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诗歌意象建构

论文围绕戴望舒诗歌意象从三个方面加以阐述。第一部分从戴望舒诗中的意象“泪”入手，从具体的诗歌作品分析中，指出其诗歌感伤的特征；第二部分分析意象“梦”，在“梦”里，既流露出诗人对前途的迷茫，又寄托着对理想的执着追求；第三部分从诗人对意象“水”的选择，看出诗人的个性气质，以及在时代潮流中的变化。     

论江泽民的历史观

文章首先建立了历史观之“体、用”架构，亦即历史观之本体与运用的价值取向。中国中古史观以“天命观”为体，以儒家伦理观念为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体、用”演化：毛泽东以唯物史观为体，以阶级斗争学说为用；邓小平以唯物史观为体，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为用；江泽民对唯物史观的继承与发展。江泽民以唯物史观为体，以“三个代表”的思想为用。对“三个代表”思想的阐释。江泽民历史观的方法论——系统的方法。江泽民历史观之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与知识背景。江泽民历史观、历史思想之社会实践：高度重视历史学习；弘扬爱国主义，推进中华民族新一轮的伟大复兴；关注并引导中国史学的发展；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以史为鉴；用其唯物史观的“体、用”架构理论来分析、解决现实的问题；等等。     

宣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好教材

唐之享副省长主编的《“三个代表”思想概论》，是阐释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部好教材。首先，好在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完整准确的阐释。该书在导论中从总体上介绍了“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内在联系、重大意义、实践途径；１－３篇分别详尽的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每一个代表的具体内容、来龙去脉、重要地位、历史发展、实践经验和执行措施；第４篇系统地阐述了按照“三个代表”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问题。内容丰富，观点正确，阐述清晰，有助于读者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贯彻执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第二，好在注重“三个…     

王充历史观评析

两汉时期，以经学为形式、以神学目的论为主要内容的封建正统思想在文化学术领域占据绝对统治地位，而身处东汉时期的王充直追战国末期的荀子，异军突起，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但由于为那个时代所决定的历史局限，王充的思想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体系，其社会历史观尤其如此。他主观上力图在社会政治历史领域贯彻唯物主义，但客观上展现出来的却是历史唯心主义；他坚持“汉高于周”的历史进化思想，又摆脱不了不变论和循环论；他坚信历史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而又将这种必然性降低到偶然性；他认为教化与治乱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又认为最后决定治乱的是“时”、“数”；他笃信命定论，但有时也相信人的主观努力；他把无情批判的锋芒指向封建统治及其偶像，但又以令人生厌的阿谀之词去歌颂他所面对的王朝和“圣王”，乃至匍匐在“至圣先师”的脚下等等。总之，他有时清醒，有时糊涂；有时是傲世的天才，有时是可厌的俗物，然而，这才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王充，而不是被抽象化了的或被一些人用圣水洗礼净化过的王充。     

宋代传播艺术及媒介特征——从“邸报”、“小报”、书院说起

北宋和南宋各经历了九代皇帝，三百年的时间给今天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在物质生产领域，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在宋代传播领域掀起了一次革命；传播活动方面，“邸报”作为中国古代官方报纸统称在这一时代细化起来：“邸报”代替了“进奏院状”，官方信息传播系统更加健全，“小报”这一民间传播方式出现，引发了争议；教育活动方面，书院作为教学机关更加完善，理学思想传播范围广泛。传播媒介在宋代得到了改善，传播思想在宋代得到了发展，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更加发达。     

“两论”是大庆思想政治工作的根基——六议“两论”起家（上）

在大庆油田开发建设中，“两论”是大庆思想政治工作的根基。在“两论”指引下，大庆的思想政治工作普遍开展，并呈现立体性、针对性、自主性的特征。其中包括：“支部建在连上”；坚持专兼职结合；坚持“两抓”方针。针对倾向性问题；针对日常性问题；针对即时性问题。立足于经营主业，自主明确工作重点；立足于工作特点，自主选择活动载体；立足于自我教育，自主选定教育内容。     

用“三个代表”的思想加强两个文明建设

江泽民总书记最近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这一思想不仅是我们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行动指南，而且也是我们全面加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武器。用“三个代表”的思想加强物质文明建设，要求我们始终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首位，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用“三个代表”的思想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要求我们坚持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坚持科教兴国战略，培养社会主义的“四有”公民。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法文化解读

中国古代是否存在民法思想一直是一个争议的话题。探究先秦儒家经典文献发现，先秦儒家思想中已经开始重视个体的权利观。中国古代的“人”、“己”观念在很早就已形成，“人”、“己”观念的出现推动了个体观的形成，正因为有了个体观念，在民事法律活动中，就逐渐形成了独立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意识。先秦时期“人”、“己”关系较为和谐的统一于儒家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中。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规则体现了对人的尊严、平等、自由等人格利益的尊重，而这些思想原则蕴育了中国古代民事权利的基本元素。同时，儒家思想中的“仁”和“义、利”思想也是先秦时期民事法律关系实践的基本准则。     

戴震解释学思想初探

戴震是中国古典解释学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所倡导的以“闻道”为目的，以“强想”、“问学”为手段，以由“词”通“道”为具体路径及其以“权衡兼察”为方法的解释学思想，特色鲜明，影响深远。     

封建“官当”制度与官僚特权政治

中国古代的“官当”制度，是封建特权思想和心理的典型体现，是“刑不上大夫”的制度表现；“官当”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王权高于一切的官僚政治的供养，愚民政策的约束，伦理政治的箝制，为“官当”的存在提供了条件；破除封建特权思想、“官当”思想，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清除“官当”存在的社会条件。     

论“三个代表”的科学精神

文章着重论述了“三个代表”的创新、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指出科学精神的本质在于创新，“三个代表”思想的创新表现在党建目标、党性原则表现形式及实现途径三个方面；科学精神的灵魂是实事求是，“三个代表”思想是从国内外、党内外的实际出发作出的科学论断；科学精神的最基本要求是务实，贯彻“三个代表”思想就是要联系实际搞好各项工作。     

论当代形而上学视域下的“中国梦”之价值

西方哲学的基本视域大都植根于其久远的精神传统之上的，这一思想根基就是西方的形而上学；可以说西方哲学的整体结构与关注聚焦点在于如何通过形而上学的不断阐释来推进和重塑形而上学，西方形而上学的奠基和复活大都在新的前提下，来助力形而上学的发展和提升自身的活力。现代形而上学的理解方式和阐述样态有着新的特点，体现在与时代精神的旨趣相吻合，总是力图在超越旧的精神状态的过程里，重铸现代形而上学的价值。本文提出了形而上学现代架构中的基本样式，强调现代形而上学的价值，并尝试着从形而上学与“中国梦”的契合点上挖掘形而上学的特有功能，即表现在对理性超越的不断追求，对实现过程的历史包容，对现存状况的批判反思以及对时代精神的高度概括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强调在当代形而上学的视域中建造“中国梦”的价值目标和追求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     

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内“左”倾思想论析

这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大革命时期在中共党内不仅有严重的右倾思想，而且也存在着“左”倾思想。其突出表现为对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混淆；其核心内容是以反对资产阶级为基本特征的阶级斗争思想。“左”倾思想起始于中共“四大”，强化于五卅运动，后经近一年的沉寂，全面回潮子1927年大革命的后期。在中共党内，瞿秋白是这一思想的主要代表。究其产生的思想原因，除了受共产国际决议、指示影响外，主要是中共对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部分、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主力军、阶级斗争等问题的理解有误或不够准确。     

汉代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演变

汉代“天人”问题集中体现在灾异思想之中，两汉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不断演变：西汉前期，“天人”中“人”的内容为君主，中后期，“人”的内容先扩增“臣”，后加入“民”，至东汉，“人”的内容———君、臣、民三者所占比重出现变化，“臣”与“民”所占比重加大。汉代天人思想本服务于神化君主，故前期“人”的内容为君主。然随着灾异频发，君主无法承担上天过多降谴，臣子也须分担灾异之咎。随后，“民”加入“人”的内容，对汉代政治思想产生重大影响，这意味着不仅“天”决定君主是否命世者，“民”也成为决定君主是否得到承认的重要因素。     

习近平同心思想的哲学探微

同心思想是我们党统战工作智慧的结晶.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并发展了同心思想,以先进的意识形态凝聚思想力量,以中国梦汇聚同向目标,以发展为民积聚同行之力,大统战思想又赋予同心工作新的认识、新的重点和新的任务,在同心思想的运用上展现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和超凡的政治智慧.     

“80后”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及其对策

“80后”究竟是“垮掉的一代”还是“充满希望的一代”？研究表明，“80后”大学生是一个富有时代特征的社会群体，对“80后”大学生要有一个客观的现实评价；要提高“80后”大学生思想教育针对性和实效性；“80后”大学生需要引导，需要关怀，更需要理解与信任。     

信宜市＂同心＂品牌的实践和思考

信宜市统战资源十分丰富，努力打造“同心”品牌大有作为。信宜市通过打造好“七大工程”，对推动信宜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良好效果；很好地利用好“同心”品牌这个平台、载体、抓手，能够很好地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引领统一战线成员同心同向、团结奋斗。     

＂同心＂思想的文化探源及其＂价值观＂之观照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同心”思想，不仅对指导我国统一战线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而且此一思想还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中国历史文化内容和深邃的反映民族智慧和特色的价值观。本文着重探讨“同心”思想的历史文化根源，阐明它与中国古代“和而不同”思想的关系，讨论其所可能蕴涵的普世性价值观内涵及其重要意义。     

战国纵横术与“形”

战国纵横术在“纵横”本义上即与地“形”联系紧密，使得各诸侯国在聚散中遵循着特定的规律。从纵横术的使用角度来看，地“形”亦为游说之重要切入点，而“三晋多权变之士”则说明地“形”是促动纵横术多向衍生的一种重要间接因素。纵横术之“短长”、“抵蛾”、“捭阖”核心要旨，也都在于创造有利之“形”，将潜在的有利因素具象化、实物化，使之现之于“形”，易于控制；亦善于顺“形”顺势在巧处对阴阳双方进行转化，及把握“形”转化之间的时机。这种对“形”的重视和利用，是对老子“反动”、“弱用”思想的补充和发展。     

“为我”与“无我”——论孔子与庄子思想的歧异与贯通

以“内圣外王”为主要特色之孔子思想，是以“为人”为出发点和终极目的，最终却落足于“为我”的个人修养。以“为我”为出发点和终极目的的庄子思想却走上了物我两忘的“无我”之境。孔子与庄子在“为我”上有一交汇。但这一交汇却构筑了其思想更加激烈对抗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