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性网络集群行为的情感逻辑及其治理

社会结构紧张催生以负面为主的社会情感体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直接导致抗争性网络集群行为的生成和爆发。换言之,抗争主体的情感动员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情感的社会行动者,抗争主体通过"悲情叙事""身份展示""戏谑表达"等情感动员策略,吸引了广大网民的关注和参与,促成了抗争性网络集群行为的迅速生成,但它在生成过程中却产生了"网络空间中的情感暴力""网络抗争诉求的煽情主义"和"网络民粹主义情感"等情感后果。为有效应对和处置抗争性网络集群行为生成所带来的情感后果,加快建设社会结构正义、努力构建合理的"情感规约"以及培育正向情感类型等是值得尝试的情感治理理路。     

网络暴力的形成机制及治理对策探究

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来看,网络暴力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社会发展到互联网时代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网络暴力之所以出现并呈现愈演愈烈之势,主要是由网络自身的特性、网民的结构及其文化层次、群体极化、网络道德及法律的缺失、转换空间的“正义”诉求等众多因素“合力”的结果。对此,我们可以从网络、网络运营商、网民、现实社会四个层面着手,采取相应的对策来治理和预防网络暴力,从而实现网络和谐和社会和谐。     

国外网络社会研究的新突破——观点评述及对中国的借鉴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社会应用的普及,人们对网络技术逻辑和社会发展逻辑有了更深的理解、更全面的把握,国外关于网络问题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从社会视角多维度地揭示和重新诠释网络空间一些带有本质性和引领性的问题、对信息和网络技术引起的各种新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进行描述和探索成了当今网络社会研究的关注焦点。其中,对互联网本质特性的再认识、对网络空间互动模式和网络行为的新理解、对网络社会中国家安全的重新定义,以及对互联网治理和治理权的探索,可以为中国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启示。     

网络风险事件中的集体行动研究

风险事件中,集体的利益受到危害更容易引发"集体维权""集体抗议"等群体性事件。以互联网为媒介的集体行动表现出与传统集体行动不同的特点,风险事件的爆发是网络集体行动的逻辑起点,网络相对自由的环境和平台为公众提供了发泄不满情绪的空间。群体成员通过构建共同身份、集体造势等情感动员的方式聚集起来,以集体行动为抗争剧目,通过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影响网络舆论的走向以达成其行动的预设目标,并将该影响从网络延伸到现实,最终建构社会成员的集体记忆。     

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及其生态治理

抽象的内在本质和价值只有通过外在结构和机制的表达,才能够得到清晰的呈现。在解读公共领域结构性要素及其运行机制的基础上,肯定了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并从生态学的视角对网络公共领域进行了解析。分析了网络公共领域中个体网民的行为失范、网络种群的极化倾向、网络群落的民意稀释以及网络环境与社会环境的不和谐因素等生态失衡现象,并从公共理性的培育、网络空间的把关、信息鸿沟的弥合、法律制度的供给及网络公共领域的现实回归等方面提出了网络公共领域生态治理的思路。     

数字时代的社会交往模式：线上与线下的对比研究

数字时代的人际交往突破了传统的面对面交往形式,产生了大量基于互联网的线上社交。线上社交与线下社交成为了数字时代社会资本来源的双重动力,同时产生社会效应。基于对代表性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本研究得到以下结论：首先,与线下社交相比,线上社交能让个体获得更丰富的社会资本,在网络规模、网络差异、网络顶端和网络范围等方面均大于线下社交;其次,数字时代的社交模式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例如,高教育水平和高收入群体更倾向于线上社交,从而在积累线上社会资本方面具有优势;最后,以线上为主的社交模式以及线上线下均衡兼顾的社交模式,均有助于提升社会信任,目前尚未发现存在负面的社会排斥效应。这些发现意味着,数字时代的新型社交模式一方面能有效拓展个体的社会网络资源,提高社会信任;另一方面,社会交往模式的群体差异也提示我们应当重视数字时代的数字不平等、数字鸿沟等现实问题。     

中西方情境中的互联网与民主——一项海外文献考察

互联网和民主的关系在海外学术界充满争议。通过梳理该论题最近十余年的研究成果,研究发现,绝大多数文献聚焦于西方民主国家,主要关注互联网能否促进和完善现有民主制度的功能,研究的议题包括数字民主的界定、互联网能否推动民主（化）、网络投票的争论、互联网与公民领域的重建以及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不过,随着中国网民人数的倍增,海外观察家对中国互联网与政治关系的研究也越来越多,除部分研究者关注政府的互联网管制外。更多研究者关心互联网对内政外交政策的影响。不少研究者认为,互联网已经改变了中国政治过程,为中国民主化注入了新的动力。总之,不同的社会政治结构决定了互联网与民主关系在中、西情境中有各自的面向。     

情感潜义表达的分类与情感文化

情感文化代表了不同社会独特的认知范畴和感受特征,为了解特定社会文化体系及人类情感世界提供了最佳窗口。对具体潜义情感的象征表现及意识形态表现进行深入分析,对特定情感潜义词语义内涵予以探究,有利于揭示自然世界、社会世界以及人类心理世界的内在联系。     

情感资本社会学研究论略

经典社会学对情感资本已有涉及但还停留在边缘,对情感资本的正视存在于晚近的资本理论和情感社会学的视域中。情感资本基础理论主要研究情感资本的构成、模式、功能、获得及其测量。情感资本研究对社会现实是介入的,关注情感资本运作中的社会问题、情感资本社会分层、情感资本在企业和家庭中的运用以及网络和消费时代情感资本向情感资本主义的转向等议题研究。理性资本与情感资本的相互渗透与相互转化构成研究的主线。情感资本的社会学研究拓展了以往的资本理论,凸显现实社会问题的另类根源。     

互联网上的社会支持：中西方研究现状与前瞻

文章从社会支持的概念和研究向度入手,回顾了互联网上社会支持在国内外的发展历程,并进一步分析了电脑中介传播与社会支持,以及目前较新的社会支持研究视角。最后,文章认为,未来互联网上社会支持的研究应将社会网络视角与传播研究相结合,趋向理解在线发展起来的社会结构,以及这些结构和关系如何影响网民多样化且复杂的支持寻求与提供行为。     

基于网络舆论新趋势的政府网络信息管理措施探析

互联网为公众提供了表达意愿的平台,公众对特定话题的关注会迅速聚集产生舆论,影响事态的发展.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和网络技术的进步,网络舆论呈现出舆论引发网外线下行动增多、参与主体多元化、网络公关操纵舆论、利益诉求种类增多等新的发展趋势.这种新趋势对政府网络管理信息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要转变网络管理理念,建立多元化网络平台,平衡网络舆论生态和加快立法步伐,引导网络舆论发挥积极作用.     

基于网络舆情情感分析的民族关系监测预警研究

民族关系网络舆情监测预警是民族关系监测预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互联网上收集各类与民族相关的信息,并对其进行情感分析,以此研判民族关系网络舆情的现状和未来走势,有助于监测预警工作的有效实施。文中在民族关系监测预警基本框架基础上强调了网络舆情的重要性及其一般过程,从政府的角度出发提出相应的监测预警引导策略。研究表明:利用情感分析方法分析民族关系网络舆情,了解网络舆情的发展态势,及时为监测预警体系制定相应的引导策略,有效避免民族危机事件的发生。     

关于建立中国网络社会学的问题

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在中国的迅速扩展 ,对传统社会产生了冲击和挑战 ,信息文明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同时 ,网络的发展也对社会产生了某些负面影响 ,如网络色情、网络犯罪等等。各种网络社会现象引起社会的普遍争议 ,建立中国网络社会学开始摆上议事日程。网络社会学 ,其定义可初步为“网络社会学是一门研究在特定的网络社会生存方式下的团体和个人 (网民 )以及家庭、社区、政府、企业等机构、组织的社会生活 (活动 )的发展、变化规律的科学”。研究对象、范畴可基本分为 :网民的特征和心理、网站的类别和作用、网络的生存和现实意义等。网络社会学可以采用调查研究、比较研究、资料研究、技术研究等方法。     

媒介可供性：社交平台赋权粉丝社群的情感表达

社会化媒介的某些特征有着左右人类情感的特殊效应。以媒介可供性为理论路径的粉丝文化研究旨在以一种“技术—文化共生论”视角探讨社交媒体平台以何种途径和方式赋权粉丝社群的情感表达、培养作为准社会互动的粉丝实践的情感效应,以及如何将算法逻辑融入粉丝社群的情感形成机制之中。以微博为例,粉丝被微博平台进行自我赋权、社群赋权的同时,平台深度介入社会化媒介语境下粉丝群体情感氛围与情感结构的构建过程,迎合并放大了粉丝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社交平台通过算法传播背后的数据行为主义与新自由主义逻辑,使粉丝的情感表达成为娱乐工业、平台及背后的互联网资本量化的数据,当数据成为衡量粉丝与明星之间情感纽带的价值尺度,数字资本也随之加快了对社会文化的渗透。     

习近平关于网络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针对互联网发展的诸多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网络社会治理的新观点、新思想、新论断。习近平立足国际国内两个网络社会发展大局,依据网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创造性地提出新时代网络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并强调要从网络治理格局构建、依法治网强网、网络治理文化培育、网络科技队伍培养等途径解决现阶段的网络社会治理问题。这为我国互联网的发展与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指引,也为世界互联网的发展与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中国网络慈善运作模式比较研究

网络社会发展和网络社会中各类行为主体慈善方式的变化,使网络慈善悄然兴起。根据网络慈善发起主体特征等差异,可将中国网络慈善分为三种理想类型：“网友自发型”、“企业倡导型”和“慈善组织主导型”。这三种网络慈善模式的动力机制、筹资机制、善款管理机制、监督机制及信任机制等运行机制具有差异性。针对三种网络慈善运作模式的特性,通过“构建制度信任”、“建立激励机制”和推进“社会结构发展”来构建相应的长效生发模型。     

网络舆情演变的情绪机制及干预策略研究

情绪驱动是引发网络舆情演变的重要因素,了解网络舆情演变的情绪机制,对于引导网络舆论健康发展、预防网络舆情风险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情绪认知理论,提出从网络群体的感知偏好、网络媒体对舆情信息的精准推送、网络群体情感偏好与推送文章的情感匹配等方面分析网络舆情演变的情绪唤醒机制,并从情绪的启动—扩音—极化的过程了解网络舆情演变的情绪发展过程。网络舆情演变过程中情绪具有轻信和易受暗示性、简单推理、夸大想象等特征,呈现低阈限情绪启动、道德审判情绪凸显、角色期望情绪增加等风险。结合上述分析,从情绪启动的预防、情绪扩音的引导和情绪极化的处置三个方面提出网络舆情演变的情绪干预策略。     

网络技术、知识经济在现代社会中的政治效应

网络技术如同当时报纸、广播、电视出现之后对世界的影响一样,已经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工具。网络技术以及特别仰仗这一技术的知识经济也正在不同程度地进入并影响着人们的政治生活。许多国家的学者密切关注着这种技术、经济和政治之间内在的动态联系。中国即将在几年之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用户大国,从政治学的视角对网络技术及知识经济在现代社会产生的政治效应进行研究是具有前瞻性和现实价值的。     

流行文化：作为“情感场”中后现代“情感消费”场域论

人作为情感性动物,在与自然、社会的一次次对话和对抗过程中,人的情感性存在状态也时时地在发生着变化。这主要表现为：情感场域的转移、情感存在状态的演变和情感表达方式的更替。相比农业文明时期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与社会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一种稳定地、缓慢地社会网络结构。在工业时代的现代化进程中,这种关系就转变成为一种易变的、暂时性、流动的状态,流行文化成为后工业社会人们“情感消费”的“情感场”。     

认知交互视域下网络知识的生产与传播

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络知识生产的意义生成并不只存在于文本及表征系统中,也存在于非表征性的具身实践、特定情境、媒介惯习、情感、需求及动机等的交互耦合中。表征与非表征协调作用,构建了网络知识生产的完整意义。非表征文化为网络知识创新提供了新的实践切入点。认知主体与环境、物质化媒介、知识平台等构成彼此关联的共同体。在离身与具身认知交互视域下,网络知识生产传播应从关系性体认入手,以实践中的认知主体为核心,通过知识生产观念转变、知识关系网络重塑和知识服务升级重构网络知识生产传播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