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多维视角与农户销售渠道选择——基于微观调研数据的实证

基于陕、甘、鲁、豫苹果主产区微观农户数据,运用多元选择模型,以外地客商渠道作为参照,从社区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参与、社会声望多维视角探究社会资本影响农户销售渠道选择的机理。结果表明：社区社会资本越丰富,农户选择公司渠道、合作社渠道及自销的概率越小;社会网络越丰富,农户选择外地客商渠道的概率越大;社会信任程度越高,农户选择公司渠道及自销渠道的概率越大;社会声望越高农户选择公司渠道、合作社渠道及自销渠道的概率越大;社会参与程度越大,农户选择公司渠道、合作社渠道及自销渠道的概率越大。此外,户主文化程度、风险认知程度、是否为社员、家庭收入及销售地点等对农户销售渠道选择具有显著影响。     

社会资本、非正规金融与农民工自我雇佣

文章基于2009年中国的农村─城镇移民调查数据（RUMIC2009）,利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问题,研究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自雇选择和自雇收入的影响,并实证检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自雇实现的非正规金融支持路径。结果显示：社会资本能够有效促进农民工自我雇佣的实现,这主要是因为社会资本可以为农民工自我雇佣的创立提供部分启动资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面临的信贷约束,并且社会资本越丰富,农民工自雇初始投资中非正规金融借贷金额越大,比例越高;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自雇业的后续发展具有积极影响,社会资本存量越大,农民工自我雇佣经营收入越高。     

从社会距离看听力残疾人社会融合——基于江苏省N市的实证研究

研究发现:健全人与听力残疾人之间的社会距离客观存在,但总体上社会距离并不很大。经济因素并没有对社会距离产生显著性影响;人口因素中女性比男性对听力残疾人社会距离要小,农村比城市对听力残疾人社会距离要小;健全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听力残疾人社会距离越小,社会偏见越小社会距离就越小;健全人与听力残疾人接触频率越多社会距离就越小。     

社会经济地位、主观流动感知与育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基于CGSS2013数据的经验研究

文章旨在通过对2013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探讨育龄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主观流动感知与其二孩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存在显著差异:受教育程度越高,二孩生育意愿越低;个人收入越高,二孩生育意愿越低;所在家庭拥有房产数量越多,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越强。不同主观流动感知的育龄女性其生育意愿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认为自己过去十年阶层上向流动的程度越高,其二孩生育意愿就越强;预期未来十年社会阶层上向流动程度越高,其二孩生育意愿就越强。     

社会经济地位与城乡居民健康差异

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探讨了基于城乡不同制度安排下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回报。回归分析发现：尽管总体上城市居民的健康状况要好于农村居民,但在控制社会经济地位等变量后,农村居民要强于城市居民;更重要的是社会经济地位对城乡居民健康的影响机制是存在差异的,教育、收入对农村居民的回报大于对城市居民。进而,添加年龄组后,发现经济社会地位对城乡居民健康影响在不同人群中也会有所不同。为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健康差异,应着力提升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教育水平,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珠三角调查数据的证据

农民工的收入决定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利用中山大学2008年在珠三角地区的调查数据,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对农民工收入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职业网”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拥有较高社会资本的农民工的收入会明显高于低社会资本的农民工.以“饭局网”社会资本代替“职业网”社会资本,对性别分组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均证实了结论的稳健性.政府应该为农民工融人城市生活、建立新的城市社会网络培育友好的社会环境.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城乡老年人健康分化

将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定义为一个社区的各种居民团体和协会的活跃程度,从该视角研究城乡老年居民在健康上的差异。通过多层模型,控制个人因素,分析社区社会资本与个人健康水平之间的关系,引入社会资本变量对比城乡居民健康水平差异的变化。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个人层面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人口学变量以及社区层面的经济变量之后,社区社会资本与个人健康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对于个人的身体功能状态,社区层面因素的影响则不明显,更多地是受到个人层面变量的作用。其次,在控制社会资本变量后,城乡老年居民在健康水平上的差异明显变小,说明社区社会资本在解释城市与乡村居民健康水平的差异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城市居民的优势来自更高的组织和团体参与程度。研究也部分地证实了中国老年人群体健康不平等的社会原因,为人口健康差异形成的理论探讨提供了实例验证。     

社会认知、社会地位与农民工幸福感——基于CGSS2017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赫兹伯格“双因素理论”为基础，将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划分为内在于个体的主观性社会认知因素与外在于个体的客观性社会地位因素，并进一步将社会地位划分为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计量地位。基于CGSS2017的数据，应用O-logit模型探讨社会认知、社会地位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研究发现：第一，社会认知是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第二，社会经济地位方面，收入仍然是影响农民工幸福的主要因素。同时，拥有房产与汽车也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群体的幸福感；社会计量地位方面，工作类型不对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而拥有党员身份、地位自感与家庭社会层级自感较高的农民工拥有较高的幸福感。第三，社会认知、社会地位与农民工幸福感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差异。老一代农民工的情绪状态是其幸福感的最主要影响因素，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更加关注对未来预期的感受。收入的提高与拥有汽车能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而老一代农民工则更加关注党员身份与房产状况。     

主客观社会地位对社会信任心态的影响

采用对北京、上海、广州、郑州、重庆、西安、武汉七个地区城市居民信任状况调查数据,从个体微观层面探究个体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主观社会地位与社会信任水平及其维度之一人际信任的关系。研究发现,(1)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信任水平不存在相关,与主观社会地位存在显著正相关。主观社会地位与社会普遍信任水平存在显著正相关。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家庭月收入和文化程度两个指标均存在显著正相关。此外,男生和女生的主观社会地位和社会普遍信任水平均不存在显著差异;男生和女生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存在显著差异,男性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显著高于女性。另外,年龄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社会地位呈显著正相关,与社会普遍信任水平不存在相关关系。(2)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社会地位均与人际信任存在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就主客观社会地位与社会信任水平的关系而言,与客观社会地位相比,主观社会地位与社会信任的关系更敏感。主客观社会地位与人际信任的关系不同于社会信任水平,这表明更为细致地探究主客观社会地位与社会信任不同维度的关系有其必要性。     

社会经济地位、环境关心与城镇居民绿色消费

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社会经济地位、环境关心对当前中国城镇居民绿色消费的影响,检验环境关心在社会经济地位与绿色消费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和环境关心都对城镇居民的绿色消费具有显著影响,表现为城镇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环境关心越强,其越倾向于选择绿色消费;并且,社会经济地位还通过环境关心这一间接路径正向作用于城镇居民绿色消费。因此,增强城镇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助于提高其环境关心水平,进而推动绿色消费。     

就地过年政策可以促进人们择期返乡吗？——基于手机信令大数据的实证分析

2021年1月初,新冠肺炎疫情在我国多地零星散发,各地陆续发出就地过年的倡议。基于手机信令大数据的分析表明,就地过年政策会鼓励人们择期返乡：2021年春节返乡人数仅是2019年同期的45%,清明返乡人数则达到2019年的1.76倍,二者存在替代效应,且返乡地远的人2021年更倾向选择清明返乡。此外,就地过年政策中的现金类激励政策效应显著,其他类政策则不然。因此,可从需求端入手探讨缓解春运压力的可能途径,以及解决我国城镇化过程中体制性问题和矛盾的可能方案。     

当代城乡居民的生活结构

把一个人拥有的社会关系和参与的社会团体作为生活结构的构成要素,来考察城乡居民的生活结构,可以发现:越是农村特征显著的地区,居民的生活越依赖于非正规性社会关系;城乡居民都没有积极地参与社会团体,生活结构主要由以亲戚、邻居为主的非正规性社会关系构成;城市居民因形成的社会关系少,又没有积极地参与社会团体,因此与社会结构的结合相对松弛一些;城乡居民拥有的社会关系和参与的社会团体因个人社会特征而不同。这种差异是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动在城乡间、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物质领域和意识领域不同步,以及城乡居民在社会结构中的不同位置而引起的。     

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现代式社会资本构建

农民工市民化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资本构建方向是现代式社会资本。构建现代式社会资本有利于农民工获得就业信息、生活信息、社会信息等;有利于农民工融入现代城市生活,求得和谐生存与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民工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维护农民工利益。因此,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应以政府政策制度支持为前提,以社会文化环境支持为基础,以组织化为核心,以自身能力和文化素质提高为动力,构建农民工现代式社会资本框架体系,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现状、结构及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相关网络平台,从网络规模、网络密度、关系构成、职业异质性方面测量了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现状。研究发现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和小雇主阶层在农户个体社会资本中占据重要位置,网络顶端和网络位差较大的网络结构更有利于农户个体社会资本的积累;当前农村居民社会资本存量在性别上没有显著差异,地区之间有较大差异;在关系构成上“差序格局”结构有所改变,朋友这一非亲属关系的作用逐渐凸显;住房类型、户口和收入是影响农户个体社会资本的三大因素。     

和谐社会视野中的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之一的农民工能否顺利地融入城市社会，能否与城市居民进行良好的互动已经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针对现阶段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现状，分析了其存在障碍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一些可行性对策。     

看民间年画中的巫文化

我国民间年画艺术这一绘画体裁,有它自身的美学原理。从民俗学、人类学来看,它留有人类早期巫文化的部分痕迹,是部分巫文化的绘画表现,有助于我们阐释中国传统民间年画的内涵。     

城市文化资本对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影响——基于北京市的实证研究

在测度城市文化资本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将城市文化资本作为一个虚拟变量引入到外生扩展的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之下,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模型及引入虚拟变量的空间滞后面板数据模型,以北京市17个区县2005-2011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研讨城市文化资本和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改善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中,分离出城市文化资本对居民生活水平改善的影响作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城市文化资本是影响居民生活水平改善的显著因素;引入虚拟变量的空间滞后面板数据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城市文化资本对居民生活水平改善的影响程度低于物质资本、制度资本,但是高于人力资本,而且,城市文化资本的水平越高,其对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改善的推动作用就越大。     

宁波和谐社区建设中的社会资本考察

作为城市生活的基本单元,社区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资本理论对构建和谐社区具有理论和现实价值。第一,中国城市社区的社会状态与社会资本范式有不谋而合之处。第二,社会资本提倡的对社区人的社会需求和作为社区生命共同体的重视有利于减轻中国学界被理性选择范式和新古典经济学毒化过深的危险,纠正社区居民行为选择的过分理性化倾向,在社区治理研究中恢复人本主义精神。探索社会资本在宁波和谐社区构建中的作用,对于进一步加快城市社区发展、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计划行为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居民社区自治行为影响因素探析--基于全国20个城市的调查数据

依据计划行为理论设计中国城市居民社区自治行为影响因素调查问卷,通过对1794名居民数据的探索性和验证性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探讨中国城市居民社区自治行为影响因素的合理模型以及各个因素对居民社区自治行为的影响关系和程度。结果表明：计划行为理论基础因子得到了修正;自治态度、自治实际控制感、自治行为、人格倾向、社区社会资本、自治认知、社会经济地位7因素模型为中国城市居民社区自治行为影响因素的合理模型;自治实际控制感、社区社会资本、人格倾向、自治态度、自治认知是正向影响中国城市居民社区自治行为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