种防御性认同、一种弱者或在边缘建立的认同、一种"主体性空间"边界的建构策略与自我认同建构策略的过程.     

中国当代服饰审美风尚与主体身份认同关系的嬗变

服饰作为一种审美风尚,从古至今一直是中国民族国家、社会族群、文化群体进行身份认同的基本方式。然而,现代社会的差异政治与混杂文化剪断了前现代社会以"观念——政治——文化——身体——身份"为线索的对位式身份认同逻辑,而衍变出更为复杂的身份认同模式:从共和国建立至今,教化实用主义的服饰审美风尚、个性化的服饰审美风尚、世俗化的服饰审美风尚、多样化的服饰审美风尚渐次成为主流的审美风尚,并先后承担了规训的理性主体身份认同、启蒙的理性主体身份认同、感性化的主体身份认同与多元化的主体身份认同功能。古代服饰审美文化所承担的直接身份认同/区隔功能,遂在现代性条件下演变为多元认同主体的合力建构与秘密争夺。     

“巨大的他者”——日本现代性自我想象中的“中国”

中国形象作为令人紧张的"他者",纠缠着日本现代性自我构建的过程,表现出日本现代性身份认同的特有焦虑。离开"中国",日本的现代性既可能迷失自我,又可能迷失世界。在"西方"与"中国"二元对立的"他者"之间,"日本什么都不是",越是意识到这种现代性身份危机,日本就越发强烈地希望从仰慕西方贬抑中国的"文化势利"取向中确认自身。"陷害"日本现代性身份并进而"诬陷"中国形象的致命观念,恰好是西方现代性。跨文化形象学不仅关注特定国家地区中国形象的特征与历史,更重要的,还有表现在个别国家中国形象上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以及其中显示的西方的中国形象霸权"问题。     

追寻与重构:农民工题材小说中的身份认同

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如候鸟般的迁徙形成了持续的移民潮。他们在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生存,忍受着丧失身份同一性的现实苦痛,重复着"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悲剧宿命。而农民工题材小说,正是在城乡文明的碰撞与交流中,通过书写农民的生存焦虑和文化焦虑展示中国农民在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的身份认同危机。     

未来往回走:科幻电影中的“逆托邦”想象

科幻电影整体上属于一种未来想象,但在未来想象中可以让时光倒流,回到历史现场或者遥远的史前时代,还可以让未来场景弥漫怀旧意味。这种带有“未来往回走”特点的逆向怀旧想象即“逆托邦”想象。逆托邦想象勾连起了过去、现在和未来,其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从想象向度层面来说,逆托邦通常是向着历史进行幻想,在影像叙事中经常呈现时空逆旅的特征。从影像外观层面来说,逆托邦通常构建出一种旧日奇观。从故事主题层面来说,逆托邦热衷于映射人类社会“霍布斯主义”式的残酷一面。从人文倾向层面来说,逆托邦其实在以怀旧的方式进行现代性的反思。     

审美形式的公共性与现代性的身份认同

作为前现代社会身份认同的辅助形式,审美形式因其公共性精神本义而为上层阶级所据有;作为现代社会身份认同的主导形式,审美形式因其符号性价值而为人们所争夺。审美形式与身份认同由此呈现出如下递进关系:特定的社会群体通过特定的审美形式强化自己的群体属性,特定的审美形式经由特定的社会群体而提升自己的符号价值,审美形式由此超出美学而进入政治哲学题域,成为现代性身份认同的重要资源。但唯礼器信仰的前现代身份认同夸耀审美形式的公共性价值,舍弃其所蕴涵的自然生命根基;唯形式扮饰的现代性身份认同高扬审美形式的符号性价值,忽略其所深潜的公共性精神本义,二者均导致身份认同的危机。要解决这一危机,需要在现代社会生存论视野内,重返审美形式的源发性属性和自然生命根源,凸显审美形式的自律—他律性,以此建构自我—他者型的身份认同模式。     

浅谈吉登斯对现代性内涵的理解

对于吉登斯关于现代性内涵的理解,国内学界更多是以其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现代性的后果》、《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为基础,从四个制度维度方面来理解现代性的。以其后来出版的《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一书为基础,本文认为,吉登斯对现代性的理解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现代性建立的理念,二是现代性的四个制度维度。     

个体自我认同危机及其在数字时代的凸显

自我包括自然自我、社会自我和精神自我。个体自我认同危机表现为:时空持续性和感知确定性的丧失,根源于时空分离;身份感和信任感的缺失,根源于抽离化机制造成的纯粹关系的破裂;价值感和意义感的迷茫,根源于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认同是一个现代性现象,在前现代社会根本不成问题。数字时代没有消解现代性所带来的认同危机,反而使之加剧。虚拟时空成为人们的自创物;电子方式的经验传递造成现实与虚拟的交乱,混淆了个体的亲和感与认同感;"信息—权力"结构导致个体自我本真性存在方式和身份感的丧失。     

当代乡土文学研究 主持人语

乡土文学一直是中国20世纪文学的一大板块。从五四那一代人笔下破败的乡村到沈从文的《边城》那样的现代田园牧歌再到革命年代里《创业史》、《艳阳天》那样激励过两代人的浪漫梦想以及改革年代里那些反思农民悲剧命运的文学思潮、记录乡村变革的篇章,还有,那些怀旧、"寻根"的感伤情绪……乡村文学的嬗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巨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寻根与身份认同

本文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现象进行了分析 ,指出这一文学现象与拉美国家的文学寻根运动具有类似性 ,并从后者汲取了创作灵感。作者认为 ,中国的寻根文学远没有拉美文学寻根运动那么浩大 ,而且由于发展太过仓促 ,这种寻根本身及寻求身份认同的工作还做得很不够。     

“寻根”中隐现的缺席历史——论王安忆早期小说的“自我/城市”主体建构

城市所带来的时/空双重交替感,内化为作家王安忆在主体建构层面长期存在的文化焦虑。民族身份的自我认同,促使王非常自然地投身于"寻根文学"的大潮之中,并将根的触须深入自身,完成了由民族主体的追寻到个人主体性确立的置换。王安忆对生命本体的一再追问,在文本中体现为其对确立成长谱系中坐标执着的努力。于作家而言,个体的"寻根"与地域"寻根"相辅相成。个体寻根的缺失感,投射于对于上海的地域认同,且贯彻始终。在文本中对虚拟历史的参照并于其中的坐标定位,使得自我/城市二者身份,在主体确立的层面上形成了迭合。城市最终成为作家情感投射中的另一个"自我",而这种转化亦使城市史以"他者"的姿态自然地出现于王安忆的小说书写中。     

福柯的空间哲学异托邦特质思想分析

米歇尔·福柯提出了一种与古典哲学或经典物理学的空间概念完全不同的理念,即"异托邦","异托邦"与"乌托邦"有着非常大的区别,福柯认为,"乌托邦"其实不是真实存在的场所,而"异托邦"却是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地方,但是,要想能够深刻理解"异托邦",就必须借助于本身丰富的想象力,因此,对福柯的"异托邦"特征,以及他是怎样开发了这一新的空间哲学1和对他的权力、知识与空间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能够更好地帮助人们去理解福柯的空间哲学异托邦特质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