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和讽谕诗

对中唐诗人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和讽谕诗的评价，历代毁誉参半。前些年，由于强调文学的社会效应，白居易的诗论和讽谕诗被誉为最完整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和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不朽之作，他把诗歌直接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主张最受推崇，而很少从诗歌自身的特点、规律去加以探讨。今天，人们已不满足于仅仅是外在的解说文艺与生活的关系，而要求更深层次、更多角度探讨文艺的特征，因此对白居易诗论和讽谕诗的评价有“重新加以认识”的必要。在谈到白居易的诗论时，首先有一个理论问题需要澄清：那种相沿多年的看法，即认为白居易在《与元九书》里提…     

白居易讽谕诗的产生与风格

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是我国唐代杰出的诗人之一.在他那众多的诗篇中,最富有现实性、人民性的作品,当推讽谕诗了,即《秦中吟》五言古体十首和因事立题的《新乐府》五十首.白居易将自己的诗作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就是讽谕诗.可见,诗人自己也是十分重视这部分作品的.     

人道主义的激情与沉思——白居易讽谕诗与《策林》的对读

人道主义的激情与沉思———白居易讽谕诗与《策林》的对读郑敏以新乐府为代表的白居易讽谕诗，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占有光辉的地位。尽管８０年代中期，学术界对此曾有过尖锐的论争，但其崇高地位却并未因此而动摇。对于白居易来说，最令笔者感到强烈震撼的，是他鲜明的人...     

前后蜀讽谕诗初探

五代十国时期, 前后蜀诗歌创作相对繁荣, 特别是出现了大量的讽谕诗, 其内容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前后蜀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这些讽谕诗在艺术手法上也别具一格, 其特点为: 针对性强, 主题集中; 短小精悍, 通俗易懂; 讽刺犀利, 幽默风趣。     

袁枚的讽谕诗

<正> 清代乾隆诗坛泰斗袁枚倡导性灵说诗论。性灵说诗论缺陷之一是不提诗反映社会人生,只倡言诗写个人之“性情遭遇”(《答沈大宗伯论诗书》),《小仓山房诗集》有大量这类性灵诗。但是在创作实践上,袁枚却有相当数量的借古喻今或揭露社会弊端的诗篇,其大部分可以纳入讽谕诗范畴。这就以实践补救了他理论上的偏颇。首先应该重视袁枚的咏史诗。他认为:“咏史有三体:一借古人往事,抒自己之怀抱,左太史《咏史》是也;一为隐括其事,而以咏叹出色……;一取对仗之巧……。”(《随园诗话》卷14)袁枚当然推崇第一体,借咏史而对社会人生发表看法,间接反映当代社会现     

《诗经》中的讽谕诗

讽刺政治败坏的诗西周后期,统治阶级中的一些贵族诗人,或则由于痛感天灾流行、政治败坏、外患严重、国势陵夷,或则由于本身遭受了压抑、侮辱与损害,便写出了一些直刺时政、暴露现实、反映丧乱,或是畏谗忧讥、感时伤世、抒发怨悱的讽谕诗。这就是经学家所谓“变大雅”和“变小雅”的作品(“风雅正变”之说,见郑玄《诗谱序》)。这些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矛盾,有的是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有的是属于领主与农奴之间的矛盾,有的是属于种族之间的矛盾。     

白居易诗歌的几个问题

白居易为了强调诗歌有裨于政治教化的主张 ,在其《白氏长庆集》的诗歌分类中突出了讽谕诗的地位 ,致使其诗歌分类出现了标准不统一的现象 ;同样 ,《与元九书》虽是白居易的重要论文 ,但该文为了强调讽谕诗而往往发为偏激之论 ,并不代表白居易全部诗歌主张 ;白居易诗歌在当时流传最广的不是讽谕诗 ,而是文辞流美、音律和谐的律诗 ,其骈体文章亦因与其诗风相近而广为流传 ;对元、白诗的成就 ,《旧唐书》与《新唐书》有不同的评价 ,这反映了由于审美标准的变化 ,不同时代对某些作家作品的评价会发生明显的差异。     

论三十年代中国讽谕文学

本世纪３０年代中国讽谕文学，大体包括社会──政治讽谕文学、道德──人生讽谕文学、风俗──文化讽谕文学三型。它们或者针砭社会的黑暗和政治的腐恶，或者解剖市井细民和市民知识分子的灰色人生与变形灵魂，或者探寻国民性的优劣和风俗文化的得失，不仅在主题与题材领域丰富了３０年代中国文学，而且在文体风格上为３０年代中国文学的多样化发展拓宽了道路。     

略谈白居易的《卖炭翁》

白居易是唐代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著名的杰出诗人。他既有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又有丰富的创作实践,是新乐府运动最得力的倡导者,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白居易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存诗二千八百余首。他把自己的创作分成四类: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综观全诗,精华首推讽谕诗(当然,其它三类也不乏佳篇)。而在一百七十多首讽谕诗中,最有代表性的则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它们大都成篇于三年左拾遗任间。《卖炭翁》是《新乐府》五十首中的一篇代表作。     

论刘知几的“实录”诗学观——兼论白居易讽谕诗创作理论与其契合处

刘知几的"实录"诗学观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诗歌内容要求的最高标准即"不虚美、不隐恶"。二是诗歌运用拟人、用典、比兴等手法时要符合事实,文字简要而不可浮夸。三是诗歌追求实录的目的是"惩恶劝善、观风察俗"。刘知几的"实录"诗学观具体表现在对鲍照及乐府诗的推崇、对庾信及徐庾体的评判等方面。而白居易的讽谕诗创作理论与刘知几的"实录"诗学观有契合之处。     

浅谈白居易的山水诗

提及中唐文学,人们很容易想到“诗到元和体变新”,想到元稹、白居易倡导的诗歌革新运动。白居易初以“兼济天下”的极大热情关注着社会,他诗歌主张的核心,就是要求诗歌为政治服务,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认为文学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具有深刻的社会认识价值。同时,他在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将内容放在主要地位,要求语言形式为内容服务,他反对盲目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按照这样的文学主张,他创作了不少讽谕诗,并且很看重这类诗歌。应该说,这     

论宋初颂美讽谕赋的新变

宋朝建国之初,并没有立刻出现值得文人们歌颂的盛世气象,因而,太祖时颂美讽谕政治的赋很少。太宗通过种种措施加强重文的风气,努力营造一种太平气象,颂美讽谕赋的创作逐渐走向繁荣。"澶渊之盟"后,真宗东封西祀,以掩盖惭德,粉饰太平,描写典礼、祥瑞的辞赋大量涌现。宋初颂美讽谕赋的创作,有踵武汉晋赋风的倾向,同时受当时政治、心态、学术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一系列特征:一,描写典礼的赋大量涌现;二,一些赋中出现富于太平景象的世俗情调;三,讽谕政治的内容被突出强化了,且重在穷究治乱之理。     

白居易美学思想分析

本文作者对白居易的美学思想作了新的探讨和研究,提出了在李白、杜甫之后,白居易通过说诗、论诗、评诗和写诗表达了他对于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鲜明地亮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美学主张。     

新题讽谕乐府诗在中唐兴起的原因探析

本文对新题讽谕乐府诗在中唐兴起的原因作了较为系统的探究。     

马嵬诗辨

李义山《马嵬二首》,向被视为讽谕玄宗荒淫误国之作。其七律,尤为诸选诗家所喜录。最新出版之《唐诗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仍守此法,并做注云:“原有两首,都讽刺唐玄宗。”由是观之,马嵬诗之旨在讽谕,乃世所公认。 然近读《社会科学战线》(一九七九年第三期),见载有秦似同志《李商隐诗》一文,     

盛唐情结与《长恨歌》主题由讽谕到爱情的转向

安史乱后,唐王朝江河日下,时人追怀盛世,形成社会性的盛唐情结.这一情结的作用使中唐文人对李杨公案的观照由批判逐渐转为同情,由政治视角逐渐转为审美视角.这种时代心理深刻影响到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使<长恨歌>的主题不自觉地发生偏转,由讽谕转向爱情,并将对李杨的审美化解读推向极致,这一转变正是盛唐情结作用的结果.通过分析安史之乱前后社会心理的变化,揭示白居易的心理走向,并由此对<长恨歌>进行文本解读,可以为<长恨歌>的主题形成提供更为合理的解释.     

试论白居易叙事诗的艺术特色及形成原因

尽管白居易只把自已的诗作分成讽谕、感伤、闲适、杂律四类,但他在诗歌叙事方面,同样展现出了自己的个性和才华。当然相对于思想内容,其叙事诗作的艺术特色更值得我们去探讨,本文即以白居易的某些叙事性讽谕诗和两首长篇叙事性感伤诗《长恨歌》和《琵琶行》为主要研究对象,并结合创作追求、诗人个性及时代风尚,对其叙事诗的艺术特色及形成原因做了较为系统的概括和分析。     

《长恨歌》主题之我见

建国以来,关于《长恨歌》的主题,研究者提出了十几种说法。这些说法可基本上归纳为针锋相对的两类。(一)、讽谕说。认为此诗主要是讽刺或暴露了统治者荒淫误国,主要不是甚至完全不是歌咏李、杨的爱情。但此说很难令人信服。首先,白居易自己就不把它编入“讽谕     

白居易天人思想探析——从《捕蝗》诗说开去

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相分思想是唐代思想中的一抹亮色,但与他们同时代的白居易却有着与之截然不同的天人观。白居易的天人观存在着“天人相感”与“人强胜天”的双重面向。一方面,白氏对汉儒的天人感应论有所突破,人力的作用在他这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突显;另一方面,白居易对“天人交感”却又深信不疑,天人感应思想依旧构成白氏天人观的基本背景。在中唐出现的天人相分思潮中,白居易在理论深度上虽不及柳、刘,但若以宋代的新天人观为参照,白居易的天人观实则更能预示未来天人思想发展的方向。     

知人论事不能单纯从政治斗争着眼——简评白居易后期的活动和作品

若干年来,在学术研究和实际工作中,有一种单纯从政治斗争着眼来论人论事的倾向,这恐怕也是一种“左”的影响。例如,对白居易后期的活动和作品,就有不少人认为是“由积极转为消极了”。作出这种评价的依据是:一、白居易后期脱离了政治斗争,过着“知足保和”的退隐生活。二、白居易后期的作品多是“闲适诗”、“杂律诗”,早期为民请命的“讽谕诗”几乎搁笔不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