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朝鲜使臣赴明的贸易活动

明朝与李氏朝鲜建立封贡关系体系后,两国之间贸易往来十分频繁。这种贸易,学术界通常称为"贡赐贸易"。事实上,"贡赐贸易"仅为一种贸易形式,远不能涵盖两国间的全部贸易内容。明代两国贸易的主要形式应为两国使臣的贸易活动,尤其是朝鲜使臣赴明所从事的公私贸易活动。这种贸易给两国关系带来重大影响。     

明代中朝使臣的走私贸易对朝鲜的影响

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中国明代时期,朝鲜与明朝之间的使臣走私贸易曾经十分活跃,但由于政治和军事上的藩属关系,两国使臣的走私贸易也具有了不平等性质。作为个人行为,明朝使臣的走私贸易虽然具有"掠夺"性质,给朝鲜政府和人民带来经济负担和痛苦,但这种个人行为却与有着政府背景的朝鲜使臣的走私贸易共同解决了朝鲜政府和人民在军事、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各种需求,客观上起到了互通有无,相互交流,满足社会需求的积极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朝鲜社会的的开放。     

明代辽东贡道路况研究

有明一代,除明初、明末,朝鲜使臣取海路朝贡,其余多沿用陆路朝贡。辽东贡道是朝鲜入明陆路贡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沟通与密切中朝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辽东贡道东起鸭绿江,西至山海关,共经行25大站。辽东贡道不仅路况复杂,而且受少数民族影响严重。本文试对辽东贡道路况加以梳理。     

朝鲜使臣眼中的清代辽东民居

朝鲜使臣清代前往北京朝贡所记的行程录中,有许多有关辽东民居的资料,这些资料记述了清代辽东民居从房屋选址、样式、格局到建筑材料选用、建筑工艺和室内陈设等各方面的内容.朝鲜使臣以猎奇的心态和探究的眼光绘制出辽东民居的图样,对于我们认识清代辽东民居,有很大的帮助.     

朝鲜使臣所见的明天启社会——以洪翼汉《华浦先生朝天航海录》为中心

朝鲜使臣作为朝鲜士大夫的一个群体,他们对明代社会的观察与思考至明中叶发生了明显变化。尤其是朝鲜朱子学逐渐深入,使得朝鲜"小中华"自主意识不断增强。与明前期相比,朝鲜使臣开始以从中华学到的价值观念为武器,用批评的眼光来观察思考明代社会。他们通过对明代社会观察与思考,既希望朝鲜王朝引为前车之鉴,更期待着由朝鲜来实现真正的"中华",反映出朝鲜作为东亚的主要朝贡国对自身在东亚国际关系体系中所处地位的关注。     

明代朝鲜使臣赴京路线的沿革与变迁

明代中朝封贡关系确立后,双方使臣往来渐成定制,每年朝鲜使臣会按时到北京进行朝贡,史称"赴京使臣".朝鲜使臣赴京的路线,明朝政府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并要求定例遵行,不可轻易更改.由于时势变化,有明一代,朝鲜曾多次提出更改路线,都被明朝拒绝,其中原因与沿袭传统有关,也和当时东北亚时局变化密切关联.     

成弘时期外来进贡使臣与中国社会——以《皇明条法事类纂》为中心的考察

一直以来,学术界对明代朝贡贸易多有关注,但其中大多是从中外交通史角度来认识这一问题,而少有通过外来进贡使臣在中国的活动来认识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及其变迁的成果.明代中叶法律文书汇编--<皇明条法事类纂>对成弘时期外来进贡使臣在中国的生活有诸多记载,通过对明成弘时期外来进贡使臣在中国的生活情况的考察可以看出,时至成弘时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外来进贡使臣频频来到中国进行所谓的"朝贡贸易";在中国境内生活期间,与中国社会展开了充分地互动,表明整个明王朝正进行着一次深刻的社会转型.     

明代中朝使臣经行路线考——以《皇华集》较为集中的吟咏胜地为中心

明代中朝使者往来频繁,其经行路线因为明朝都城迁徙、东北边患加深、朝鲜申请等诸多原因曾数度改易。根据史籍、《皇华集》《燕行录》《东国舆地胜览》等相关文籍的记载,明代中朝使臣的经行路线大体可分为4个阶段,从中可见明使与朝鲜远接使的周旋吟咏之迹。     

清代中朝之间的使行贸易及影响

清代,朝鲜使团利用到北京朝贡的机会同中国进行商品贸易,其形式主要有三种,即政府间的贸易、同中国商人的贸易和同普通市民的贸易。使行贸易对两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使行贸易带动了中国辽东运输业的兴起,促进了商路经济的繁荣;也刺激了朝鲜手工业、畜牧业的发展,满足了朝鲜方面对部分商品的需求。     

试论贸易对明代女真经济的影响

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明代女真与明朝、朝鲜的贸易往来对其经济的影响。一、贸易为明代女真提供了生产、生活资料；二、贸易促进了明代女真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促进了女真族军事实力的增强，概括了其贸易与掠夺相伴随的特点。三、贸易对明代女真经济形态的转变和文化的形成也具有相当大的影响。由此得出贸易与女真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是把女真的采猎经济与汉区、朝鲜的农耕经济连接起来的桥梁。对女真族的发展壮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高丽使节郑梦周明朝外交活动分析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改变了元朝穷兵黩武的军事侵略政策,颁布政令,以朝鲜周边十几个国家为不征之国,主张和平外交,从而奠定了明朝二百七十多年相对友好的对外关系.高丽王朝的政治家郑梦周,从最初担任高丽使团书状官,到先后多次任正使,十几年来多次拜见明太祖朱元璋,其外交政绩有：促使明朝政府免除高丽王朝五年的岁贡,请求明朝允许高丽穿着其官服和便服式样,使高丽王朝换服易裳等.在明太祖朱元璋与高丽使节郑梦周十多年的外交活动中,朱元璋起初对高丽使节产生怀疑,到对郑梦周等高丽使节的逐步了解,后建立起稳定的信任关系,是郑梦周外交活动成功的最好注解.     

清代广州“十三行”制度的政治考量

清代广州“十三行”制度是清朝政府在“闭关锁国”的宏观政治经济政策的前提下，为应对全球的商业经济对贸易扩大的需求，在明代市舶司制度的基础上实施公私结合的对外贸易经济体制。在鸦片战争前后近百年问。担负着清政府垄断和管理经营对外贸易的重责。它的出现、兴盛到衰败，其根本因由则是大清帝国出于维护集权统治的政治妥协和经济上的权宜之计。     

明代中日朝贡贸易探析

自秦汉以来,中日就相互之间就有了各种往来。从历史发展上看,隋唐时期的中日交流主要是在政治制度方面,宋元时期的中日交流主要是在宗教文化方面,明代的中日交流则主要是在经济贸易方面,且主要体现在官方的朝贡贸易,且主要以日本向明朝称臣纳贡的勘合贸易形式进行。这种朝贡贸易虽然促进了中日双方文化交流,但日本获益更大,明廷虽然通过这种贸易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东南沿海的侵乱威胁,满足了“天朝上国”的虚荣心理,但不计经济效益的赏赐却加重了国力负担,激发了国内矛盾。     

明代广东的市舶太监

广东是明朝的外贸中心,其市舶贸易管理备受重视。自永乐朝派遣宦官提督市舶后,广东的市舶事务就基本上处于市舶太监的管理之下,明初的市舶管理体制被改变。明代中叶以后,广东市舶太监权势不断扩张,更加横行无忌,引起官民的强烈反对而两度被裁撤,最终无权干预广东的市舶事务。我国历代有差遣宦官直接参与广东海外贸易的传统;在宦官专权最为严重的明代,派遣宦官主导广东市舶事务是中央加强经济控制的必然趋势和宦官势力扩张的结果,同时也与中央强化海禁和朝贡贸易政策有关。     

试论明清时期对外贸易的特色

明清时期的对外贸易特色主要有:一、明清时期的对外贸易空前发展;二、明清时期占绝对优势的海外贸易受西方排挤,但仍有物美价廉的竞争实力;三、明清时期,政府的海外贸易政策以禁为主,实际的海外贸易不乏出现高潮;四、明清时期把中国传统的朝贡贸易发展到了极点。     

明代辽东忠烈祠的修建与边疆文化特色

明代辽东为边疆地区,民族矛盾和冲突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为褒奖英烈,更为激励士气,明朝政府在辽东修建很多忠烈祠,并把其纳入祀典之中。这种现象,不但明代以前没有,就是明代以后,也极为罕见。本文仅通过对忠烈祠有关记载的梳理．力图对这个问题有所说明。     

中国古代“封贡关系”新思考——论朝鲜与女真“封贡关系”的成因及影响

＂封贡关系＂是古代封建国家之间关系的一种形态,是中国与周边邻国之间的传统政治关系。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女真各部虽然在政治上受到明朝的封赐,但由于地缘关系使其很难在各方面得到明朝的有力支持。为了谋求生存与发展,女真各部不得不依赖于朝鲜的帮助。朝鲜与女真的交涉虽然遭到明朝的干涉和遏制,但由于朝鲜拓展疆土的需要和女真谋求自身发展的需要,朝鲜与女真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不完备的＂封贡关系＂。女真向朝鲜纳贡是谋求自身强大发展的一种手段,也是和谐毗邻关系,争取发展空间的一种方式。     

明清时期纳贡贸易与《广东新语》

明清时期,全球经济扩张形势的发展把广东推进了世界贸易的大潮中,广东成为纳贡贸易的前沿阵地。被誉为＂广东百科全书＂、广东番禺人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比较具体地记述了明清时期＂岛夷＂（南洋或东西洋）各国与中国纳贡贸易的盛况,尤其是对当时＂岛夷＂诸国纳贡情况及纳贡贸易物品记载得非常详细。《广东新语》对纳贡贸易的认识和评价独到,与明清时期的主流意识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