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绩效评估的精准扶贫路径优化研究

精准扶贫是新时代我国贫困治理的基本方略,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我国精准扶贫的脱贫成效、经济绩效、社会绩效三个维度的评估结果显示:全国扶贫成效显著,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扶贫资源边际效应递减,扶贫政策未能覆盖全部农户。贫困群体个体层面的自主脱贫能力不足,政府层面的扶贫政策、主体、方式碎片化,扶贫资源瞄准偏离和绩效考核动态机制不完善是扶贫绩效弱化的重要原因。应构建整体性贫困治理模式,完善扶贫绩效动态监测和考核机制,加大贫困群体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培育等方面的优化路径,进一步提升精准扶贫绩效。     

农村人口空心化下民族地区精准扶贫:项目扶贫VS主体培育

扶贫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攻坚战,而实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如期脱贫则是这场攻坚战中的"硬骨头"。当下,民族地区扶贫既遭遇着"项目扶贫陷阱",也面临着打工经济下农村人口空心化所致的脱贫主体严重弱化与缺失。依据中央精准扶贫的思想,民族地区扶贫应摈弃先前项目扶贫为主的思路,坚持以脱贫主体能力培育为主、以经济开发扶贫为辅,提升民族贫困地区的内源式发展能力。     

攻坚深度贫困与2020年后扶贫战略研究

随着2020年的临近,我国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已经进入攻坚拔寨的关键时期,剩余贫困人口的脱贫难度越来越大,深度贫困地区是当前扶贫攻坚的工作重点。当前我国深度贫困攻坚的难点在于,自然条件恶劣带来的扶贫工作困难、深度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困难、贫困人口的结构变化造成的工作困难、脱贫人口容易返贫的难点、边疆地区肩负安全稳定和脱贫致富双重任务的难点。针对攻坚深度贫困的难点,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创新产业扶贫模式、加强社会参与和环境保护。2020年后扶贫开发的战略方向则要放在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筑牢脱贫基础;注重精神扶贫,加强社会参与;实现生态扶贫与绿色发展相协调,将绿色发展的理念整体注入到精准扶贫过程中,让生态环境优势通过科学的产业开发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和生态旅游等具有生态经济价值的发展成果,进而带来经济的发展。     

农村扶贫攻坚面临的新问题与矛盾

当前我国农村扶贫攻坚面临着新的问题和矛盾：贫困人口贫困程度深，脱贫不易；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了新的问题，使扶贫难度加大；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贫困地区产生诸多矛盾，影响其发展速度；农产品与农用工业品价格剪刀差的存在影响脱贫步伐；贫困地区人口增长过快与贫困程度加剧的恶性循环，制约着脱贫进程；政府推动型的扶贫方法具有局限性；返贫现象突出，加大了扶贫任务；贫困人口观念落后，缺乏脱贫致富的内在动力等。这些问题不解决，扶贫脱贫只能是纸上谈兵。     

精准扶贫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及其整治路径

中国现阶段的脱贫攻坚战已经进入了倒计时阶段,离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仅有一步之遥。精准扶贫政策在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在实际执行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形式主义。精准扶贫中的形式主义主要表现为:精准识别不精确、精准干部识别、精准填表、数字扶贫、帮扶对象按供给分配、不切实际数字脱贫、手段置换目的等方面。其背后的原因既有压力型体制下的地方政治治理模式、农村贫困群体参与精准扶贫的程度较低、精细化治理方式与传统性农村社会匹配度较低、监督考核机制的偏差等制度性原因,又有部分扶贫干部能力不足,放松了自身的党性修养等主观上的原因。要去除精准扶贫中的形式主义,还需要从优化政策,完善监督考核机制,加强扶贫干部的能力建设和党性修养,构建多元参与的扶贫格局、突出贫困群体的参与权利等多方面共同努力,进一步完善精准扶贫的整治路径。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城市反贫困路径探讨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存在于社会关系中的隐性资源,为城市贫困问题提供了崭新的理论分析视角和政策制定思路。本文在分析城市扶贫政策转变的主要特点的基础上,引入社会资本对扶贫政策进行理论解释,强调社会资本对贫困人口脱贫的能动作用,并对创立贫困人口的社会资本提出几点建议。     

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的四大重要关系

精准扶贫的提出是扶贫攻坚进入新阶段的重大战略性调整,是决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环节。调研结果显示,在精准扶贫战略实施过程中,不同区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些偏差和失误:在个体性贫困与整体性贫困交织的地区,扶贫工作过于强调"精准",而忽视了贫困地区的整体性条件改善,个体发展缺乏外部带动和支持;政府全面主导的模式对市场机制形成了排斥和挤出效应,增加了政府财政负担;因忽略了"精准脱贫"的目标,单纯追求脱贫手段的形式化和政绩化,扶贫目标难以实现;过度重视物质投入而轻能力建设,形成部分贫困者的"福利依赖"。因此,精准扶贫必须把握好整体与个体、政府与市场、目标与手段、物质帮扶与能力建设四大重要关系。     

精神贫困对欠发达地区脱贫的影响

精神贫困是贫困人口在精神文化方面的一个重要特征 ,它的存在对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 :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步伐 ;使贫困人口缺乏脱贫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影响贫困地区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进程。贫困的消除既包括物质方面 ,也包括精神方面 ,只有“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才能走出一条成功的扶贫和脱贫之路     

从收入扶持到资产拓展:社会救助扶贫的政策转型

在当前精准扶贫成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基于收入贫困的收入扶持救助政策面临瞄准偏差、社会对立、污名效应、贫困陷阱等实践困境。基于资产贫困的"资产拓展"救助政策在我国既有可行性,又有促进农村贫困人口收入稳定、资产积累以及技能的专门化与专业化等潜在优势。财产性收入对居民收入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财产性收入占农村贫困人口家庭总收入比重偏低,财产性收入对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贡献不显著,尤其是对贫困率较高的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非常有限。为使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稳定增长且具有可持续性,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社会救助扶贫政策应进行转型,以资产拓展为调整方向,拓展资产收益项目,建立参与式资产管理制度,开展监测评估,让农村贫困人口成为有资产者。     

数智赋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与进路

智能时代，融合“数字化”与“智能化”双重特征的数智技术进步，催生了政府在农村相对贫困治理领域的新发展。本文从数字政府建设的分析视角出发，阐述了其赋能治理的三重内在逻辑，即区块链技术、平台建设及数字管理在促进治理透明化、高效化、精准化中所彰显的技术逻辑；有效整合各项社会制度及增强组织韧性所蕴含的制度逻辑；以人为本、人民至上治理理念所凸显的价值逻辑。此外，审视当前的治理现状，仍存在技术、组织、主体上的困境，制约着农村相对贫困治理进程。为此，通过持续发展数智技术，不断完善组织体系，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提高农民接受度，培育数字精英人才五个维度来促进数智赋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进一步发展。     

青海三江源地区牧民家庭贫困问题研究——以达日县典型牧户为个案

青海属于西部高海拔欠发达地区,三江源又是我国重要生态保护区,居住在该区域的藏族牧民大多生活困难,贫困人口较多。本文以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典型牧户为个案,通过对三江源地区家庭贫困问题的根源、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为进一步加强该区域扶贫脱贫和提高脱贫成效提供咨询,以求达到精准脱贫、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     

大庆市精准扶贫信贷模式创新研究

2016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扶贫办等七部委联合出台了《关于金融助推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简称《实施意见》），从总体上对金融助推脱贫攻坚作出了全面部署。黑龙江省作为大兴安岭南麓连片特困地区之一，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脱贫攻坚任务较重。以大庆市为例，总结金融精准扶贫中信贷模式创新的基本情况、主要做法和典型模式，并就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为破解贫困人口融资难题，帮助贫困户尽快脱贫致富。     

农业龙头企业扶贫的理论阐释与案例剖析

农村贫困人口的贫困本质上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多重贫困,综合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的“三维资本”才是促进农村贫困人口增收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双提升、拔除穷根的根本路径。基于山东省阳信县农业龙头企业扶贫的个案研究,本文首先从“三维资本”的视角将农业龙头企业扶贫模式纳入了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随后利用相关经济理论和贫困理论深入剖析了阳信县科学设计农业龙头企业扶贫制度的基本思路,最后阐释了农业龙头企业扶贫模式中的现实困境及破解路径。     

政策下乡与发展中的乡土躁动——对江西农村精准扶贫的田野观察

过去40年来，中国在农村减贫和经济社会发展中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帮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然而，基于疆域的广大、地理条件的复杂多样性和发展实践中的制度制约与政策实施困境，农村脱贫攻坚和帮助农民发展致富依然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任务。自2015年底以来，精准扶贫成为各级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十三五”规划发展目标的核心任务。最近的研究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实践中存在瞄准困难、基层实践效率低下和干群关系不稳定等难题。同时，时间的紧迫又在进一步加快政策实施的力度和强度，这些必将对未来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基于作者近年对江西农村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田野调查，主要讨论两个核心问题：第一，精准扶贫的政策实施对农民和地方政府（包括基层干部）产生了哪些影响？第二，在中国这种以自上而下为主的集中化政策实施体制下，精准扶贫政策在制度设计和政策实施方面存在哪些限制？这些限制对改善政策实践有何意义？ 基于调研经验资料的分析，论文对我国农村社会政策实施的“过密化”问题进行了讨论。     

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股份合作扶贫开发机制研究——以贵州省六盘水市为例

位于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贵州省六盘水市,积极探索股份合作扶贫开发机制,创新开辟了以股份合作为核心的农村"三变"改革,并将"三变"改革与农村精准扶贫紧密结合,总结提炼出一系列先进的经验与做法。同时,在"三变"改革与精准扶贫协同发展中,面临精准扶贫成本高、难度大,贫困群体主动意识不足,经营主体与贫困群体利益矛盾,贫困群体缺乏必要的风险保护机制,对承接"三变"改革的经营主体缺乏监督管理等方面的困境与挑战。为深化"三变"改革与精准扶贫协同发展,提出建立"三变"改革与精准扶贫的联合工作机制、贫困群体股份联结的受益机制、贫困群体权益保障机制、完善财政扶贫资金分配机制、完善金融扶贫机制的对策建议。     

农村贫困人口反弹与可持续性发展机制的缺失

农村贫困人口返贫率不断提升,减贫速率递减,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共存,呈现出区域性、边缘化的特征,直接延缓了减贫的历史进程。究其原因,可持续发展机制缺失是返贫凸现的关键,因此,要转变扶贫观念,以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建立健全具有自动调适功能的扶贫制度体系,建立政府、社会、贫困人口全程参与的联动机制,选准经济增长点,实施农业产业化发展战略,发展社会事业,加强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建设,以解决贫困人口的稳定脱贫问题。     

农村残疾人就业能力构建与就业援助困境应对

在当今农村精准扶贫推进中,占残疾人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残疾人扶贫脱贫对我国残疾人总体脱贫意义重大,而残疾人就业是其摆脱贫困现状最有保障的出路。目前,农村残疾人就业形势恶劣、就业能力低下,农村残疾人就业援助需求十分迫切。本文通过对残疾人就业政策的梳理,从农村残疾人就业能力建构入手,分析目前就业援助工作的困境,并结合国内外有益经验,探索和提出应对农村残疾人就业援助困境建议。     

基于绿色发展理念的精准扶贫策略研究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面消除贫困.精准扶贫实践中存在绿色发展原则没有得到落实、精准扶贫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没有厘清、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规划缺乏生态要素、精准扶贫项目实施的负面生态影响等问题.在绿色发展理念引导下,推动精准扶贫的策略,主要体现在: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导向,做好精准扶贫顶层设计;正确认识贫困区优势,保障生态资源物尽其用;注重精准扶贫项目实施中的生态保护;依托生态优势发展生态产业,积极培育地理标志产品.     

青海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实现路径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能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效激发贫困乡村发展活力和贫困群众脱贫动力,对改善农村宜居环境、优化农村产业结构、直接增加群众收入、提升乡风文明程度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分析青海省乡村旅游扶贫的实践基础上,提出乡村旅游推动精准扶贫的路径,以期为乡村旅游推动精准扶贫目标的实现提供可借鉴的启示。     

精准互嵌型政企扶贫合作模式之构建

在精准脱贫中,政府与企业的有效扶贫合作十分重要。政府与企业在合作促进精准脱贫的过程中,因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当前的政企扶贫合作模式存在表层化及目标与行动的偏离性问题,亟须加以矫正和转变,探索和实践精准互嵌型的政企合作新模式十分必要。精准互嵌型政企合作新模式的特质在于,以贫困农民脱贫需求为中心,以贫困农民实质参与为要件,实现政府与企业实质性、精准性的互动联结,进而走向目标精准、策略共决、利益共享及资源充分整合的深度合作状态。然而,精准互嵌型政企扶贫合作模式的发展在实践中受到利益诉求、政策制度、合作程序及合作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为此,应通过利益目标调适、制度完善、程序优化及环境系统建设等措施应对现实困境,以实现这一新型扶贫合作模式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