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民族观视阈下的“中华民族”百年学术建构史

梳理马克思、恩格斯散见于其德文、英文著作中的“民族”字眼,可以发现其民族观揭示了古代民族、现代民族两条形成路线,都经历了“部族”阶段,并且分别以建立古代民族国家、现代民族国家为各自发展的高级形态。这就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强调“现代”这一时代定位有了出入,从而为拓展其适用性提供了可能。无论是梁启超1905年对“中华民族”概念的国家主义创造,还是顾颉刚1939年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论证,很多论述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观暗合。费孝通1939年运用“族团”(ethnic union)概念与顾颉刚进行商榷,难说构成民族对等意义上的学术对话,其1988年后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阐发,则更多是对斯大林民族定义中国化实践智慧的总结,但其核心概念“民族集团”的使用比较随意,也缺乏定性分析,这都源于其始终没有认识到乃师史禄国英文写作中运用的ethnos实际上是希腊语ενοs的拉丁转写。“中华民族”在梁启超、顾颉刚看来就是属于文化族类而非种族、氏族、部族的“汉族”或“汉人”。只有以马克思民族观为基本规范,才能解决政治学、民族史学科分割带来的认识局限问题,从历史的镜像看到清末民初民族关系结构变革的历史真相,进而建立“一族多线”的中华民族国家观。     

顾颉刚与民国时期的边政研究

顾颉刚是民国时期边政学潮流中一位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他本是个有着学问嗜好的古史研究者,倡导并参与边政研究,既有其学术旨趣转移和一直关注中华民族前途的内在原因,也有国家时局变迁及个人境遇改变的外在动因。他对边政研究的倡导及对边疆问题的研究,在当时学界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即使不是历史的事实,也必然是未来的目标,这是顾颉刚倡导和参与边政研究的主要动力。     

顾颉刚的边疆史地研究:个人情爱与民族情感的交汇

九一八事变之后,顾颉刚的学术生涯出现了一个新的面向,从之前专注上古历史的考证、辨伪转而从事研究中国的历史疆域和边疆民族。1934年《禹贡半月刊》的出版和禹贡学会的成立,便是一个标志。顾颉刚本人指出此乃中日关系恶化、民族危机深重所致,但从他当时留下的日记和书信,又可以看出他之从事边疆史地的研究,与他长期爱慕谭慕愚（又名谭惕吾）有着密切的关系。谭慕愚的爱国热忱和行动是促使顾颉刚学术兴趣转向的重要契机,而且顾颉刚与谭慕愚的来往还间接地影响了顾颉刚的古史研究。探讨顾颉刚、谭慕愚及殷履安（顾颉刚妻子）之间的三角关系不仅呈现了顾颉刚学术生涯中民族情感和个人情爱的交互作用,而且有助于展现五四学人婚恋和情感生活的复杂和多面,为从情感史的角度考察中国近代学术变迁提供了一个实例。     

疑古与新证的交融——顾颉刚与王国维的学术关联

顾颉刚、王国维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两人的交往、王国维对顾颉刚的影响、顾颉刚对王国维的评价等方面来看,王国维对顾颉刚的影响是深远的,顾颉刚一生都在学习王国维的治学方法,在其晚期的文章中甚至透着"二重证据法"的影子。     

傅斯年、顾颉刚中山大学语史所时期矛盾考论

学界多认为,学术见解的歧异是傅斯年与顾颉刚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时期产生矛盾的深层次原因。实际上,治学异趣在这一冲突中的“份量”究竟有多大,却值得考析。从北大国学门到中山大学语史所再到中研院史语所,其旨趣是一脉相承的,疑古思潮并非这些研究机构的集众旨趣,而“疑古”的顾颉刚却多参与其中。同时,后来竖起“史料学派”大旗的傅斯年,其早年学术性格恰在“疑古”与“考信”之间,他由疑古转向考信,可以说是其学术思想的内在发展,不必有意与顾颉刚立异,更何况顾颉刚学术思想之发展也是“始于疑,终于信”。     

单一国族·一元一体·多元一体:民国时期中华民族整体观念的三种类型

民国时期中华民族整体观念有三种基本类型:一为"单一国族"论,承认中国境内各民族并存的现状,但致力于将"各个"融合为"一个",将现有各民族同化为中华民族,以孙中山、李大钊为代表;二为"多元一体"论,承认中国境内各民族并存的现状,主张维护中华民族多民族并存的局面,致力于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学界以费孝通为代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中华民族观趋于定型;三为"一元一体"论,强调中国版图上只有一个民族,中华民族本来就是一体、本来就是"一个",学界以傅斯年、顾颉刚为代表,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等文献中实际上采纳了这种主张。三种不同类型的中华民族整体观之间进行过相互的讨论、批评,但在维护中华民族一体性、整体性上,三者是相通的、一致的。在如何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上,三者有着不尽一致的路径选择:主张"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一元一体"论着重从血缘、血统上论证中华民族的"同源"、"混合";主张融合国内各族为一大中华民族的"单一国族"论,其思路是"努力于文化及精神的调洽",使少数民族接受中华文化,从而"使藏、蒙、回、满,同化于我汉族"并进而融合为一个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人"多元一体"论的中华民族整体观,则注重以政治统一为手段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即通过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中华民族整体的大团结、大联合。     

顾颉刚与徐旭生的交谊与学术歧见考述

20世纪三十年代初,顾颉刚和徐旭生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通力合作,共同创办通俗读物编刊社,参与抗日救亡运动,组织和参与禹贡学会。他们还分别是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史学和考古方面的负责者,共同促进了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和考古发掘的发展。后顾徐二人因人事纠纷关系破裂,由交好转向彻底交恶。顾颉刚与徐旭生的学术观点异趣,从侧面反映了两位学者对古史学术观点的不一致。二人的交往是民国时期学者生态的一个面向,他们的学术歧见凸显了民国学术发展的多面性。     

风雨飘摇九十年 长留风范在人间——记顾颉刚诞生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

一代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诞生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于1993年5月7日至9日在苏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有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及海外的150余名专家、学者会聚苏州大学,追怀和研讨顾颉刚高尚的道德风范和卓越的史学成就。曾长期与顾颉刚一起共事者和生前友好费孝通、雷洁琼、钱伟长、胡绳等也参加了讨论会。顾颉刚一生嗜学如命,著述宏富,其所涉先秦古史、民俗学、历史地理学、边疆学、民族学、民间文学等领域,均有很高的造诣和建树。解放以后,顾颉刚以耄耋之年,主持《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并撰写出了体现《尚书》研究新水平     

顾颉刚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

<正> “顾颉刚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于1993年5月7日至9日在苏州大学召开。来自国内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及日本、香港、台湾的近15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近90篇。与会学者对顾颉刚一生的学术成就、学术思想和方法等问题作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第一,“古史辨派”的成就及其对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影响。许多学者认为,顾颉刚先生的疑古辨伪之学根植于清人崔述、姚际恒等人的经学考辨,导致了顾对经传的最初怀疑;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传来的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思想,特别是历史进化论学说,直接推动了顾颉刚的疑古辨伪     

经学在中国现代史学史的嬗变——顾颉刚的经史关系论探析

顾颉刚作为一位史学家可谓无人不晓,然其与经学、经学家的密切关系却似乎较少提及。顾颉刚对经学的关注与史学研究是相辅相成的。由"疑经辨伪"到"疑古辨伪",顾颉刚在经学研究中找到开辟历史研究新路的突破口;由"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到"层累地造成的传经系统"及其"变经为史"的史料学思想,经学俨然已成为史学的一部分;"经学结束者"的角色定位彰显了顾颉刚的学术责任感。本文以顾颉刚的经史关系论为切入点,旨在说明经学在中国现代史学史的嬗变。     

顾颉刚与辛树帜的学术交谊

顾颉刚和辛树帜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乃至教育史上都是具有重要地位的人。他们一个是历史学家,一个是生物学家。在初建兰州大学时,二人亲密合作,埙篪相应。在学术上,他们也互相切磋和砥砺,共同研究《尚书.禹贡》篇,推进了《尚书》学的研究。他们的学术交往和个人情谊,反映了大学崇敬学术、大学校长与大学教授之间平等互敬的大学理念,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内容的光彩篇章。     

《汉书》与历史文化认同的推进

以往曾经有过的因为要抬高《史记》地位而贬低《汉书》的做法,对于《汉书》这部名著是极不公正的.从“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推进”这一标准来探讨,正好能为进一步公正评价《汉书》的历史地位提供有力的证据.《汉书》在这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两项:一是在记载内容上,以进步史识为指导,肯定汉朝代秦而起是历史的进步,强调造成秦汉之势的历史变局是时势所决定的,赞扬汉朝废除藩国、加强国家统一力量等功业；二是在历史编纂上贯彻“实录”精神,突出地记载民族间和好的历史事件,反映出主“忠信”、重“礼义”是中华文化传统对待古代民族关系的主流意识.     

历史的观念与观念的历史——顾颉刚古史论的理念与方法

顾颉刚先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现代史学家的典范,他那极具创见的古史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历史哲学洞见。他留给我们的是一种最弥足珍贵的历史理念,即未经批评审查的古史是靠不住的。他那“观念考古学”的理念与方法具有极重大的学术价值。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逻辑机制与实践进路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话语与实践建构从“共同体”视域定位中华民族内源性与层次性的共在、共生、共聚样态,以民族国家精神观念反身性作用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高质量发展,旨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民族凝聚、国家富强、社会繁荣的价值内核,推进“五个认同”目标形态的固本强基与层次跃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理念蕴含历史记忆激活、文化认同涵养、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强化、价值自觉引领的逻辑机理,指涉从情感归属、利益共享、法治保障、责任共担等四个向度,全方位、多层次、系统化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进路。     

简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形成过程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确立了“多元一体”这一概念在中华民族形成中的重要地位,是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格局的一把钥匙.该理论深受马林诺夫斯基功能主义影响,是对派克、布朗、迪尔凯姆等人思想的扬弃,也是对中国文化结构、民族构成及其历史源流和社会结构的重新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形成过程,伴随着费孝通先生从事民族学研究的基本历程,对此历程的梳理,有助于加深对该理论的认识,也是当前民族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     

燕大时期顾颉刚的学术事业与禹贡学会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发展与燕京大学有着密切联系,顾颉刚长期执教燕京大学是历史地理学在此扎根的重要前提。顾颉刚与燕大的结缘是待遇、人际纠葛、燕大中国化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燕大执教期间,顾颉刚的古史辨伪逐渐转移到以沿革地理手段对《尚书.禹贡》的地理研究之上,由此直接促生了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同时,在国难当头的时局下,顾颉刚的学术事业出现了"以文字参加抗日"的价值新取向。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是"国故整理"、"民众教育"与"边疆开发"等主题的融汇。     

屯堡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和终极关怀,具有价值导向与精神激励的作用。历经六百余年沧桑的黔中屯堡,在时空演进中经历了长期的文化涵化,形成了独特的屯堡文化,既成为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历史,也说明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屯堡文化内蕴的“忠勇”“孝悌”“礼智”“仁义”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屯堡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根基,也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内容。     

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的学术启示

历史学家顾颉刚于1930年代创办的《禹贡》半月刊（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是中国第一份以“历史地理”一词命名的学术期刊。《禹贡》在学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也给当下学术期刊主编诸多的有益启示：一是研编并举,互为促进;二是长袖善舞,广结人脉;三是扶植新人,造就新人;四是无间新旧,兼容并包;五是引领学术,创建学派;六是经世致用,学术救国。     

从孟姜女故事研究看顾颉刚的古史观念

孟姜女故事研究不是“层累”说的促成因素,而是顾颉刚在提出“层累”说以后,为深化其“故事眼光”以更好地解释古史演变,才展开的个案研究。孟姜女故事研究确实深化了顾颉刚的“故事眼光”,并对其古史观念产生了两方面影响：一是推动其研究旨趣在“辨真伪”和“穷流变”之间,进一步偏向了后者;二是让顾颉刚认识到在古史演变中,还存在由共时性多元地域文化向历时性一元叙事转化的现象。     

中共的自我调适与中华民族意识全面觉醒（1935～1940）

抗日救国的关键时刻,中共内生的自我调适与其中华民族意识全面觉醒具有“强相关”关系,这可以从自我调适的两个维度即组织发展与观念变革来解释。组织发展维度,中共意识到中国社会矛盾与阶级关系的结构性变化,阶级革命必须服从民族革命,据此调整二者关系,并发展成为一个兼具民族性与阶级性的“全民族的代表者”。观念变革维度,为了顺利开展民族革命,最大程度实现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中共把无产阶级国家观念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力图创建一个集民族主权与人民主权为一体的“中华民族的新国家”。自我调适的两个维度不仅使中共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作为全民族代表践行现代民族国家观念,而且推进了中华民族大团结与全国革命的解放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