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费孝通乡土交往伦理

费孝通考察了中国传统乡村的社会秩序,分析了“差序格局”的乡土社会结构,认为在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相对封闭的生活方式基础上形成了乡土交往伦理,主要包括血缘决定的家族伦理、地缘本位的熟人信任和自我中心的差序格局等三个方面。血缘决定亲缘关系、关系网络中的位置和人际交往关系;地缘本位决定了乡土人际交往和熟人信任的交往范围与原则;与团体格局相对的差序格局实际上是以家族血缘关系为中心的,体现了中国乡土独有的公德与私德以及自我主义特性。     

历史合理性中的伦理不合理性——中国文学女性历史主体位置失落的文化原因

中国女性历史压抑的实质是伦理性的。它的复杂在于它源于历史的自然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在男权话语的历史性强化中走向反面。历史乃至当下的各种政治性救助，均无力解除女性的伦理压抑。伦理的历史成为遮蔽女性鲜活的自然生命的历史。中国女性伦理宿命被深深镌刻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形成中国女性命运的艺术见证，在这一点上中国女性文学形象与西方女性文学形象具有根本区别。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伦理意义探讨

政治伦理及其规范对社会政治关系及其派生关系中"善"与"恶"的认知、建立,政治伦理及其规范内含的制度伦理意义、"实践精神",以及我们党加强政治伦理建设的自觉意识和对政治主体、政治行为者的引导、内化和约束作用,对于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     

政治伦理的底线与底线政治伦理的理论建构

政治生活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政治伦理的基本问题;个体生存问题以及类生存问题构成了政治伦理的双重底线,个人美德和公共道德的价值共契成为化解政治伦理化与伦理政治化之间互动关系的有效途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化政治,亟待建构一种倡导“以人为本”、“和谐的”、“宽容的”以及“发展的”等价值观的底线政治伦理。     

中国传统哲学——伦理——政治一体化特征

中国传统哲学始终与伦理、政治相纠缠,而同宗教、科学缘份浅淡。在“哲学——伦理——理论”一体化格局中,伦理是基础,政治是核心。哲学伦理化为中华民族重血缘、重宗族、重国家社稷的价值观的生成奠定了根基,它曾使自己的族类更多地享受到人间亲情的温暖。哲学政治化的直接后果,则使得华夏族人重实际、轻玄想、经世致用的文化精神得以充分张扬。     

文化与血缘——中国文化探源的一个前提性问题

深入探讨文化与血缘的关系,对于中国文化的溯源性研究,具有重要的前提性价值.在早期文明阶段,较之氏族林立同样普遍的,是基于各种原因形成的不同族群混居一地的局面.这就使得血缘政治楔入地缘政治成为常态,于是,不是一家人如何于一地共处,便成为王族必须面对的问题.宗统、族、血缘因此发生了构成性转化:宗统由一族之统向容纳多族为一族之统转化,族则由同姓同德之族群向异姓而同德之族群转化,血缘也随之由一族之世系血缘向"多数民族混合而成"的混合血缘转化.三大要素的构成性转化改变了族群建构的性质,肇始了合族,开启了文明进程的中国路径,同时也意味着血缘因素走出相反曲线.相反曲线意义上的血缘,是中国文化方式的真正基石.     

世界和谐秩序范式的伦理维度——西方永久和平观念的形而上学性与批判

战争与和平的论题是关涉到生存论层面的论题,道德与政治在生存论上的原初同一性,使西方政治哲学立足于伦理这一基础与视阈建构世界和谐秩序理论成为可能。古典哲学以“自然正当”推出城邦内外的和谐,康德哲学则以实践理性原则规划了世界的“永久和平”。但是,“自然正当”与“实践理性法则”的形而上学性,使西方传统的永久和平观念沦落为空洞的政治宣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念诉诸物质生活领域,从而他的世界和谐秩序理论的伦理之维具备了现实而可靠的基础,构成了对传统永久和平观念的批判。     

e世代的己群关系

社群关系是社会的网络。人不能离社群而索居。传统以来无论东西方皆由群而己 ,东方人因血缘而建构垂直的伦常关系 ,西方人依基督教伦理建构由上而下垂直互动的社群关系。进入 2 1世纪后工业时代、资讯时代 ,群己关系松动 ,今日之社群已非血缘结合的族群 ,而是以财富结合为主的社群 ,群己关系应由己群关系取代 ,即从由团体对个人的制约转变为个人与团体的互动     

从印绶鸟看王世充的政治伦理

史书记载,王世充在登基称帝前曾"罗取杂鸟,书帛系其颈,自言符命而散放之".其中的帛系杂鸟即琐罗亚斯德教中的吉祥鸟,亦即印绶鸟在中国的本土化,从而依据宗教知识可推知他信奉祆教.据《隋书》《旧唐书》,在其政治生命中,王世充还利用过巫术、周公,欣喜于道士为其鼎代预言的图谶,尊奉法家的政治伦理机制,如此种种皆表明他的宗教信仰颇杂糅而实用,其宗教上的实用主义是为其政治生命服务的,因此王世充庞杂的宗教伦理体系实质上是政治伦理.王世充的生命政治记忆证明了民族身份专以文化论的局限性.     

论罗马家庭法的弱伦理性及其意义

亨利·梅因试图以他的精辟论断概括古代法的发展历程,事实上他的学说仍显笼统。所谓“身份”并不能严格限定罗马法下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恰恰相反,罗马法下的家庭在人身关系上存在着偏向性,而在财产关系上又颇有个体主义倾向。在家庭中,经济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人身关系,因此罗马法具有弱伦理性的特点。正是弱伦理性的罗马法使得欧洲的古代法在早期就能走上纯粹规则主义的道路。这也反映出欧洲古代法的发展是以社会基本单位——家庭——伦理关系的淡化为起点的,而法律仅在最基本需求的层面服从道德的命令。      

精武体育会之研究

精武体育会的诞生有政治和历史根源，也有霍元甲打擂台这一特殊事件的契合。精武体育会从上海发展到全国，并进而走向世界，在不长的时间里得到了迅速而持久的发展，其经验可以概括为：（1）明大义，弘扬民族精神；（2）弃门户之见，武林一家亲；（3）倡现代体育，中西艺并举；（4）乃文乃武，倡华夏优秀文化；（5）倡男女平等，促进女权解放；（6）内引外联，武术迈步世界。这些经验若能引以为鉴，必能对当今武术的发展拓展更广大的空间，为武术的未来产生积极的影响。     

论西方美学与李泽厚美学渊源

李泽厚认为中国古典文化是“以乐为中心”的“乐感文化”,“乐感文化”有着西方“游戏说”、“快乐说”的影子;李泽厚的“有意味的形式”的理论也来源于形式主义美学,他在其理论形成的后期提出了“度”的概念,主张用历史本体论反对任何精神心理实体的存在,这一思想的转变与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有关.符号论美学中艺术不是个人情感的自我表现,而是作为表现人类情感的特殊符号的“情感符号”理论也得到了李泽厚的重视,因而其实现了从群体性向个体性、必然性到偶然性、理性向感性的学术转向.阿恩海姆的格式塔心理学、弗洛伊德的性欲论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也同样影响了李泽厚的美学思想.     

论新时期电影中女性情欲的政治表述

在倡导生产伦理的主导政治的影响下，新时期电影中的女性情欲话语依然内含着某种变形后的政治动员机制，它们或以情欲展演完成政治神话的表述，或以情欲规划引导观众的利比多流向。然而，新时期电影所获得的半自律性生存空间，使得越轨的银幕女体情欲展演亦拥有其存活土壤，它们与主导政治文化之间既有共谋亦有背离。     

传统政治文明转型视角下的清末立宪之难

晚清政府自1905年开始在立宪改革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这是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一次转型实验。本文从政治与社会系统互动的角度，通过分析指出：当时中国的政治状况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改进，存在着突破中国传统政治文明而迈向现代政治文明的历史性契机。然而，清末立宪缺乏相应的支持结构：（1）合法性流失与政治纽带脱节；（2）财政改革与中央汲取能力丧失；（3）军事格局失衡与军事政治的兴起；（4）政治-经济-社会精英转化阻滞；（5）政府与革命团体之间零和博弈倾向。清末立宪改革虽然失败了，但它开启了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转型之门。     

中外妇女参政的差异比较

中国妇女的参政水平在新中国成立后实现了跨越式的进步,拥有了欧美国家妇女争取了上百年时间才获得的政治权利。近一、二十年来全球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就是女性参政群体的崛起,但是中国妇女参政发展却显得相对缓慢,中国妇女参政中出现“职务性别化”、“权力边缘化”倾向。究其根源,我们发现西方女性参政权的获得主要是通过妇女自下而上的漫长的女权运动,而在中国,妇女参政权的获得更多是源于政府鼓励和制度支持,通过政府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而实现。     

神话为何属于文学研究？——以晚明、晚清西学分类为起点

晚明是华夏第一次对西学大量译介和争论的时期,晚明士人对西学分类的认识、以及西人介绍西学时的策略皆能体现中西文化最根深蒂固部分.晚明西学分类的次第观念为文学（教育之用）→医学、海学等等→理学→天学,只有本土理学、天学才是正统.晚清士人受此影响并参入新因素,即在“学”与“理”中间加入“政”,形成器物之学→制度之学→文化之学的递进关系观念.在此基础上,晚清传入“神话”——这种外来“知识”仅关乎古希腊等异邦的“神”之故事,它既无法对应中国的“天”之内容（历象、人伦、物理、祭祀、五帝、祖先等等）,也无法抵达“格物穷理之大原本”,仅有启迪民心的教育之用,从属于“文学”.受此观念影响,中国神话学逐渐从属于文学研究.尤其在当下学科建制中,神话研究者基本集中在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学科,这促使学界需要更深层反思中国现代学术史观念,以及“神话”及神话学何以能更贴切本土文化问题.     

传统中国人“家”意识的社会伦理解读

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使得中国人的"家"始终是与血缘、乡土地缘关系联系在一起.重视家庭.强调家族观念,对于家庭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有积极作用;但过份强调血缘、乡土地缘关系,把家庭模型的人际关系过分扩张,则会产生"惟情"现象.要了解中国的传统伦理文化,就必须读懂中国人的"家"字.     

西方政治存在论的语用学转向与困境——论阿伦特政治哲学的方法论特质

西方传统政治哲学因其形而上学性的谬误,已经偏离了政治实践的要旨并丧失了对人的生存处境的关切,这种形而上学积弊深重根源于它囿限于理性主体性的方法论立场。依赖于对亚里斯多德实践范畴的深刻的海德格尔式的重新思考,阿伦特建构一种新的政治语用学方法论,企图借此摆脱传统政治“理智论”的谬误,实现政治哲学在现当代的存在论转向,并形成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批判的态势。但是,政治语用学方法论所凸现的现代形而上学性,在对抗马克思政治哲学中自身已陷入困境;并且,其形而上学的弊病最终逃脱不了来自马克思倡导的现实的历史的方法论立场的批判与祛除。     

伦理视角下的《狂人日记》译本研究

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鲁迅先生的创作颇具特色,独树一帜。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著名翻译家和文学家的鲁迅,其作品融会了中西伦理文化的共性与冲突。中西伦理对鲁迅创作思维的影响不容忽视,鲁迅一方面试图用西方新伦理突破中国封建旧伦理的禁锢,另一方面又深受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这种矛盾和交锋在鲁迅作品中时有隐现。作为译者,基于中西不同的伦理观,对鲁迅作品进行翻译时便可能造成信息的缺失,从而导致读者的误读。对比《狂人日记》的两个英文译本,探讨译本中隐含的鲁迅的不同伦理观。从中西伦理契合型和冲突型两个角度分析译者不同的翻译策略,以期促进译本的传播和文化的交流。     

《周易》女性伦理析论

《周易》包括《易经》《易传》,经、传有着不一样的女性伦理价值观。《易经》女性伦理呈现国家、社会、个人伦理多层次和多样性的格局;而《易传》倾向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妇妻社会伦理,体现了统一性,并对这种统一的女性伦理接通天人之际,凭借形上的根据以证成其合法性和合理性。《周易》的这些女性伦理观,是我国古代女性伦理的重要理论来源,对于后世的女性伦理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今人在分析《周易》女性伦理时,应当坚持经、传相分的观点,才能准确地把握其女性伦理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