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化城市治理中的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中介效应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人工智能时代,数字技术更新带动城市治理革新,城市治理的变化是否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主观幸福感理论和满意度理论的整合理论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智能化城市治理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居民满意度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显著正向影响最大;居民对智能化城市治理的积极情绪显著正向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消极情绪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抑制作用;居民感知智能化城市治理质量和感知智能化城市治理价值通过提高居民满意度间接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此,建议提升智能技术水平,优化体验,增强幸福感,完善引导机制,提升居民技术满意度。     

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社会资本中介效应的分析

儿童期是个体成长的关键时期，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状况会影响居民成年后以至整个生命周期的幸福感水平。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证明并揭示了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内在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能够产生正向影响；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能够通过居民成年后的认知性社会资本和结构性社会资本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和城乡差异，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女性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比男性居民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比城镇居民大。从生命历程视角看，儿童期是提高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水平的重要时期，因而可以通过完善儿童发展的制度体系、加强教育扶持力度、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等途径，促进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的提高。     

社区文化建设中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社区文化建设是构建和谐社区的社会心理基础和精神纽带,其在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社区文化建设有助于形成和谐、互助的人际关系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对提升居民幸福感有引领作用。而社区文化建设中居民幸福感又受居民对社区文化建设的认同度、参与度、满意度等因素的影响。文章以佛山市南海区社区文化建设为例,研究社区文化建设中居民幸福感与认同度、参与度、满意度以及年龄、性别等控制变量之间的运作机理。研究表明,控制变量对社区文化建设的认同度、参与度、满意度以及幸福感作用是不同的。而且认同度、满意度对幸福感是正的直接作用,参与度对幸福感不是直接作用,它是通过满意度、认同度与幸福感发生间接作用的。     

智慧城市建设与居民幸福感：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

提高人民福祉及获得感,重视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善是当前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在我国数字经济进入快车道的背景下,智慧城市建设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但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如何还有待检验。文章综合运用多种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了智慧城市试点建设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智慧城市建设显著提高了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可能的影响机制为,智慧城市建设提升了居民对于互联网服务的使用熟练度并促进了当地的电子政务发展。而异质性分析发现,目前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带来的积极效应存在选择性,智慧城市建设对居民幸福感的积极作用主要存在于非老龄人口、高收入人口和较大规模城市的居民群体中。因此,我国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应重视信息通信等技术的应用,在提高居民的参与度与获得感的同时,更应当注重智慧城市建设政策的覆盖面和有效性,全面考虑不同群体的诉求。     

“村改社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社区认同与社区参与关系的实证研究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加快,＂村改社区＂建设成为改善农村人民生活质量和推动城市化建设的重要途径和方法。文章以天津＂村改社区＂试点乡镇的搬迁村民为调研对象,以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村民的内心感受为研究主题,探讨了村民搬入新社区后的居住满意度、社会保障的改善与主观幸福感、社区认同、社区参与间的关系,通过对700名参与＂村改社区＂搬迁的村民的调研,运用结构方程等统计分析方法,发现这些居民的居住满意度和社会保障对他们的主观幸福感、社区认同、社区参与存在的显著的正向因果关系。研究结果对于＂村改社区＂建设中的居民安置具有指导意义。     

居住安排、居住条件与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

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研究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对陕西和湖北农村老人的抽样调查,文章考察了居住安排和居住条件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与子女等同居并不能直接提高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只有与子女等同居但子女外出打工时,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才比寡居以及与配偶独居时更高.居住条件的改善可以提升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居住在楼房、房屋更新、房屋建筑面积更大、房屋建造者为子女的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更高.另外,分群估计发现,居住安排对女性、低龄、未受过教育的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影响更大,居住条件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则不存在较大的群体差异.研究进一步发现,居住安排和居住条件会影响农村老人的代际关系满意度和居住条件满意度,进而影响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     

亲贫性支出与公众主观幸福感——基于2013年中国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幸福经济学、公共财政学和计量经济学为基础,通过运用"2013年吉林大学公众主观幸福感调研"数据,探究了亲贫性支出中的各项指标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并着重分析了财政收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通过有序概率模型回归分析发现:在全国截面数据上,出现了国民经济增长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相背离的现象,"幸福悖论"在中国省际层面上成立;政府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对增进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作用;而教育、医疗的财政支出对公众主观幸福感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城市规模与主观幸福感——基于认知主体异质性的视角

文章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估计了城市规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居民主观幸福感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顶点对应的市区常住人口规模约为350万,且最优城市规模随服务业的发展而增大。研究显示,中老年群体、低技能劳动力以及农村户籍居民的“倒U型”拐点更大,反映了不同认知主体的内化标准以及居住成本存在差异。当前,中国绝大多数城市尚未达到幸福感的最优规模,应进一步优化基础设施供给,以中心城市周边地区为重点扩大中小城市规模,并深化土地、财税体制改革,缓解大城市住房问题。     

领导干部的幸福感与工作绩效

对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工作幸福感和工作绩效进行调查,结果显示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和工作幸福感水平较高,对工作绩效的自我评价较高;领导干部的幸福感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领导干部的工作幸福感会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工作中的自我接受和福利待遇幸福感影响其生活的满意度,自我接受和人际关系幸福感影响其情绪体验;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对工作绩效的预测效应不显著,工作幸福感的不同方面对不同的工作绩效具有显著的预测效应。研究建议:重视领导干部幸福感的人口统计学差异,有针对性地提升不同的幸福感;重视领导干部不同的工作幸福感对工作绩效不同方面的影响。     

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

本文在北京、广州、昆明、沈阳、西安五个省会城市取样的基础上,对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情感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最大,其次为资讯支持和工具支持。路径分析显示,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对主观幸福感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年龄、受教育程度还通过社会支持这一中介变量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性别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完全经由社会支持这一变量来实现。     

购房能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吗?

文章基于CGSS2008数据,利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进行研究发现,中低收入居民不管购房还是不购房,其主观幸福感都会显著下降;而对于高收入居民来说,购房其主观幸福感会显著提高,不购房则其主观幸福感会显著下降。因此,政府不仅应引领住房保障向保障居民"有房住"、通过共有产权住房等方式帮助居民"有房产"的方向发展,而且还应健全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机制,加强社会管理能力建设,提高服务水平,让人们体会到租房的幸福感。这有助于提升居民的幸福感水平,也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大学生感戴水平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人际困扰的调节作用

为探讨人际困扰对大学生感戴水平和主观幸福感关系的调节作用,采用大学生感戴量表(GRAT)、人际困扰量表和主观幸福感量表组合,对206名大学生为被试进行自陈试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⑴感戴水平、人际困扰和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相关显著;⑵人际困扰在大学生感戴水平对生活满意度维度的影响中调节效应显著,而对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维度的调节效应则不显著。     

主观幸福感研究综述

主观幸福感包括人们的情感反应和生活满意度.近四十年来,对主观幸福感的测量由单项问题测量发展为多项目测量.在一个非常综合的层面,主观幸福感的多数理论可按其性质归为"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与个人性格因素、环境与人口统计因素和文化因素等相关.系统化和综合性的国民幸福指数,能够进一步提升主观幸福感测量的影响.     

黑龙江省高校体育教师主观幸福感调查研究

通过调查问卷对高校体育教师的主观幸福感进行调查研究,问卷内容主要包括生活满意度、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三个方面。结果表明:女性教师较男性教师的主观幸福感高,新婚教师比未婚和其他已婚教师幸福感高,31-40岁教师的主观幸福感较低,具有教授职称的教师幸福感高于其他群体,体现了教师的幸福感随着职称的升高而上升。     

黑龙江省高校体育教师主观幸福感调查研究简

通过调查问卷对高校体育教师的主观幸福感进行调查研究,问卷内容主要包括生活满意度、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三个方面。结果表明：女性教师较男性教师的主观幸福感高,新婚教师比未婚和其他已婚教师幸福感高,31—40岁教师的主观幸福感较低,具有教授职称的教师幸福感高于其他群体,体现了教师的幸福感随着职称的升高而上升。     

社区能力、社区效能感与城市居民的幸福感——社区社会工作介入的可能路径研究

社区能力是社会政策的一个新兴领域,社区能力所蕴含的社区主体能动性及其政策导向为研究居民幸福感提供了分析工具。已有研究探讨了社区能力建设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而忽略了社区效能感及社区社会工作在提高幸福感方面可能具有的影响。利用厦门市和深圳市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稳健聚类回归方法,对社区能力、社区效能感与城市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社区能力与社区外在效能感对居民幸福感具有积极的影响。这一结论对于引入社区社会工作方法,提高社区效能感和居民幸福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上海新白领移民的社会网络构成、相对剥夺感与主观幸福感——以上海市为例

文章根据上海市2011年的调查数据,对新白领移民的社会网络构成、相对剥夺感与幸福感之间的多维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新白领的社会网络构成对主观幸福感起着多重作用。首先,在新白领移民的交往群体中本地居民越多,则其幸福感越强;其次,新白领移民的相对剥夺感越强,其幸福感程度越低;第三,社会网络构成对于相对剥夺感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有比较明显的影响,即社会网络中本地人的比例越高,相对剥夺感对主观幸福感的消减作用就越强,而社会网络中外地人的比例越高,则相对剥夺感对主观幸福感的消减作用就比较小。     

教育影响幸福吗?——基于中国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2年我国问卷调查的经验数据,通过构建教育与主观幸福感的有序概率模型,检验教育对公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教育与公众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收入对公众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绝对收入的效果明显弱于相对收入;传导途径出现多元化,且各传导变量效果不一,教育通过非经济因素的传导效应明显更强。因此,为了更好地提升公众主观幸福感,政府应该加大教育投资力度,降低私人的投资成本,让教育成为居民改善收入水平、实现社会阶层跨越、提升幸福感的有效途径。     

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居民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感评价

本文以小康指标体系和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为基础,构建了少数民族地区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和幸福感评价指标体系,并建立了少数民族地区生活质量评价模型Q=Ni=1CiXi和少数民族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评价指数H=Ni=1CiSi.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出发,对丽江市古城区居民的实际生活状况做了评价.本文得出如下结论:在生活质量指数得分低的层面同样在幸福感量表中的得分也低;古城区居民总体主观幸福感指数很高,其中农村居民的幸福指数高于城镇居民的幸福指数,表明人们是否幸福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很多和绝对财富无关的因素;古城区现在应该大力发展经济,重视教育,提高卫生保健水平.     

居(村)委会服务质量的居民满意度研究——以两次延续性的实证调查为例

针对城乡社区居(村)委会满意度的研究,对于城乡社区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根据两次延续性调查的数据资料,对城市社区居委会服务质量的居民满意度评价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居(村)委会必须努力提高社区居民对居(村)委会服务质量的满意度和信任感,针对不同背景变量的居民,提升居民的信任度、公共精神与民主友爱等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