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伦理革命与公民精神

五四启蒙的中心主题是公民精神的建构。新文化运动倡言之个体本位、独立人格、权利观念、功利取向、法律意识、契约精神、科学理性，以公民精神而一以贯之。五四伦理革命，旨在以契约性的公民伦理更替身份性的家族伦理，消除传统礼教之伦理异化而实现人的个性解放。新文化运动之扬布公民精神和叛离儒家传统，表征着现代中国之人格的觉醒     

"五四"启蒙主义话语的形态与思维特质

“五四”新文化人在思想启蒙的实践中,以“医生”、“导师”的身份和姿态,确立了作为启蒙主体的话语权威形象;借助于决断性甚而不乏独断性因素的表述形式,他们对启蒙的意义进行了理性的阐释和激情的发挥,“五四”启蒙主义话语的思维特质也由此形成。本文着重讨论了“五四”启蒙主体在权力意向和便于为启蒙客体所理解的意图下为追求“明晰”的言说效果所作出的努力,同时也揭示了具有明显二分法思维特性的二元对立话语模式所处的历史语境以及它与启蒙主义传统的内在关联,从而对“五四”启蒙话语的理性价值作出客观的评价。     

启蒙现代性与五四文学的历史规定性

本文认同于五四文学思潮本质上不是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而是启蒙主义的观点,并从五四文学革命、五四文学创作和五四文学理论三个方面考察五四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证。本文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适应启蒙运动的需要、作为思想启蒙的重要手段而发生和发展的,显示五四新文学实绩的鲁迅白话小说,就是启蒙主义的“遵命文学”,而五四新文化人建构的文学理论,也是以文学工具论为核心的启蒙文学理论。现代性包含两种不同的内容,一为启蒙现代性,一为审美现代性;前者表现为启蒙精神及其展开,后者表现为艺术自主性和自律性的确立。五四文学所追求的是启蒙现代性,而不是审美现代性。五四文学的这一历史规定性,决定了五四文学思潮的启蒙主义性质。     

社会启蒙还是文化启蒙?——从启蒙的自主性看中国的现代化与启蒙

启蒙的自主性这一概念表明,启蒙只有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基础具备的条件下,才是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前提。中国的“五四”和新文化运动并不是真正的社会启蒙,而只是文化启蒙。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进行的工作是社会基础与社会启蒙的双向建构。中国真正的、全方位的社会启蒙只是在今天才有可能。     

“不一样”的爱情:在革命的星空下——王小波小说的“革命+恋爱”模式

"革命+恋爱"小说模式,是表现中国革命小说的重要主题。它的几次转型,都表现了中国文学场域中意识形态策略的变迁,而王小波的"革命+恋爱"小说,则以其自由主义立场、世俗理性观念与集体道德之批判,以"复古"的方式,在复杂的文化语境中,彰显出"人性再启蒙"意味,具有重大的文化"创新"意义。     

“启蒙”、“革命”与民族主义

"启蒙"与"革命",作为现代中国历史演进中两种相互关联而对立的概念,是在1980年代新启蒙话语中得到强化的."启蒙",就是"去掉蒙昧,教人明白"[1],其价值论是欧洲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的人文指标,如理性、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等;其目的论,援引五四的概念,就是"立人".而"革命",举凡20世纪中国的若干革命,无论民主革命、20年代国民革命、40年代新民主主义革命,或是50至70年代社会主义革命,其手段主要是暴力,而其目的,无一不是建立主权独立、强大而堪与世界列强抗衡的民族国家.     

五四文学革命与中国的近代化

五四文学革命与中国的近代化吴乃华五四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实绩之一。它促进了思想启蒙运动的兴起和中国人民的觉醒，使中国的近代化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一）近代化反思与思想启蒙任务的提出辛亥革命失败后，李大钊、陈独秀...     

文学启蒙与性别困境——对十七年文学女性形象的背景分析

肇始于新中国成立的十七年文学对女性文学研究者来说是一个相对独异的时期，它一方面担负着某种“无性化”的指责，另一方面则以众多的革命女性形象塑造继承了“五四”启蒙主义传统，使一种“新社会意识”真正走向广大农村。基于以上考虑，本文试图在“革命”文化的背景上来考察“五四”启蒙主义与十七年文学中女性启蒙的关系，因为当革命话语抑制了知识分子的启蒙信念时，反而使性别问题更见突出。一女性成为革命作家的叙述中心并不是从十七年文学开始的，它在４０年代的战争文学里已经有了明确的表露。钱理群在《“流亡者文学”的心理指归…     

后现代视野中的现当代西方哲学

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为西方哲学带来了一场思维方式上的革命。从后现代的视角观察,现代西方哲学以张扬理性为特征,而当代哲学则更为关注现实问题。后现代主义的重要现实意义是重新定义和解释了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启蒙概念,并以反对理性在人类生活中的霸权地位而成为一种新的启蒙。     

文化神秘主义的审美参与——论中国文化神秘主义传统在新时期战争小说中的现代回归

文化神秘主义是一种以相似律、接触律和感应律为情感逻辑基点的思维方式,它对中国文学产生了至深的影响。出于建构新文化的现代性焦虑,自晚清以来的现代中国文学分别以现代启蒙理性、阶级革命理性为批判武器,对文化神秘主义开始了以现世救赎建立意识形态合法性为价值目标的功利性改造。新时期战争小说中文化神秘主义的审美参与表明,随着新时期思想语境的开放与宽松,文化神秘主义在文学领域逐渐取得了自足的文化意义和独立的审美地位,踏上了现代回归之旅。而这种回归,昭示出随历史处境变化的创作主体文化心态的不同。     

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与黎澍

黎澍基本上是一个处在“体制”与民间夹缝中的思想家。他与“体制”的那种“入不深出不远离不开”的关系,使得他的思想在上世纪９０年代遭到所谓“左”与“右”两种思潮的拒绝。黎澍遭到“左”的拒绝,是因为他对以“革命”本身为目的的“革命意识形态”的反省与审查。而黎澍在９０年代的被拒绝,主要是因为他的“激进主义”和“反传统”的“新启蒙”立场。几乎无条件无限制地欢迎“现代”而鄙弃“传统”,是黎澍等“新启蒙主义”者的基本倾向。今天看来,“新启蒙”思潮的确“为整个国家的改革实践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基础”,但思想理论上的“新启蒙”时代毕竟又已经过去,而且,“新启蒙主义”的思想理论也暴露出种种局限。关键词：传统;新启蒙;革命意识形态;文化保守主义     

革命话语中的五四想象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五四的想象大体是在两个话语体系中进行的。一是作为启蒙话语的五四想象,二是革命话语中的五四想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在现代中国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倡导革命文学的上海时期,一是确立工农兵文艺的延安时期,它们对五四的想象虽同在革命话语中进行,但表现出各自不同的内容。这为革命的左翼现代作家在新中国后的艺术选择埋下了矛盾的种子。     

中国古典理性传统与现代文学思潮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性质是古典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传统制约着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使其具有了"文以载道"的理性精神.文学现代性是对现代性(以启蒙理性为核心)的反思、批判,而新老理性主义阻碍了文学现代性的确立.在"五四"启蒙运动中,古典理性受到冲击,同时也被改造,形成了启蒙理性精神;文学为启蒙理性服务,产生了理性主义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五四"以后的革命文学思潮,把古典理性改造为政治理性,文学为政治理性服务,产生了理性主义的革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新时期启蒙运动批判了古典理性及其现代变体政治理性,但复活了启蒙理性精神,形成了理性主义的新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由于中国文化理性主义传统的的影响,中国文学带有强固的理性主义倾向,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障碍,特别是造成了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发展的迟缓.     

视觉修辞与《点石斋画报》器物叙事的“现代性”表征

作为《点石斋画报》“低调启蒙”的表现形式，器物叙事既是画报对“西学东渐”社会语境的视觉回应，更是其承载“现代性”启蒙的可能性路径。画报以“图-文”互文的表意格局强化了器物叙事的“事件性”出场，以民族图像符号的跨场域移植与虚拟场景的审美建构推动了西方叙事语境的中国在场，以中西绘画话语的时空并置来营造文化场域的对话机制。尽管这一修辞性的视觉建构更多出于彼时办刊的条件所限，但因地制宜的视觉改良却成就了画报表征“现代性”的独特形式，也使得考察画报视觉形式与潜在启蒙意指的关系更为可能，它不仅深化了我们对《点石斋画报》政治属性的理性认知，对当代视觉文化的意识形态建构同样不无启发。     

论"五四"文学个性化理想形成的内在规律

"五四"作家对理想的选择具有明显的个性化特征.启蒙理性的怀疑、批判、否定的精神,是建构"五四"文学理想个性化选择内在机制的灵魂.在理想与现实出现悖谬时,由于受到启蒙理性精神的牵制和规约,"五四"时代个性化理想的虚幻性与文本中的现实性往往构成相互依存又相互解构的矛盾体,直面现实的理性精神和超越现实的理想主义啮齿相合,是形成"五四"文学绚丽多姿文学景观的内在动力.     

现代性视野中的中国文学思潮

文学思潮是对现代性的回应。新古典主义是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肯定性回应,启蒙主义是对现代性的肯定性回应,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的否定性回应。中国“五四”文学思潮和新时期文学思潮属于启蒙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包括“两结合”)本质上是新古典主义,而在“五四”以后和新时期也产生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文学现象。     

美学与启蒙——吕澂早期思想研究

吕澂先生是我国杰出的现代佛学家,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主要致力于美学写作。从《美术革命》(1919)到《美学浅说》(1923),吕澂发表了一系列著述,这些著述与"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不但具有历史的共时性,而且具有思想的一致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吕澂的美学思维是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意识形态。     

思维的建构和反映论的革命

20世纪认识论的巨大变革,无疑是人的思维的建构性的揭示。“图式”、“范例”、“格式塔”、“概念结构”、“模式”等等概念一下子涌进了认识论领域,它给了直观的反映论以致命的打击。但是,若认为思维的建构性毁灭了反映论,这又是一种错误。思维的建构性只是引起了反映论的革命,揭示出认识是反映与建构的统一,一方面认识确实是对外部信息的加工,没有外部的信息,认识无所形成;另一方面,认识何以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就必须到人的思维的建构性中去寻找,它揭示出认识的社会性、历史性和结构性。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由于电脑和知识工程的产生,我们应该从建构与反映这两个角度重新来确立认识的本质。     

“五四”启蒙与文化现代化

“五四”启蒙是一次独特的思想文化革命 ,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它给世界和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全新认识 ,并开始了对国民性进行总体性和自救性的理性批判 ,从而为重铸中华新民族魂提供了一条基本思路。本文从现代化的视角 ,对“五四”启蒙独特的思想背景、现代化的张力、历史价值作一客观评述 ,以实事求是地揭示这场运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具有的独特的历史地位。     

“五四”启蒙传统的回归与重构——“新时期”初期小说的启蒙认同困境及其叙事表征（之三）

“新时期”初期小说的启蒙叙事，既回归了“五四”新文学的“人学”话语和国民性改造主题，又延续了传统革命叙事中的“阶级”“人民”话语并在“新时期’’路线话语中得以历史化展开。较之“五四…‘新时期”初期的启蒙叙事显示出一种特定历史意识和文化逻辑统摄下的选择倾向和问题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