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可洪音义》在字典编纂方面的价值

《可洪音义》是一部以校正写本佛经中的疑难俗字为主要目的的大型佛经音义。本文以《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为例,从订讹误、考难字、通异体、补例证、增未收等五个方面,举例说明《可洪音义》在字典编撰方面的价值。     

《可洪音义》注释失误类析

《可洪音义》是一部以辨析手写佛经中的疑难俗字为主要目的的大型佛经音义书,它在近代汉字研究、大型字书编纂、古籍整理以及中古汉语研究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参考和研究价值。但是,由于疏忽和学识的局限,其注释中也存在一些失误之处,主要可归纳为四类:不明讹字而误释,不明经意而误释,不明假借而误读,承用误本而失校。读者阅读和使用此书时要注意鉴别,不宜轻信盲从。     

《可洪音义》与《龙龛手镜》研究

<龙龛手镜>是为识别手写佛经疑难俗字而作的一部字典,是脱离了原文背景的文字汇编.所收录的文字大多形体怪异,难以辨识.<可洪音义>则是一部以辨析手写佛经中的俗讹难字为主要目的的大型佛经音叉,此书可以说是佛经随文注释的汇缡,所释俗字、难字很容易还原到经文背景中去,容易辨识,所以此书对于识别<龙龛手镜>中的疑难俗字大有裨益.     

《碛砂藏》随函音义与汉文佛经校勘

《碛砂藏》是现今流传较广的宋元刊刻佛经,其随函音义作为附于佛经函末或卷末的一种音义形式,不仅对佛经中的字词进行注音、释义,还分辨佛经异文,可借以考察佛经在传刻过程中因版本众多、异文数量庞大而产生的讹误字,判定其异文、解释致误原因并提供异文材料,对校读《大正藏》和汉文佛经的校勘整理有着重要价值和意义。     

《慧琳音义》所释文字考辨

《慧琳音义》为唐慧琳法师所著,该书是佛经音义之集大成著作.琳法师耗时二十余年,“内持密藏、外究儒流,印度声明、支那训诂靡不精究”,同时采录玄应、慧苑、云公、大乘基等各家音义,著成《一切经音义》一百卷.慧琳之书引《韵英》、《考声》、《切韵》以释音,引《说文》、《字林》、《玉篇》、《字通》、《古今正字》、《文字典说》、《开元文字音义》以释形义,此十书若不备,则取诸经史百家、参合佛意以定之.其价值非他书所能比者,“诚小学之渊薮,艺林之鸿宝”.就文字学研究来看,对《慧琳音义》的开掘还相当不充分,与之作为一部专释汉魏至唐五代佛经用字的“小学”工具书的地位是极不相符的.从《慧琳音义》一书的性质来看,具有如下一些重要的研究价值.首先,作为一部“小学”专书,具有专书文字研究的重要意义,通过整理《慧琳音义》的文字,可以很大程度上提取出佛经中的文字现象.其次,可以推进近代汉字的整理与研究,有利于建立完整的汉字学体系.再次,有助于楷字形体流变研究.第四,有助于文献整理及大型字书编纂.第五,有利于丰富和发展字料库等理论.第六,是汉字国际编码的现实需要.基于上述原因,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考辨慧琳所沟通的文字现象:考证疑难未识、考定字际关系、考探文字来源、考求字形流变、考查文献使用.     

《慧琳音义》的作者、成书、流传及版本综论

《慧琳音义》作为一部解释佛经疑难字词的工具书,在语言文字、民俗典籍、历史文化等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我们在杨守敬、丁福保、陈垣、周法高、徐时仪、姚永铭等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慧琳的个人生平以及《慧琳音义》的成书、流传和版本勘刻等问题.     

玄应《一切经音义》校勘“大徐本”例说

玄应是唐代初期的一位和尚,他所著的《一切经音义》是注释佛经词语的一部著作。其中大量引用《说文解字》中的材料,有些注释和“大徐本”有程度不同的出入。用《玄应音义》来比较《说文解字》“大徐本”,以《原本玉篇残卷》、《文选注》、《史记三家注》等文献中引用《说文解字》的材料为参校,通过比较分析按照讹误、衍文、脱文、倒文的顺序依次校勘“大徐本”,可以弥补今本《说文解字》的不足。     

《慧琳音义》断句标点商榷

徐时仪先生的《<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是当前对《一切经音义》文本的最新研究成果,徐先生的研究在校正字词讹误、辨析版本异文以及断句、标点等方面均多有凿空之见.然由于《一切经音义》批阅佛经甚夥,引证文献颇丰,徐先生之作亦难免有疏漏.本文就徐先生所校《慧琳音义》部份经卷中出现的断句、标点疑误14则加以按断,以资参考.     

龙璋辑《字书》所据《玄应音义》版本考

<字书>是一部记录魏晋时期实际词汇面貌的辞书,今已失传.唐释玄应<一切经音义>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佛经音义书,成书后流传过程复杂,版本众多,大致上分为丽藏本和碛砂藏本两个系统.清代学者龙璋从<玄应音义>中辑出<字书>佚文182条.经过对丽藏本和碛砂藏本所引<字书>情况的考察,我们认为龙璋辑佚<字书>时所据<玄应音义>的本子当属于碛砂藏本系统.     

《一切经音义》引书考论

《一切经音义》是中古时期一部重要字书,它引用了唐以前约450多种古文献,在文献学上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本文通过对其引书的整理,就《一切经音义》引书在文献学上的价值作一考析。     

"娼女当堕为雀鸽"与"龙畏细虫"二说之佛教渊源考论——文言小说与佛典原型研究二例

《阅微草堂笔记》中提到冥间有此判罚:妓女来世当转生为雀鸽!此说来源于佛教。早期佛经寓言中讲鸽子是种淫欲旺盛的动物,且被欲望所困苦。另外,佛教以为人死之后会按“习气相投”的原则转生,故欲望重者就会转生为鸽子之类。《聊斋志异》有“龙畏细虫”之说,原来诸多佛经中经常提到龙有三种苦恼无法解脱,其中鳞甲有虫是其大烦恼之一。以“龙怕虫”作为情节要素的佛教故事不少,且都情节生动,这些传说在中国产生了一些本土化的变异与翻版。可见,佛经影响中国小说的过程往往是先要有佛经故事与本土故事为中间环节的。     

孤本《净土盂兰盆经》（P.2185号）研究

法藏P.2185号敦煌写卷是《净土盂兰盆经》的唯一抄本，也是该经存世的唯一孤本。该经旨在奉劝民众造盂兰盆并于七月十五日供奉佛僧，为现在、七世父母追福。这部中土僧人撰述的佛典是佛教孝道观中国化、世俗化的典范，其取材甚广，除借鉴《盂兰盆经》外，还征引了一些当时流行的佛经及佛经注疏。本经的编纂既为唐五代官方、寺院与民间耗费巨资造盂兰盆及供奉物品提供了佛典支持，也为盂兰盆斋会范文的制作新增了素材。同时，为盛行于晚唐五代的目连变文中目连母堕饿鬼地狱故事的书写添加了母题。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八月以前，这部佛典远播日本，与《盂兰盆经》《报恩奉盆经》等，同是日本各大寺院举办盂兰盆斋会时的常讲经目。     

长安文化和中国古代佛经翻译

古代中国长安文化铺就了佛教在中国发展的深厚的社会基础。因佛教之教义较符合长安文化的一些哲学思想,所以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统治者利用佛教巩固自己的统治也促进了佛教的发展。阐述了我国古代佛经翻译的发展历程,并概述了一些翻译大师如安世高、道安、鸠摩罗什、玄奘等取得的非凡成就。     

甘肃石窟寺佛教美术概述

在中国美术史上,以石窟寺为代表的佛教美术源远流长,它集建筑、雕塑、绘画、书法、工艺美术等为一体,形成了综合多种艺术形式的宗教艺术。中国古代的石窟寺遗存数量众多,甘肃一带更是保存了大量的石窟寺,除了著名的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还有许多石窟寺分布各地。由于这些佛教遗存保留了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因而自敦煌藏经洞发现至今,对甘肃佛教石窟寺美术等的研究成果纷至沓来。     

《大方便佛报恩经》语汇研究

《大方便佛报恩经》是一部译者、年代不详,但口语材料比较丰富的翻译佛经.对其语汇进行辨析、考证,对中古语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些价值可从以下三方面窥貌一班:一是考释"衰丧、衰祸”及"留怀”等经中语词,抉发新词新义,补正《汉语大词典》的阙漏;二是考察"非”等词的新用法,这或许有助于推定该经的译经年代;三是列举经中部分俗字用例,以弥补《汉语大字典》在收字举证方面的不足.     

南亚树木崇拜和佛经母题对于树神传说的触媒

三国两晋时代,南亚树木崇拜传入流播,与中土生态困境引发的理性思考交汇,构成了中土民俗心态的一次震撼。其在介乎民俗传说和文学之间的树神母题中,凄楚而顽强地表现出来。佛经故事母题伴随着佛教的众生平等、戒禁杀生等观念,深入到中国古人民俗心理中。树神崇拜也成为中国古代植物神崇拜的核心。     

《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佛经文献叙录》中的帝师与国师

克恰诺夫所著《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佛经文献叙录》中共记述有4位帝师和13位国师。本文根据克氏在本书中所译经文题记和人名索引,对西夏的帝师和国师进行了整理和考订,并将其与我国学者所考订的西夏帝师与国师进行了对照比较。有助于我们彻底弄清西夏帝师和国师的有关情况。     

从佛教词语考辨《大方便佛报恩经》的时代

从12条佛教词语(短语)入手,可以考察《大方便佛报恩经》的年代。其中“观世音菩萨”、“四围陀”、“释氏宫”见于后秦译经;“大悲愿”,“不请友”,与《大方便佛报恩经》中如来十号相同的十种具体名称“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以及“萨遮尼乾”,“天宝香、天宝花(华)”和“一箭道”均见于东晋以后译经;“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最早见于东晋十六国及以后译经;“三藏九部”除《大方便佛报恩经》外,其余用例均见于南北朝以后的中土佛教典籍;“五盖十缠”最早见于南朝梁的《慈悲道场忏法》。这12条佛教词语表明,《大方便佛报恩经》不是东汉时期的文献。如果是译经,它的翻译年代当在东晋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