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头传统史诗的内涵和特征

从20世纪后半叶起,随着人类学和民俗学的不断发展,人们在世界各地的当代社会中发现了大量的口头传统史诗,这些新材料的发现促使史诗研究者从东西方文明对话和文化多样性的角度反思史诗观念.它涉及史诗的口头创编和演述,涉及到史诗搜集、整理、适译和出版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也逐渐成为民俗学的热点问题.中国史诗研究者一直关注史诗的社会文化内容、历史渊源、流传地域和共享族群等问题,关于史诗文类特征、流布和传承特点、说唱艺人和仪式语境、特定集团的文化认同等,也逐渐构成了今天的史诗研究者主要关注的内容.     

口头史诗说唱的叙事空间和“共同体”意识

口头史诗说唱的叙事以仪式化的出场为起点，其承载的价值观念与认知态度的“共同体”意识的联结，使说唱叙事具有情绪传导和情感动员的意义指向。说唱仪式的空间构建与听觉符号的程式化复诵以及情感动员的共同作用，形成观念与情感的象征意象和“沉浸”行为的交互空间。聚焦于中国三大史诗，从仪式、程式和情感三个方面论述口头史诗说唱的叙事空间和“共同体”意识构建的情境创设、结构表征和意识生成，以此来揭开史诗传唱的编码方式。     

印度两大史诗的活态考察

印度两大史诗作为历史范畴的文化现象,是一种活态艺术。艺人说唱具有即时即型性。写定本的固定作用,导致活态艺术的消逝而成为标本。线性的起始与终点,消融于原始意识、集体意志之中。史诗及其说唱,规模在于情景,其“原始”性,在于艺人自我意识的消磨和群众的集体参与、迷狂。作为人类跨越文明门槛的历史印记,史诗的艺术魅力是不可企及的。     

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鲁》特征研究

在众多的彝族史诗中,《支格阿鲁》是一部杰出的英雄史诗,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重要的价值,从彝族英雄史诗的文学普遍现象并参照其它史诗来看,这部史诗既有史诗的一般性特征,即内容十分古老、族群集体创作、充满神话色彩、富有神圣性及口传性,又有其独特性,即历史特殊性、创世性、文化英雄和理想化的人物等。史诗以叙事诗的形式讲述了远古英雄支格阿鲁的勇敢正义、反对邪恶、和平友爱等形象特征。     

20世纪50年代以来彝族史诗研究述要

彝族享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彝族史诗是熔彝族历史、生产、习俗、信仰于一炉的彝族文化模因库,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梳理文献,分析彝族史诗在语言文本特征、社会文化内涵以及传承与译介等方面的研究概况,并在此基础上作出评述和展望,指出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在研究对象上,除了四大创世史诗和三大英雄史诗外,未来研究还需关注其它彝族史诗;在研究方法上,既挖掘史诗语言文本内部因素又分析社会文化语境外部因素的全面、系统研究还有待增加.同时,根植于彝族本土文化的史诗研究理论和方法还亟需开拓;在研究内容上,对于彝族史诗传承与外译方面的研究还须加强.追溯研究脉络,总结经验,以期拓宽彝族史诗研究的横向和纵向维度,从而助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和中国以及世界多元文化生态构建.     

“古史即诗”:《尚书》史诗因素考辨

《尚书》的早期叙事篇章以四篇《虞夏书》为代表,由上古的口传叙事史诗发展而来,虽经后世史官和诸子学派学者的不断加工修订,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早期口传叙事史诗韵散相间的巫瞽讲唱因素,具有"史诗兼诗与史,融而未划"的特征。如果去除后世添加上去的历史叙事话语,便可发现其中蕴藏一部初具规模的早期汉民族史诗的雏形,包括"虞舜史诗"和"周民族开国史诗"两部分内容。借鉴叙事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理论,从《尚书》文本的叙事语言和文体入手,可为解决上古汉民族史诗缺失问题提供新线索和新思路。     

《格萨尔》史诗原始特征

文章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格萨尔》史诗典型性文本中所沉潜的原始性质素进行了较为深刻细致的分析研究,发现其中所蕴涵的神话传说、图腾崇拜、原始民俗以及祭祀、祈祷、占卜、巫术等原始仪式构成了史诗原始文化的独特内涵。     

从史诗《格萨尔》看藏族盟誓习俗

史诗是民族发展过程的文学记录,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是藏族史前文化的活见证。以其为佐证,探究藏族盟誓习俗的产生、形式、仪式及其历史沿革,从中可以看出藏族人民崇尚真诚、朴实的品格与渴望和睦、友好的美好心愿。     

希腊史诗与周族史诗的比较研究

本文从题材、内容和表现形式等方面，对希腊史诗和周族史诗进行了跨文化比较研究，以探讨史诗的共同特征，希腊史诗和中国周族史诗的民族特色以及两者艺术个性形成的社会文化根源。     

危机后仪式:鄂西土家族还愿仪式解读

鄂西土家族还愿仪式是由土家族巫师主持的巫祀仪式,它表面具有庆典的特征,实质上是为土家人渡过危机或困厄而举行的通过仪式。它的独特性在于仪式举行时危机早已过去,但巫师又在仪式中大张旗鼓地表演禳灾除祸。理解这一仪式,不仅仅要关注仪式操演中的意义象征,更要从土家族文化、社会和思维角度去理解它的本质。     

英雄史诗《华抱山》礼赞

无锡流传400年的《华抱山》，是“中国四大英雄史诗”之一，叙唱华龙根、华抱山、华龙龙三代英雄史迹。它具备史诗特征：抗击封建王朝、官府和地主势力，前赴后继，悲壮激烈；英雄形象具有神话色彩；史诗传承之庄严性，吸引众多学者探讨《华抱山》之史诗特征与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华抱山全集》出版有两大功臣：传唱者华祖荣、搜集整理者朱海荣。     

浅析哈萨克族史诗歌手“吉老”

“吉老”是哈萨克族民间的古老史诗歌手,是哈萨克族英雄史诗等古老民间韵文长篇作品的再创作者和演唱者。“吉老”与吉尔奇、阿肯等民间说唱艺人相比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吉老”不但是民间文学的创作者、演唱者和传承者,而且是统治者、领导者或捍卫本部落利益的勇士。“吉老”这种史诗歌手的出现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生活方式和历史条件不无关系。     

彝族“支嘎阿鲁”史诗母题探析

＂支嘎阿鲁＂史诗,有着其他英雄史诗所具有的英雄奇特诞生母题、与恶魔争斗和征服母题、英雄的神奇婚姻母题、英雄救母母题等等,并有自己的独特性,体现着南方英雄史诗的文化英雄特征。这些母题充分说明了＂支嘎阿鲁＂史诗的英雄史诗特性,也反映了彝族民间文学与世界英雄史诗的可交流性。对跨省传承的＂支嘎阿鲁＂史诗母题进行研究,可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和揭示彝族史诗的深层文化内涵。     

史诗《江格尔》的跨媒介传播进路探究

史诗江格尔作为中华民族文学共同体的一部分,经过说唱艺人为传播主体的口语传播过渡到手抄传播、印刷传播和电子传播,其受众以几何倍数增长的历史进程,正是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写照。作为映照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根脉,史诗江格尔对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传承和对外文化交流具有独特意义。通过对《江格尔》历时性和共时性跨媒介叙事的梳理可以发现,《江格尔》跨媒介叙事的历史就是其不断扩大受众进而深深嵌入中华民族文学共同体的历史。     

谈《格萨尔》史诗中的丧葬习俗

丧葬,是一种十分普遍的文化现象,人死之后,如何处置遗体,采取何种方式埋葬,它既显示了人类对生死现象的神秘观念,也反映了人类对自己生存、发展和消亡的认识过程。文章对藏族《格萨尔》史诗中的丧葬习俗进行透视,对藏族丧葬的产生及其发展过程及史诗中丧葬的形式与地理环境、宗教、原始生态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从而,揭示了藏族葬俗的思想及其它的历史渊源,提出了地理环境与宗教交互作用决定了史诗中的葬俗。     

神话视域下的苗族史诗《亚鲁王》

《亚鲁王》作为苗族复合型的大型史诗,保留了大量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神话情节和母题。该史诗流传的悠久历史体现出麻山苗族地区丰厚的神话传承土壤,史诗叙事中关于万物起源、造日月等典型神话母题具有值得关注的神话内涵与文化分析价值。     

诗史互文：史传与史诗功能的侧重与互补

世界几大原生史诗的诞生都与游牧文化有直接关系。游牧民族的口传叙事文学通过相邻定居文化的书写技术得以流传,或通过殖民地扩展,把史诗的基因植入了定居文化,使史诗得以生长。汉族的史传和其他民族的史诗体式不同,但完成的文化功能相同。     

彝族“支嘎阿鲁”史诗英雄业绩特征浅析

“支嘎阿鲁”史诗,除有着其他英雄史诗所具有的英雄奇特诞生母题、与恶魔争斗和征服母题、英雄的神奇婚姻母题、英雄救母母题等外,作为彝族英雄史诗,还具有明显区别于以蒙古—突厥英雄史诗为代表的、自己独特的英雄史诗特征.这一特征主要表现为:彝族“支嘎阿鲁”的英雄业绩在于个人的创造与对部族的拯救,而非部落的掠夺与复仇,体现着南方英雄史诗的文化英雄特征.     

上古时代的游吟诗人——先秦瞽艺人考

说唱艺人多为瞽人,瞽艺人起源于先秦的瞽乐官.先秦之"瞽"由"巫"而来,呈现出职业化、伎艺化和程式化的特点.他们擅长讽诵,名列"王官",是礼乐文化重要的传播者."瞽"主要活动在宫廷之中,礼乐文化的繁荣使其"说唱"伎艺得以提高与完善.奢华的宫廷文化使得"说唱"伎艺日益由仪式趋向娱乐化."礼坏乐崩"后,"瞽"逐渐被"优"取代而失去宫廷音乐主角的地位.上古文明的终结最终裹挟"王官"逐渐淡出朝堂,泯入民间,汇为民间的"说唱"洪流,成为以说唱谋生的瞽艺人."瞽"可以说是上古时期的说唱艺人,他们代表我国说唱伎艺的萌芽阶段.     

《格萨尔》唐卡的当代传承及其文化意义

仲唐——《格萨尔》唐卡最初从说唱艺人的简略人物画,到“拉日哇”的专门创作,再到19、20世纪宁玛派、萨迦派僧人专门绘制,逐渐成为一种史诗图像传承方式。这些仲唐或保存和供奉于寺庙,在某些特定节日展出;或被说唱艺人在说唱时展示,以对说唱进行祝福和加持;或被请到家中,作为财神或战神供奉;或被个人收藏和博物馆收藏。到了当代,除了专门的唐卡画师继续绘制仲唐外,一批接受过中西方现代绘画教育的画家进入仲唐领域,或独创,或集体创作;在题材方面,除了格萨尔王骑征等传统内容外,当代最杰出的说唱艺人扎巴（1906—1986）成为仲唐主角;在规模和形制上,拓展了从单幅到组图的范畴,形成从简略到细致的“格萨尔画传”。这些既反映出仲唐在传承和流变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呈现出开放形态,并不断反哺《格萨尔》口传史诗传统;同时,也反映出《格萨尔》日益成为藏族各种艺术形式扩延和流变的源头,推动其不断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