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阳羡文化家族联姻与词文学集群生成

文化家族是清代阳羡词学兴盛的重要支持力量。阳羡陈维崧家族、万树家族、史惟圆家族、徐喈凤家族、储方庆家族等,词人辈出。这些家族间彼此联姻,使清代阳羡词人因姻亲之缘而结为特殊的家族文学共同体,相互激发创作兴趣,共同展开词创作,积极建构地域词学传统。联姻,不仅加强了阳羡家族的文学交往,而且形成了特殊的创作机制。本文拟在家族视野中,探究联姻如何影响清代阳羡词的演变,揭示家族联姻与清代地域词学发展的内在关系。     

清代书院词学教育

词学教育是清代书院文学教育的一项内容,从生徒的词学课艺、掌教者的课艺评点以及书院藏书目录等诸多内容可知,清代一些书院对词学教育给予了积极支持.除了练习作词外,清代一些书院也从事词学研究.学海堂中谭莹与梁梅的论词绝句是清代书院词学研究的重要代表,他们对历代词人、词作以及词风做了许多鞭辟入里的论析,为中国词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清代书院词学教育中存在着一个普遍现象,很多掌教者对淫词艳曲进行过口诛笔伐,这既是清真雅正规范清代书院词学教育的重要反映,又是道德教化主宰清代书院词学教育的重要体现.     

清代阳羡姻娅家族文学生态探论

清代阳羡姻娅家族,是互有联姻的文学家族集群。文学家族联姻,有利于衍生、聚集、培育文学人才,加强家族间文化联系。在以血缘和亲缘为纽带的新的人文空间中,家族文人激发兴味,产生相近的文学兴趣,展开群体性文学活动,家族间的文学优势,或互补或强化,形成多样性、集群式的姻娅家族文学生态。阳羡姻娅家族文学在清代地域文化中别具一格,在一定程度上,这一现象反映出清代地域文学兴盛的家族助力。     

宜兴清代词学简说

宜兴清代词学简说朱征骅宜兴词学以来陈克和蒋捷为开山祖。其词风对清代的阳羡词派影响颇大。清代为宜兴词学的极盛时期，当时宜兴被称为“词人之乡”。康熙时，词坛巨匠陈维崧崛起，和者甚众，有百余人，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阳羡词派。陈维崧（１６２５—１６８２）字其年．...     

怀柔文化政策影响下的清初词风嬗变——以朱彝尊、陈维崧为中心

清代前期相对宽容的文化政策取得了成效,汉族知识分子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朱彝尊诗词风格和文学思想之转变为文化政策影响文学的典型案例。朱彝尊博学鸿词试中第后,前期作品中所表现的出入之间的矛盾彷徨不复存在,其学习《乐府补题》所作的咏物词丧失了南宋遗民词的精神内核,远离了比兴寄托传统,其追求的"醇雅"实际上脱离了风雅精神。与浙西词派的兴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维崧和他所开创的阳羡词派。随着文化政策的变化,文风的推移,阳羡词派因词风不合时代精神变化之节拍而逐步走向衰落。     

清代岭南与岭外词人交流考论

清代岭南词人与岭外有着不断的词学交流,这对岭南词有积极的影响。首先,词学交流促进了清代岭南词人的成长与岭南词的发展。另外,这种交流有助于清岭南词人与岭南词地位的提升。再者,词学交流还对岭南词风的嬗变有重大的影响。     

“性灵”诗说与清代中后期词学演进

袁枚倡导的"性灵"诗说流行于清代乾嘉时期,其本人与乾嘉词坛的关系呈现出一种疏离状态。袁枚极少评词,也不擅作词,并未直接参与当时的词坛建设,其子袁通在创作取径上的转变可以佐证这一点。而"性灵"诗说对词坛的渗透则在郭麐的词论中有不少体现,郭氏对朱彝尊、厉鹗的不同评价,就与袁枚保持了一致,他以"性灵"词学观为核心,否定了词坛上强调忠孝与声律的两股势力,这二者其实构成了晚清词学在解词、作词领域的主流,这一敏锐而有前瞻性的词学观后继乏人,可说是词学史上的一个遗憾。在浙、常交替的词史背景下,"性灵"诗说在加速浙西词派分化、推动词史复古之风的兴起,以及深化晚清词论等方面对清代中后期的词学演进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清代词学理论与词创作的关系探析——以陈维崧、朱彝尊、张惠言为例

清代词创作与词学理论的关系非常密切。其中又以阳羡词派领袖陈维崧、浙西词派领袖朱彝尊、常州词派宗主张惠言最具有代表性。三位词派领袖,创作各有成就,理论各有建树,体现出创作先行、理论自觉、双向互动、繁荣词派的共同特点。     

《绝妙好词》在清代词坛的接受

文学史的研究包括文学创作史和文学接受史两方面.对文学接受活动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把握文学史发展的动态过程.而对清代词坛而言.唐宋词选本深刻地影响了清代词学的走向,故本文以<绝妙好词>在清代的接受状况为个案,考察其在清代的接受和传播情况.<绝妙好词>重行于世当是在1678-1684年之间,其在清代接受活动的对象主体主要是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正是在对前代词学的接受吸取中,清代词家逐渐完善了自己的词学理论,清代成为一个词学空前繁荣的时代.     

论遗山词的词史地位及其独特性

在金词融会北宋词风的过程中,遗山以其在文坛上的领袖地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金词和北宋词的交融是中原地区汉民族的农业文化和北方少数民族的草原文化的交融,遗山以其极高的词创作成就而成为这两种文化交叉点上的佼佼者。遗山推崇苏、辛,词风豪放,对元词的发展走向很有影响。在沟通宋、金词以及在金、元词的延续上,遗山词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遗山还是在具体词学理论指导下进行词创作的金代最重要的词人,其词体制完备;词中尊杜,极善融化唐诗;其词又有明显的“史”意识影响的痕迹;金、元之际文人歌酒狎妓之风在其词中时有反映;清代词论对其词毁誉不一。凡此种种,都体现了遗山词的独特性。     

陈澧《忆江南馆词》简论

陈澧是清代词史上的一位重要词人。参加越台词社对陈澧的创作有重要影响。有学者以为陈澧词突破了浙西词派和阳羡词派,此说不确,事实上陈词正属浙西格调。陈澧词向有“学人之词”之誉,无论是从岭南词史还是整个清词史来看都值得重视,且这种特质还有功于清词词境之开拓。另外,考察陈澧词有助于对浙西词派后期的发展有更为准确的认识。     

清代词学由辨体向尊体的批评转向

清初词论家们努力恢复词的雅正传统,因此他们着重强调词曲之辨。在强调辨体的同时,清代词论家们愈益强调推尊词体,由浙西派朱彝尊到常州派张惠言周济再到晚清诸词论家,他们的词学观经历着较明显的由辨体向尊体的理论批评转向过程。这一转向不仅促成了清代词学的成熟,它同时也是清代词创作繁盛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陈子龙和明清之际"庄骚"合称

"庄骚"合称是古代文学作品中常见的现象.明以前,多着眼于艺术文章之同,而其后,始多言其思想感情之同.明清之际,陈子龙等士人把超脱此世的情怀与忠国之情、怨世之心相结合,赋予庄骚合称新的时代内涵,也体现了易代之际士人的特定情感心态.     

论龚鼎孳对清初词坛的贡献

龚鼎孳是清初词坛的早期代表。他早期填词取源《花间》,创作了不少婉媚蕴藉的令词,与词坛主流之云间派保持了相当的一致。但他又能突破云间派狭隘的理论主张,大量创作长调,不为“花间妩媚冶局限,导扬“稼轩风冶。历来不少观点认为：龚鼎孳填词带“稼轩风冶乃受阳羡宗主陈维崧的影响,实际上龚鼎孳使用长调、倾心“稼轩风冶的时间远早于陈维崧。而他对陈维崧的奖掖,更为陈维崧成为一代词宗奠定了根基。龚鼎孳对清初词坛有承前启后之功,为清词中兴作出了重要贡献。     

楚汉文化的整合与二月河清帝系列小说的艺术精神

南阳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东汉"帝乡"、"南都"的独特背景,形成了既有别于荆楚,又有别于中原的文化--楚汉文化,它深刻地影响着二月河清帝系列小说的审美情趣、艺术品格和价值取向.二月河以楚汉文化为基点所进行的艺术探索及其对同时期小说创作所作的超越,对于繁荣历史小说创作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清末民初东北地区满族婚俗特征

婚姻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基本形式,东北地区的婚俗文化呈现出东北地方特色和民族特征,在清末民初,东北地区各民族婚姻习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不同于旧礼的婚姻形式,其中以满族的婚姻习俗最具有代表性,本文以满族的传统婚礼为基础,阐述清末民初东北地区满族的婚俗特征。     

晚清至五四时期“美学”汉语名称的译名流变

晚清至五四时期是中国学界引进西方美学的最初阶段,此时"美学"概念的汉语名称还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美学"与"艳丽学"、"美术"等词汇都是混同使用的,直至20世纪20年代"美学"名称最终确立.但近年来,相当多的国内学者都对"美学"这一汉语译名产生了质疑,并做出了个人化的思考.     

清代扬州朱氏家学述论

家学是清代学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扬州朱氏颇具代表性,却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扬州朱氏世居宝应,虽分为朱翁朱氏和界淘朱氏两支,然同出吴郡朱氏。朱氏名家辈出,从《清史稿》、《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和《江苏艺文志》所未录或未详的36种著述书目中,可以发现扬州朱氏有着与时偕行又专长宋学的家学特点。     

新诗是清末民初思想文化自由化与实用化的产物

新诗的生成因素既有诗的更有非诗的,它是清末民初思想文化自由化、实用化及现代化的产物。因此具有高度的通俗化、社会化和自由化的文体特征。经世致用学风的倡立、科举制度从被质疑到被完全废除和对专制家庭制度的批判三大思想文化自由化事件极大地促进了新诗的生成。“经世致用”学风的倡立解放了文人的创造潜能,确定了文人的主体性,强化了文人匡扶天下的使命感,刺激了文人争当社会改革急先锋的积极性,使诗人的生态及汉诗的功能发生了巨变。废除科举制度既是思想文化自由化和实用化的具体表现,也是其重大成果,它改变了文人的生存方式,也使汉诗的功能发生了巨变。功能决定文体,汉诗文体不得不采用白话自由诗取代文言格律诗。文学革命和家庭革命是清末民初,特别是五四时期文化革命和思想大解放的两大先锋。对封建专制家庭的批判甚至颠覆,从文学的外围支持了文学革命,家庭革命与文学革命相得益彰,促进了汉诗的实用化和自由化,为新诗的问世创造了适宜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