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上海“纱交风潮”——以《申报》和《大公报》报道为中心的考察

1937年上海“纱交风潮”系上海纱布交易所爆发的影响巨大且后果最严重的一次风潮。此次风潮的起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孔家官僚资本为获取巨利插手纱交、操纵市场、大搞投机活动。这场风潮促使国民政府颁布《取缔上海纱布交易所投机办法》，并对此次风潮进行“澈查”，然“澈查”结果却虎头蛇尾。由此看出，国民政府与官僚资本的密切关系，即官僚资本已凭借各种超经济特权在国民经济中取得了独特的优势地位。     

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简论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侵占了中国的领土台湾，并建立起总督专制独裁、警察恐怖统治和“保甲”“连坐”制度三位一体的殖民统治体系。作为日本统治台湾最高行政长官和军事长官的台湾总督，凭借着日本政府所赋予的立法权和军事统年权，滥施其专制独裁的淫威，对台湾人民实行残暴的屠杀政策。“警察万能”是日本政府在台湾进行殖民统治的重要特点。台湾是当时日本统治的所有地区中，警察配置人数密度最大的地区。台湾的警察不仅管辖的领域极为广泛，而且掌握的权势也极大。此外，日本殖民统治者还把实行“保甲”“连坐”制度，作为其实施“以台治台”政策的重要手段，用以大力“强化”台湾的地方统治秩序。     

三十年代“联合”上海支局在华宣传和情报工作

20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逐步走上对华侵略道路。1931年"九·一八"后,日本新闻机构,不仅积极配合日本法西斯战争的宣传战,而且高度参与到日本法西斯战争的情报工作中来。日本联合通讯社(简称"联合")在日本陆军、海军、外务省等机构的暗地扶植下在中国建立大量的支局,发展在华宣传和情报工作,成为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一大组成部分。"联合"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以其显著的个人能力和上海优越的地理位置,工作成绩"卓著"。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在上海创办的学校述论

日本自明治维新确立了资本主义之后,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不断对中国以及朝鲜进行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一些民间人士打着“保全中国”的旗号配合日本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从1884年7月在上海开办东洋学馆开始,日本在中国开办了各种学校,尤其是在上海开办的学校,培养了大量的“中国通”,通过大旅行等各种手段对中国进行全面的立体式调查,为日本侵略中国服务;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充当随军翻译、间谍,在中国的要塞搜集情报,成为日本侵华的帮凶。学校的兴衰也随着中日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本文主要探讨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在上海创办学校的过程。     

太平天国与欧美列强--以上海为中心

上海于1843年开埠后,成为欧美列强在华经济活动的中心.上海作为中国最大商埠的突出地位,是吸引太平军于60年代初叶前往谋取的一个重要原因.<洪仁矸供词>中所反映的洪秀全、洪仁矸等人通过上海与欧美列强缔约的意向,大体上是可信的.太平天国曾经试图通过上海与欧美各国正常交往,以推动太平天国事业,欧美列强则基于维护其在华权益的考虑,选择了与清朝政府一起与太平天国为敌的立场.     

近代日本人在上海的办报活动(1882-1945)

从晚清至抗战结束前,上海一直是日本人在华办报活动的重镇.甲午战前的日系报刊,出版时间既短,发行数量又少,且局限于日侨社会中,影响力有限;甲午战后,上海日系报刊开始突破性发展,且大多支持中国进行维新改良;但在1903年以后,由于受日本对华基本国策的影响,日系报刊对中国的革命思潮大加批判,逐渐偏离了中国政治思潮发展的主流;进入民国时期之后,这种情况便更加明显了.     

乾坤扭转共担当:纪念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成立六十周年

“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总部于1940年7月20日成立于重庆。该同盟与中国人民一道,为抗击日本侵略者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在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认当年的侵华暴行之际,我们重温一下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日本人称作“日本平和同盟”)的业绩,不无益处。 一、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领导人鹿地亘及其反战活动 鹿地亘(1903—1982),本名赖口贡,日本九州鹿儿岛人,日本共产党员,早年在东     

我国警察机构及警察权改革刍议

对暴力使用权的合法垄断是国家权力的本质特征，国家对暴力的垄断集中体现在军队和警察身上，警察的暴力垄断使用权是其对内政治表达和稳定秩序的需要。目前。我国的警察权设置过于狭隘，已不能满足社会和民众的需要。调整现在的警察机构设置和警察权的设定，成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当务之急，也是我国警察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同时，只有采用新的工作原则和制度安排，才能使分散化的警察机构设置产生更大的效用，发挥机构分散化带来的优势，克服分散化带来的劣势，推进警察和社会安全体系的建设。     

道德与经济的博弈——晚清洋商彩票公司在华的创设与取缔

晚清，随着以广济公司为首的本土商办彩票的创办，洋商也掀起在华兴办彩票公司的高潮。洋商创办的彩票公司以其资金雄厚、得工部局首肯以及开彩公正等，一举冲开晚清中国彩票市场。鉴于彩票泛滥而来的弊窦丛生，上海工部局遂下令取缔洋商彩票，这引发了彩票商的抗争。在取缔与抗争的斗争中，交织着的是道德与经济利益的博弈。     

从日本驻澳门总领事馆档案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在澳门的活动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国政府外交部几乎接收了大陆汪伪统治区及海南岛海口和澳门的日本使领馆的未销毁档案，当时目的是为了审讯日本战犯。仅香港日本总领事馆档案被港英政府接收。据北京图书馆的馆史资料，由于当时我国政府接收的日本驻华军政等机构档案极多，仅南京就集中了一大部分，当时国民党政府委托胡适处理，他建议全部移交北平图书馆，结果照办了。北图于1954年7月编成16开（馆藏日本大使馆档案目录｝（油印本共94页），前面的说明有这样一段话：“日寇投降以前，其驻在我国的公使馆及领事馆曾搜集有关中国的各种情报，作为档案保…     

同治元年日本人对上海社情的观察

19世纪中叶日本“开国”以后 ,德川幕府于 1 86 2年 (日本文久二年 ,清同治元年 )夏派遣贸易官船“千岁丸”首航上海 ,其成员在上海逗留两月间 ,对这座东亚最大的近代化港市的社会情状有所观察 ,并留下细致的文字记载 ,还对处于近代转型之际的上海民风有所评介 ,从外国观察者角度 ,提供了研究上海社会史的有价值材料     

中国对《蓝辛—石井协定》的回应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和美国在华分别打着“特殊利益”和“门户开放”的旗号，夺取在华的利益。1917年11月，双方就中国问题签订了《蓝辛—石井协定》，以出卖中国、牺牲中国的利益作为代价，达到美日关系缓解的目的。北京政府外交部强烈抗议美日出卖中国的行径，声明“中国政府不因他国文书互认，有所拘束”。中国舆论指责协定对中国主权的干涉，普遍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对自称为中国“好友”的美国也深感失望。     

论伪维新政府时期日本的鸦片毒化政策

1938年10月,日军攻陷武汉,华中全部沦入日人手中。上海沦陷后,日军以破竹之势占领京沪、沪杭之间各要地,并迅速在各县成立自治委员会、维持会等组织,公开进行毒化活动。1938年4月到1939年3月,上海、南京两特别市政府、江苏(苏州)、浙江(杭州)、安徽(蚌埠)等伪省政府相继成立。华中地处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中枢,是富庶的鱼米之乡,被日本视为“以战养战”的基地。日占华中后,随即实施“以毒养战”、“以毒制华”的毒化战略,牟取暴利。伪维新政府时期日人鸦片毒化政策的推行,严重危害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并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     

论近代外国侨民的“上海情结”——以“上海问题”争论为中心

1927至1931年间，所谓的“上海问题”，即上海租界的出路问题，引发了外侨与国际人士和中国人之间的一场争论：国际人士和中国人指责外侨歧视华人和维护特权地位，导致“上海问题”无法解决。面对这些尖锐的指责，外侨亦不肯缄默，以谁对上海的发展贡献大、谁是上海的主人、未来的上海是中国的上海还是世界的上海等问题予以回应。外侨所争虽有维护既得利益的一面，且难以掩饰其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但深入考察这场争论可以发现，外侨回应的依据、提出的观点和主张，却揭示出中国学界所熟知的叙事模式所未能完全涵盖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多重面相：主张上海租界发展的独特性自有其现实依据；商业利益的正当性则出自西方近代的自由贸易理念，同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全球化紧密相关，以今天的角度观之，与全球化发展的大势有一定契合之处。     

租界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道光二十五年（1845），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与上海道台官慕久签订了《上海土地章程》：“决定将洋经浜（今延安东路）以北，李家场（今北京东路）以南之地，准租与英国商人，为建筑房屋及居留之用。”①这片英人居住地也就是后来所称的英租界。以此为开端，租界在各通商口岸相继出现，它们以极其复杂的历史内容影响着中国早期现代化，构成中国近代历史运动中兼动力与阻力于一体的又一因素。一、“国中之国”与市政文明示范租界自出现之始，便挟带着强横的色彩，列强握夺了中国对租界的统治权力，在租界建立起独立的行政、警察和司法机构，…     

"明治哲学与东亚近代哲学的转型"国际学术会议在延边大学隆重召开

中华日本哲学会继2002年5月举行“日本传统哲学与21世纪的日本哲学”学术年会后,于今年的8月6日至7日在延边大学举行“明治哲学与东亚近代哲学转型”中日韩国际学术会议。中华日本哲学会是中国的日本哲学思想文化研究的学术团体。该学会成立20多年来,定期进行学术交流,大大地促进了中国的日本哲学思想文化研究。学术会议开幕式在延边大学综合楼隆重举行。中华日本哲学会副理事长、武汉大学徐水生教授主持会议,中华日本哲学会理事长、延边大学潘畅和教授致开幕辞,延边大学校长金柄珉教授致欢迎辞,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小河内敏朗总领事致祝辞。…     

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对华作用之评价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德关系先后经历了初步发展、渐入高潮和步入“冰点”三个时期，而此时正值德国军事顾问受聘于蒋介石政权、活跃于南京国民政府之机。他们在华活动涉及领域之广、对南京国民政府影响之深，均超过蒋介石历任外国军事顾问。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虽然在名义上属军事顾问，实际上其在华活动不仅仅限于军事领域，还涉及中德经贸往来、中国国防建设和中德邦交。英国《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在１９３５ 年１１ 月２７ 日曾写道：“她的（ 中国的） 整个经济———商业上的、政治上的和军事上的，对这里的德国人来说是了如指掌。”〔１〕他们对蒋介石的影响极深，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我们不能够把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在华的作用与蒋介石聘请德籍顾问的原因及其来华动机用同一尺度去衡量，而应当辩证地看问题，力求给予客观的、公正的评价     

魏金斯基第一次来华及其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贡献

1920年4月至1921年1月,魏金斯基受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的派遣,第一次来到中国。这期间,魏金斯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两大贡献:一是带来了大量与共产主义、俄国革命相关的文献资料,使俄国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理论取代了来自于日本、美国文献的温和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并逐步影响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二是先后创建上海“革命局”、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到了直接促进作用。     

刘建辉：《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

对近代上海的研究，近年来备受学术界关注。这个在本土和外来文化互相对抗与融合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城市创造出了一片独特的繁华世界。而面对上海一百多年留下来的浩瀚史料，往往又令人眩目。刘建辉先生以与上海隔海相望的日本作为立足点，考察了上海对日本自幕末至昭和各时代，尤其是明治大正年间的重要“知识人”的强烈影响，透过他们对上海的复杂感受和执迷，一方面探讨“上海凌驾于其他世界性大都会的‘魔性’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同时折射出近代日本的发展史。     

上海律师公会改组浅议

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破坏践踏了中国司法主权的独立完整，但也把新的法律思想、法律制度带入古老的中国，如律师、律师团体和律师制度。1912年，留日法科毕业生成立了上海最早的律师团体“中华民国律师总会”，但不久便宣告重组。同年12月上海律师公会成立，依法采用会长制。1927年，上海律师公会改组采用委员制。改组后的上海律师公会贯彻新的管理理念，采用新的管理模式，有效整合了上海律师群体，公会自身也得以发展壮大。上海律师公会的改组体现了中国法律在司法领域实现由权利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型，是先进的司法制度同落后的社会形态逐渐融合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