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家庭秩序的伦理逻辑与现代变迁

乡村家庭秩序是与“家”有关的元素之间相对稳定的结合关系和较为持久的互动模式。在传统农耕社会，乡村家庭组织和秩序模式持续稳定，形成了以“五伦”为核心的伦理结构，而以血缘为本位，以家国为伦理主体，宣扬差别与和谐共存的伦理逻辑是乡村家庭制度展开的依据。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国家治政、市场运作与村民选择的多极力量影响下，乡村家庭伦理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混合模式。随着传统家户制度的改变，当前乡村家庭结构呈现血缘依赖与工具理性并存的趋向，而衔接家国关系的“家共同体”不断分解，个体化行动在建立家国连续统中的作用突显。伴随着新型秩序的生产，乡村家庭仍面临不确定的未来。     

双重嵌入：“国家—社会”视角下内生性社会秩序的生成机制——基于浙江D镇“信用+社会治理”创新的研究

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基层社会面临着社会秩序现代化转型的挑战。如何建立一个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需要重新构建适应治理现代化需求的社会内生性秩序。近年来，基层的创新实践为建设内生性秩序提供了案例样本。通过对D镇“信用+社会治理”的创新案例分析，发现基层社会依托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实践层面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双重嵌入，从而将传统社区的自发秩序和国家建构的制度秩序要求整合到基层社会生活实践中，推动了现代化转型中基层社会内生性秩序的生成和发展。这既拓展了微观层面的社会秩序解释框架，也为实现“强国家、强社会”的秩序格局提供了可能的思路。     

从观念史角度考察中国古代政治——对梁治平《为政：古代中国的致治理念》的思考

梁治平先生的《为政：古代中国的致治理念》一书考察了“天下”“为公”“民本”“家国”“礼法”五个关于中国古代致治的观念，是近年来从观念史角度探讨中国古代政治的代表性著作。“为政”兼具伦理与政治的特点致使以上五个观念之间彼此相涉。观念演变轨辙的背后是人的生存处境的变化。五者之中，“天下”具有统摄地位，其观念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天下主义”“天下秩序”的狭隘化样貌。“天下”的规范性使为政者把“以民为本”“天下为公”作为施政方略，但由此导致的公私不分、家国一体、礼法纠缠构成了古人的生存处境。今人面临的许多纠葛与古代观念的延续不无关系。接受了新观念的人未必抛弃了旧观念。就此而言，从观念史角度考察中国古代政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那些“旧社会”的“新人”和“新社会”的“旧人”。     

中国独生子女生命历程:家国视野下的一种制度化选择

1980年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以来,中国独生子女总量已经居世界首位,从家国关系的视角对这一群体的发展现状进行评估非常有必要.基于全国5000份问卷调查样本,对独生子女生命历程模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的量化分析发现:家国同构模式并未对独生子女家庭现阶段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但另一方面,“优势递减效应”的存在及公共生命历程一致性也为其未来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挑战.国家一社会互动过程中,作为中间组织的家庭能力建设具有不可替代性.因此,生育政策调整背景下,重新思考国家-社会关系中家庭的位置非常有必要.     

论《金瓶梅》中的夫妻关系

《金瓶梅》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以家庭为描写中心的长篇小说 ,它描写了主人公西门庆的家庭从拼凑形成到败落散亡的全过程。《金瓶梅》之所以以家庭为描写中心 ,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里 ,家和国之间的联系是最紧密的 ,也是最重要的。“家国同构 ,忠孝一体” ,家是国的缩影 ,国是家的扩大 ,国这个范围里的君臣等人伦关系、秩序原则来源于家 ,又通过家得到普及和巩固。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国家的基础 ,它的变化将会带来整个社会的变化。《金瓶梅》通过“家”这个窗口来观照“国” ,观照整个社会 ,对家庭中的夫妻关系有大量的描写。明末资本主…     

论宋代家训家范与民间社会控制

宋代的家训家范突破家庭家族之范围,在民间充当“家法”角色,与国家的“王法”互为表里,有效地加强了封建国家对民间社会的控制。     

中华家国文化的新时代阐发与实践

家国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道德教化、秩序维护、风气塑造、社会治理、文明传承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辩证继承和发展了中华家国文化蕴含的立德修身、睦亲齐家、爱国如家、家国一体、协和万邦、兼济天下之道,要求推动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激活家风家训的社会治理功能,筑牢家国一体的共同体意识,升华“天下一家”的大同情怀。这是对中华家国文化精髓的创造性阐释和运用,对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画好同心圆凝聚民族复兴力量、推动全球发展正义具有深刻的价值意蕴。     

秦汉法律规范下的家庭秩序

由简牍材料来看，秦汉法律承认家庭的独立地位，维护家庭内部的孝亲伦理观念与尊卑等级秩序，其目的在于以家庭秩序的稳固来维持国家社会秩序的安定。秦汉法律维护家庭的内部秩序，其原因在于法律既需吸收与接纳自先秦以来即在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家族孝亲伦理和礼制观念，也要适应秦汉时期个体小家庭脱离宗族成为社会主体单位的历史变化和社会需求。但当秦汉家庭秩序与国家秩序、家庭伦理观念与国家法律义务出现冲突且不可两全时，家庭秩序让位于国家秩序，家庭伦理义务服从国家法律义务。     

中国传统法哲学的历史发展、特点及价值剖析

中国传统法哲学寓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法律思想之中，且与伦理哲学、政治哲学交相渗透，紧密结合，既历史悠久，又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其发展变化，基本上可分为四个时期。１、夏、商、西周时期的神权法和半神权法哲学。这一时期的法哲学作为中国法哲学发展的初始阶段，与当时流行的天命、神权思想相融汇，主张君权神授，对违抗王命、蔑视君权者应当由奴隶主国家的统治者来代“天”行罚，并倡行“亲亲”、“尊尊”的宗法思想。继后周公提出并实行“明德慎罚”、德刑并用、“以德配天”的思想，修正了殷商的神权法思想，由独重神权走向兼重…     

法国“新哲学”述评

继本世纪六十年代出现的结构主义思潮之后,在法国又出现了一个反映资产阶级精神的哲学,这便是“新哲学”。它的出现虽然是昙花一现,但十分引人注目。在1977年以前的一段时间里,它几乎成了法国宣传和学术争论的中心,“新哲学家”的文章,谈话充斥着法国的报刊、电台和电视节目,并且很快波及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那么,所谓“新哲学”是怎么回事呢? 一、“新哲学”的概况和它产生的社会原因 “新哲学”原是法国的一股既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又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非理性主义思潮,但直到1976年才被冠以“新哲学”名称。首先使用“新哲学”一词的是“新哲学家”之     

传统礼法制度对古代中华民族的精神秩序整合

传统礼法制度是长期统治古代中因的社会基本制度。探讨传统礼法制度整合古代中华民族精神秩序的途径及其影响,有助于深入理解古代中华民族的精神秩序及传统礼法制度在民族精神培育中的价值与作用。     

六朝名士的情礼之争

魏晋名士在处理情礼关系时，要求“称情而直往”，但在现实生活中又逐渐发现其弊病。于是，玄学名士们接受了“缘情制礼”的理论，并为之找到了理论根据，这既肯定了感性之情的社会存在价值，又能不废礼法，使现行道德秩序得以维持和继续，从而消弭了情礼冲突。六朝名士礼玄双修的命题在很大程度上便是情礼合一，其实现的途径又是以方内方外之别和君父先后论两个理论问题的解决为前提和基础的。     

“家国同构论”的重新审视——以周代国家秩序构建为中心

对20世纪有关“家国同构论”各种理论的批判性反思，是重新理解中国传统政治中家国关系的关键，也是重建以“家”为方法的现代中国国家理论的根本。本文试图从历史政治学的视角，以家国关系为根本问题，以中国周代国家理论构建为核心，探讨其中所蕴含的亲亲与尊尊的张力，思考家国文化如何通过调和亲亲与尊尊维系中华政治文明的传承，并在此基础上思考现代中国国家理论构建如何返古开新。作为宗法意义上的“家”体现了以亲亲为本、以尊尊损益亲亲的“齐家”文化。从“宗统”到“君统”体现了以尊尊为本、以家拟国的治国文化。“天子建国，诸侯立家”体现了封建制中家与国、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复合治理结构。     

古代中国与西方"家与国"关系结构的差异及对法律秩序内涵的影响

古代中国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促使家国同构,国家形成的路径是:家庭—国家;古代西方国家(指古希腊和罗马)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家与国最终实现了分离,国家形成的路径是:家庭—私有制—国家。古代中国,国家规范采纳的是私权力特征的伦理秩序,法律秩序只是伦理秩序的变体;古代西方,国家规范采纳的是公权力特征的法律秩序。由于中国古代的法律秩序是伦理秩序的变体,所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农本文明向工商业文明的转型,需要对中国古代法律秩序进行全面重塑。     

兼综儒道贯通天人--论王安石"天生人成"的哲学思想

天道和人道、无为和有为是儒、道两家哲学中的基本矛盾。王安石在吸取儒道两家传统思想的基础上 ,提出了融合两家、贯通天人的“天生人成”论。既肯定了道家天道无为观 ,又继承了儒家人道有为论 ,并将两者整合为事物生成过程中相反相成、不可或缺的两面 ,达到了天道和人道、无为和有为的辨证统一 ,把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演进逻辑与路径选择

乡村治理现代化既是现实问题,也是赓续创新的纵向历史进程。从纵向与横向的二维结合中,可以清晰地管窥中国乡村治理的演变轨迹及逻辑进路。传统乡土社会“礼主法辅”的无讼自治,近代以来演变为“崇法抑礼”。新法与旧礼之间的张力与冲突,加剧了转型乡村“事实秩序”的生成。新时代的“三治结合”超越了长期以来礼法对立的思维局限,在传统文化基因与现代治理理念耦合创新的基础上,将乡村治理推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阶段,为新时代乡村善治提供了现代与传统交融、国家与社会共生的路径选择。     

论汉律中的礼法融合

礼法融合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一大特征，而汉代又是礼法融合确立方向的时期。汉代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春秋》大一统”思想，儒家思想定于一尊，开始了礼法结合。二百余年后，东汉章帝时的“白虎观会议”又进行一次总结，并由班固整理出一部儒学思想法典化的著作《白虎通义》，把董仲舒的理论进一步制度化，从而使礼法进一步结合。礼法融合也就成为汉朝法律制度中最为突出的特点。一、汉代礼法融合的历史背景汉朝建立以后，在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问题上，曾经有一个反复、选择的过程。汉初七十年实行的是“无为而治”，到汉武帝时代，经济上有…     

习礼成俗:明清东南海洋区域社会控制的一种路径

在中国传统秩序体系中 ,“官民相得”的运行机制曾有效地发挥了稳定社会、推进社会进步的作用。在明清东南海洋区域 ,官方有意识地不断推进礼仪的下传 ,民间则积极地呼应官方的教化要求 ,谋求由习礼而应举 ,由应举而入官 ,习礼成为全社会的普遍行为 ,人们在家庭内习礼 ,在家族、乡族、乡约、会社、会馆中习礼 ,在听说书、观戏曲乃至各项职业行为中习礼 ,在各种宗教活动中习礼 ,由此形成了传统礼仪的习俗化倾向。习礼成俗成为明清东南海洋区域社会控制的一种基本途径 ,其中既包含了国家权威向基层的渗透 ,又映现出基层社会对国家的依附和投靠。     

家文化视角下的公共参与

家文化中既存在阻碍公共参与的因素(只有家族主义而无公共精神,只有家族生活而无社团生活,只有集体主义而无个人主义),也不乏促进公共参与的积极因子(泛家族主义的公共精神、社团化的家族自治。包容性个体主义),且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与公共领域结合在一起有其必然性。因此,应全面考量家文化对公共参与的影响,规避改良其消极因素,挖掘提升其积极因素,推动公共参与的健康发展。     

亲亲和任法——儒法两家的组织建设

社会、国家怎样组织起来才是有效的、安全的？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在社会变革时期显得更为突出。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正值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时期，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对这个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儒法两家是其中的代表。今天探讨儒法两家组织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研究，笔者认为儒家的组织建设强调私人关系的建立，适于“私人领域”，是社会建设。法家强调国家权力的普遍建立，适用“公共领域”，是国家建设。所谓国家即政权组织，主要指政府及权力的范围即“公共领域”。社会即非政权的私人性质的自治系统，系统内以共同的文化要素（如血缘、地缘、业缘）为基础。本文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探讨儒法两家的组织建设的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