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义解析与经典诠释视域下朱子学的比较、分析与辨正——以陆陇其对饶双峰的接受与批评为中心

宋儒饶双峰以穷理精密而多不同于朱子著称。陆陇其受到饶双峰注重字义解析与文本诠释的深刻影响,将《四书大全》所引双峰说一百二十来处置于南宋以来朱子四书诠释的宏大背景下,加以比较、分析、辨正,对之表达或赞赏,或批评,或褒贬兼具之态度,体现了朱子学一贯的治学特点。在饶双峰立异于朱子思想的影响下,陆陇其对饶双峰若干质疑朱子的别开生面之说表示赞同,显示出其尊朱实内在充溢着“非朱”之求真是精神。正是在吸收、分析、反思饶双峰等朱子后学诠释朱子成果的基础上,陆陇其实现了在批判传承中发展朱子学的历史使命,在一定意义上亦展现了江西朱子学与浙江朱子学的跨时空对话。     

王船山对饶双峰《孟子》说的批评与接受

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对朱子再传饶双峰的《孟子》说加以深度剖析,从解经方法上严厉批评饶双峰过于分析的区别法“自误误人不小”,简直是“石田中求罅隙”;在理气观上,船山倡导理气不相离、理势不可截然分的理气相因观;在人心论上,船山严格辨析真心、本心与佛老之别,对双峰以人心为仁之解极表赞赏;在仁与礼乐、仁与不仁、孝与义等问题上,船山提出新的看法,批评双峰“谕父母于道”说违背了孝道精神。船山对双峰的反思与接受,表明船山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建立在对朱子后学继承与批判之上,朱子后学构成船山思想的重要来源,显示出船山学的朱学底色。     

试论李齐贤对朱子学在高丽传播和发展的贡献

李齐贤是高丽末期倡导由词章之学转向义理之学的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朱子学者。他曾七次入元,在元居留期间他与元朝大儒切磋、交流、学习,他还学以致用,重视用朱子学来解决现实问题,力促改革,并且注重选拔英才,教育后学,培养朱子学的传承者。     

民国时期唐文治的朱子学研究

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唐文治的安身立命之根本在于朱子学研究。他的《紫阳学术发微》是当时重要的朱子学研究专著,内容包括朱子学术思想历程研究,朱子心性学与工夫论研究,朱子经学研究,朱子政治学研究,朱子与陆王、浙东学派关系研究,清代朱子学研究述评等诸多方面。他的朱子学研究之深入而扎实,甚至有些成就为当今朱子学研究者所不及。更为重要的是,他的研究还与当时的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试图通过朱子学研究,坚守民族气节,“以兴起吾人爱国之精神”。     

类编与思想诠释——《朱子语类》与朱子学

在以往的研究中，《朱子语类》仅被视为研究朱子思想的文献，其编纂过程中展现的思想特质尚未得到关注。《朱子语类》以文献编纂的形式“述朱”，此一“述”的过程就包含了“作”，体现了编纂者对朱子学思想逻辑的理解，体现了一种知识秩序空间的建立。《朱子语类》的成书包含一从“语录”到“语类”的过程，“类编”的出现是为了尽可能消除语录记录者的记忆偏差而导致的材料可靠性问题，而“类编”本身又加进了编纂者对朱子思想的理解，分类的门目与类目间的理解，展现了朱子后学对朱子思想体系的不同理解。黄士毅分二十六个门目，按照强调形上学的思路，对门类进行了排序。黎靖德则在此基础上创设细目，进一步优化材料，在材料的优化中体现自己对朱子思想的认识，特别是从细节上对朱子学的思想逻辑进行了再勾勒。《朱子语类》以及其他不同时期各类型朱子文献的编纂本身就体现了朱子学的展开与发展。     

民国时期钱穆的朱子学研究及其创新——从朱子心学入手

钱穆的朱子学研究可以追溯至民国时期。他从心学入手研究朱子学,主要包括对朱子思想来源的梳理、对朱子心学的阐释、对朱子格物论的研究、对朱子与陆王关系的辨析、对朱子的学术贡献的讨论等诸多方面,展现了朱子的心学体系及其与陆王之间的大同小异。重要的是,钱穆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有关朱子心学的观点,在他晚年撰写的《朱子新学案》中得到了充实和完善,而成就其朱子学研究的一家之言。钱穆从心学入手的朱子学研究,既不同于以往对于朱子与陆王的调和,也是对那种把朱子学简单界定为理学而忽略其心学的补充,是一种更加全面而综合的研究,对于当今的朱子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     

《朱子言论同异考》探析

《朱子言论同异考》(以下简称《同异考》)是朝鲜著名朱子学家韩元震(号南塘,1682—1751年)倾毕生精力研治朱熹(号晦庵,1130—1200年)理学思想而完成的一部重要朱子学著作。 《同异考》共六卷,分四十一个门类,四百七十八个条目。作者主要围绕理气、心性两大问题,详细辨析朱熹言论异同,考察朱熹思想变迁,究明朱熹晚年定论,比较系统地阐发了朱子学思想。这部著作至今仍是研究朱熹思想和著作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参考文献。 本文拟透过作者对朱熹言论异同的考辨,着重探讨韩元震的朱子学心性论思想,冀窥中朝两国朱子学传承和发展之一斑。     

栗谷的格物论

李珥（１５３６—１５８４）字叔献，号栗谷，学者称栗谷先生，是１６世纪朝鲜朱子学的代表。他与李退溪一起并称为朝鲜朱子学的双璧。他为学眼膺朱子，毕生穷研性理，在继承和发展朱子学方面多所创获，建构了较完备、有特色的哲学思想体系。本文仅就栗谷的格物论思想作一介绍。     

论李退溪对朱子哲学的发展及其在理学史上的地位

李退溪是韩国朝鲜王朝时代的朱子学大家，一生以继承、捍卫朱子学说为己任，并对朱子学多有新阐发。在理气问题上，李退溪不认同朱子理“无造作”的观点，强调理有能动性，肯定理自身能动静，并以理之动静为气之动静、生发的根源和依据。在性情观上，李退溪以四端七情对举，认为就初始根源说，“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就现实情感说，则四端七情无不兼乎理气，区别在二者的根源与构成方式不同。在“格物”问题上，朱子主张“物格者，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李退溪则认为“物格理到”,以本体论的方式去处理这一本来属于知识论的问题，从而使得这一问题成了显示退溪“理学”本体论思维的一个问题。退溪对朱子思想有深刻理解，对其内在不圆满之处也给出了积极的解决方案。退溪哲学表明了朝鲜理学的完全成熟，意味着朱子学的中心已转移到朝鲜，并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推动了东亚儒学的进一步发展。     

作为工夫论的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兴起

宋明理学家的生命历程往往伴随着以工夫验本体的体验过程，朱子的“中和之悟”就含有自身修养工夫对本体、心性理论的修正。在朱子的工夫论中，强调“心是做工夫处”,要在心上实现“心与理一”。当朱子学被官学化、权威化后，元明朱子学者依照朱子所讲做切己工夫，以期达到“心与理一”,这一时期的朱子学具有“工夫论化”的特征。但并非所有学者都能像薛瑄、吴与弼那样用客观的理检验主观的心，陈白沙、王阳明都在做工夫时感受到心与理难以合一，最终放弃以客观的理作为标准，而转回主观的心。正是由于朱子学对于阳明来说首先是工夫问题，才促成了阳明学对朱子学的转向。     

人心与人欲——《〈朱子语类〉中两条重要语录辩误》之辨误

《〈朱子语类〉中两条重要语录辩误》一文认为,《语类》卷七十八两条语录中"人欲"均是"人心"之误,指出此误造成较严重后果,并就国内多名知名朱子学者的观点提出商榷。《辩误》发表以来未见学界回应,其观点为台湾知名学者李明辉先生所采用。仔细体会这两条语录的语义,考察朱子人心、人欲说的分疏定位及历史渊源,从文献、义理及朱子后学的看法证《语录》不误,《辩误》实误,其误源于以绝对、单一、静止眼光看待朱子人心、人欲说,忽视了这一对概念在朱子思想中的多样涵义,遮蔽了朱子思想内涵的复杂性与形成过程的艰巨性。     

天理的脱序——从另一个角度看明朝中后期哲学史变革

本文从讨论朱子与阳明之异开始，论证阳明理论体系中，没有包含朱子体系中最重要的“天理”，提出“天理的脱序’’是阳明学不同于朱子学的关键所在，也是后学反对阳明学提倡“实学”的理论出发点。本文的结尾讨论了“理学”可能的发展之路，探求继承“理学”思想的方式。     

李退溪的心性论

素有“海东朱子”之称的朝鲜李朝大儒李退溪对朱子之心性论,不仅给予详尽之诠释,且有较重要之发挥与创造。这种发挥与创造依据朱子而又不同于朱子,是对朱子学的发展。他提出的别具特色的性情理气互发说,极大地丰富、完善和发展了朱子的心性情理论。在儒学史上应有重要之位置。退溪对心的工夫义给予了特别的发挥,由于他对心之工夫义特别重视,有人把其哲学概括为“敬”的哲学,这种概括,只能从心的工夫义上理解才有意义。退溪论性情侧重分别,他提出了性情发动分属理气之“分开说”,并从五个方面加以论证,这是他依据朱子而又超越朱子的地方。     

退溪的“理帅气卒”观念

明初,心学运动兴起,阳明学盛行中国大陆,作为明王朝正统哲学的朱子学在统治意识形态上面临危机。李退溪以继承、捍卫和发展朱子学为己任,一生学问“以朱子为宗师”,在太极、理、气的关系问题上基本上亦与朱熹在同一条思路上发展。然而,作为朝鲜的“海东朱子”,李退溪对理学的理气论也有自己独创的研究。退溪的“理帅气卒”、“理贵气贱”命题,是对朱熹“理先气后”、“理在事先”的修正,同时也是对朱子理气论的发展。“理帅气卒”、‘理贵气贱”之说,体现了理学的价值观和等级观,反映出退溪理学观独创的一面,并为“四瑞七情之辩”打下了理论基础。     

高畑常信：《宋代湖南学研究》

在宋明理学的研究领域当中，朱子学可以说永远是一个热门的课题，然而曾经对朱子思想产生过种种影响的湖南学(亦有“湖湘学”之称)长期以来却颇受冷落。事实上，朱子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中和新论之形成、居敬穷理这一为学纲领的最终确立、对心统性情说之认可、心具众理这一重要观点的提出，等等，都在某种程度上与湖湘学派诸子的思想纠葛不无关联。     

《论语》及其注释书在韩国古代的发展经过

《论语》及其注释书大约在三国时代流传至韩国。到了朝鲜朝，高丽末的朱子学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儒家思想已成为政治思想的中心。《论语》及其它儒家经典的推广受到了相当的重视。《论语》成为学者的必读书，科举考试的必修科目。在这样的潮流中，《论语》及其注释书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出现了许多重要的研究著作。这一发展，在韩国教育、政治、文学、经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朱子心性论的结构及其内在张力——与乔清举先生商榷

朱子心性论的成熟理论形态,不仅是对此前中国哲学思想史上有关心性论的全面总结和深化,而且对于宋代之后理学心性论及其相关理论更是有着深远而复杂的影响.对于朱子心性论的结构及其内在张力的研究,事关朱子学乃至整个宋明新儒学的核心义理规模和基础理论命题.乔清举先生在2011年第2期的《哲学研究》上刊发了一篇名为《朱子心性论的结构及其内在张力》的论作,沉潜反复之后,笔者认为有必要就乔先生文中的主要观点予以回应和商榷.笔者认为乔先生从“本体”和“功用”的视域看“心”与“性”的“统一”和“分离”,不仅误会了朱子“心”与“性”的概念关系,更是忽视了朱子心性论中曾为朱子反复强调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即“情”的维度,从而客观上抹煞了朱子哲学和整个朱子学所素重的现实关怀的面向.     

船山宗朱、反朱抑或超朱之争讼与辨正

自船山殁后以至于今,学界围绕船山学术旨趣争讼已久,诸种说法或盛传一时,或流行至今,然细考之,均有偏阙,亦无有公论。船山与朱子之间关系的判断,制约、甚至决定着对船山思想渊源、学术旨趣之定位。依已有之成论,在宋明学术的框架中,船山学说与朱子学说关系归结为:船山笃守朱子学、走出朱子学与超越朱子学三种,由此可将船山学术旨趣化约为:船山以理学为宗、对朱子理学的倾覆以及集道学之大成三种争讼观点。宜以整个思想史的视域,将船山之思想视为朱子学说之反动,即对于朱子在理学开新的过程中丢掉了原始儒家的精髓、失去了儒家之所以为儒家之意蕴的"反动",从而将船山学术旨趣追溯至尽"明人道"的先秦孔孟之正学,从而肯定船山以复先秦之古为解放的正面价值。     

《白鹿洞书院揭示》与日本近世儒学流派

日本江户时期,朱子学兴起并成为官方之学,与此同时,各种学术思想剧烈碰撞形成了各儒学流派。《白鹿洞书院揭示》作为朱子理学教育思想的代表之作,在当时尊儒读经风气的影响下,受到了日本朱子学派及其他学派的关注,并对其进行讲解与研读,留下了与《揭示》相关的著述达50余种。从这些著述中可以看出,各个学派对《揭示》内容的解读呈现出不同的学派特色。朱子学派强调五教为知,修身、处世、接物为行,注重先知后行;阳明学派强调知行合一,五教不分体用;而考证学派则聚焦于朱子制定《揭示》的背景及其内容出处的考察;其他民间学者以及儒学爱好者在江户幕府末期社会动荡的环境下,深感作为一名学者的责任与担当,将《揭示》应用于社会各个层面的指导思想中。在日本各派学者的努力下,《揭示》渗透到日本各个阶层,对日本的社会、教育以及中日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朱子学的中心转移说——基于东亚视角的考察

从东亚视角考察朱子学可以发现一个重要事实：朱子学的中心出现了多次转移。在朱子之后至罗钦顺去世之前，朱子学的中心无疑是在中国。罗钦顺之死以及16世纪中期韩国性理学的高度繁荣标志着朱子学的中心转移到了朝鲜半岛。16世纪末叶至17世纪前期韩国的内忧外患以及日本德川时代朱子学的崛起标志着朱子学的中心从朝鲜半岛转移到了日本列岛。朱子学的两次中心转移现象背后的动力是天理及其实现方式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