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幽灵抗辩"对策研究——以被告人证明责任分配为视角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一般由控诉方承担,而被告人不负证明责任。这符合无罪推定以及保护被告人权利的证据规则。然而,这一证明责任分配原则给控诉方带来了很大的负担。幽灵抗辩的出现使得这种证明责任成为控诉方不能承受之重,证明责任分配的公平游戏规则此时已经变得不再公平。刑事证明规则应当借鉴英美证据法上出现的“积极抗辩”理论,修正原先过于僵化的证明责任规则,并最终解决这个困境。     

“幽灵抗辩”与我国刑事证明责任分配制度之完善——以台湾地区相关案例为视角

在我国现行刑事法律中,刑事证明责任由控诉方承担,通常情况下被告人不负证明责任,该规定以保护被告人的权利为目的,符合无罪推定原则.“幽灵抗辩”的出现使仅由控诉方承担证明责任的方式成为不可能.我国刑事证明责任制度应借鉴英美证据法的“积极抗辩”理论,修正原来过于僵化的证明责任规则,实行证明责任转移并适度降低被告人的证明标准.     

论刑事证明责任的性质及其运用

对证明责任性质的探讨有助于深化对刑事证明责任性质的研究。证明责任是为了解决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法律关于诉讼风险的分配问题。而刑事证明责任的性质是指,作为控诉方的检察机关如果对指控被告人的犯罪事实不能提出证据加以证明或者证明不能满足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最终导致法院没有支持控诉方的主张,败诉的风险由检察机关来承担的问题。据此,在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和法院不承担证明责任,真正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即败诉风险的负担,始终固定在控诉一方。     

一场刑事法庭辩论的逻辑分析

刑事法庭辩论是在控诉方与辩护方之间进行的。控诉方在于证明被告人有罪、罪重,要求法院处以相应的刑罚;辩护方则相反,它是为被告人(或被告人为自己)辩护,论证其无罪或罪轻,以求免除或减轻、从轻刑事处分。因此,双方都不能不借助于或遵守各种逻辑思维形式及其规律、规则,以达到各     

论毒品案件“幽灵抗辩”之排解

毒品案件中的"幽灵抗辩"可能针对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等成罪要件的控方证明进行阻击,也可能就其刑事责任的大小进行罪轻辩护。针对"幽灵抗辩",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对于证明责任的分配有着不同的分配模式,但被告人提出"幽灵抗辩"而不进行任何举证活动往往会招致诉讼不利结果。基于经验法则、无罪推定原则及毒品案件特殊性的要求,被告人应当承担"幽灵抗辩"所对应的举证责任。面对"幽灵抗辩",立法上可考虑对毒品犯罪构成要件进行修正,以概括的故意取代"明知",并规定持有毒品罪的未完成形态以合理分配毒品犯罪的举证责任。司法实践中,可以通过证明责任的转移并明确被告人证明责任承担范围、合理运用事实推定以及使用间接证据证明案件法律事实来压缩"幽灵抗辩"的存在空间。     

双重维度看陷阱抗辩之证明责任

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以陷阱侦查作为其出罪的抗辩理由之一,此抗辩即为陷阱抗辩。出于对控辩双方证明能力和证明手段对比之考量,陷阱抗辩的证明责任分为客观合法性证明和主观倾向性证明两个层面,分别由控辩双方承担。这种独特的证明责任构成是诱惑侦查案件中重要的分配正义的方式之一。     

污染型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证明中被告人举证责任论要

污染型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证明难度巨大,基于公平、公正、效率等价值,需要改变传统证明责任分配规则,适当让被告承担部分举证责任。污染型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证明中,被告不仅应对自己提出的抗辩事由承担证明责任,还需对因果关系不存在承担反证责任。     

再论被告人承担客观证明责任——以我国刑法规定的持有型犯罪为例

刑法上,被告人在特定个罪中针对特定事项承担客观证明责任,宏观上体现了国家针对特定法益趋于严厉的刑事政策选择和保护,微观上通过明确特定个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具体得以实施,这在持有型犯罪的刑事立法中表现尤为明显.从证明角度来看,要真正体现持有犯需要的周延特定法益保护、严密刑事法网和严格刑事责任的刑事政策功能定位,只能由被告人证明持有特定物品行为并不会对特定法益造成可能的侵害结果,这是被告人在该类犯罪中要承担客观证明责任的刑法根据.被告人的客观证明责任是一种提示国家刑事政策风向的技术性装置.     

论刑事案件庭审中辩护方的证明责任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是诉讼证明理论的核心部分。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划分为主观证明责任和客观证明责任。对辩护方需承担证明责任的本方主张,并非全部需要运用证据加以证明,只需用针对主张中的抗辩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     

论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

刑事证明责任内涵应当包含“评价要素”,对于特定事实,证明责任承担者所举证据仅需要达到说服法官相信事实可能成立之程度。分配证明责任应当遵循证据所持、证据距离与诉讼效率等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未将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进行区别对待,对公诉机关和法院的证明责任规定也不尽合理,更未规定证明责任转移规则。为最大程度实现量刑公正,应尝试对我国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进行体系性完善,合理规定控方、被告人与被害人的证明责任,对立功、认罪认罚等量刑事实创设证明责任转移规则。     

检察机关在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中的举证责任

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中检察机关的举证责任规则,如证明标准、证明对象以及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等在立法上付诸阙如,为司法实践操作带来一定困难.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是一种刑事特别程序,综合考量证明标准在调整“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两大诉讼目的中的重要杠杆作用,证明标准应限定在“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与“优势证据”之间,证明对象应当包括“犯罪事实”“追缴的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以及两者之间存在实质联系,举证责任分配可以考虑采取检察机关举证的一般原则和利害关系人举证的例外情况相结合.     

论无罪推定原则的意义

无罪推定原则有着丰富的内涵,从中可引申出三条诉讼原则被告有沉默权;控诉方负举证责任;有利于被告原则.我国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并未确立完整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原则,尽管如此,无罪推定原则仍对我国的刑事诉讼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意义.     

法治视角下刑事非法证据的证明力探析

非法证据有无证明力 ,能否作为定案依据 ,这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刑事证据理论问题 ,更是一个严肃的司法实践问题。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进程的加快 ,在我国法治化走向不可避免的态势下 ,非法证据的证明力问题研究亦应放在法治视角下进行 ,对非法证据价值的取舍 ,既关系到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与采信 ,又关系到对不同诉讼理念的选择和对不同诉讼主体权益的保护 ,因此 ,必须从价值层面对非法证据予以剖析。     

离婚损害赔偿诉讼无过错女性“举证难”之破解——兼论“私人侦探”在我国的可行性

无过错女性在离婚损害赔偿诉讼中处于弱势地位,由于案件性质以及立法规定不完善等原因,导致了无过错女性在离婚损害赔偿诉讼中举证困难。破解无过错女性“举证难”之问题,除了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其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以及在该类案件中采用“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且在特定情形下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之外,私人侦探的调查取证亦是解决该问题的可行途径。     

刑事证明责任主体研究

证明责任主体即指证明责任的承担者。只有确定了证明责任主体，证明责任制度才能在诉讼实践中产生实效，否则在诉讼争议的事实真伪不明时就无法确定由谁来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文章从理论上对证明责任主体进行了界定，认为证明责任主体的范围只限于诉讼当事人。具体到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主体可包括自诉人、公诉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侦查机关等，而人民法院、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律师则不属于证明责任主体。     

我国反垄断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制度之检讨——以典型案例为样本

我国反垄断民事诉讼中原告胜诉率极低，其根本原因在于原告举证困难。这与我国目前对于反垄断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处理直接相关。反垄断民事诉讼较为特殊，不能适用民事诉讼的一般举证责任分配法则，而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将本应由原告承担的部分举证责任分配给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反垄断司法解释》对此有所考量，但仍显保守，对减轻原告举证责任效果有限。奇虎公司诉腾讯公司垄断纠纷案及锐邦涌和公司诉强生公司垄断纠纷案也表明，我国法院在反垄断民事诉讼中分配给原告的举证责任过重，不利于实现反垄断民事诉讼的目标。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质疑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减轻诉累,提高诉讼效率,维护司法判决的统一性和严肃性。但由于我国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导致附带民事诉讼与现代司法理念产生冲突,同时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冲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实践价值受到质疑,最终应将该制度取消。     

政治哲学观的转变与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哲学观逐渐从斗争哲学观转向和谐哲学观。这种转变对中国刑事诉讼法的立法与司法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在斗争哲学观下,中国刑事诉讼是作为一种专政的工具而存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缺失。在和谐哲学观下,对中国《刑事诉讼法》进行再修改时,应当以和谐理念为指导,理顺几大重要关系;对刑事诉讼法的价值、目标和功能等进行重新定位,还刑事诉讼的本来面目;改革相关的刑事诉讼原则、制度与具体程序;加强制度创新,全面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增设诉讼和解制度,通过和解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减少不和谐因素。通过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将刑事诉讼定位为社会矛盾的化解器,消除刑事诉讼的行政化倾向,突出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