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省夷人图说》中的婚俗图像解析

《滇省夷人图说》是清嘉庆时云贵总督伯麟主持编修的云南民族图册,该图册描绘了云南108种民族的外貌特征、生产生活场景,以及风俗习惯等内容. 《滇省夷人图说》中有12幅记录少数民族婚俗的图画和图说,本文从聘礼、迎亲习俗、媒妁以及通婚圈四个方面入手,解析了图中所反映的清中期云南民族的婚俗文化.     

《伯麟图说》考异——《御制外苗图》和《滇省夷人图说》述略

《伯麟图说》是清代重要的云南民族图册,然而学界一致认为早已散佚不存.笔者发现《伯麟图说》仍然传世.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御制外苗图》的图册是一部改绘抄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图书室藏《滇省夷人图说》保存伯麟"奏章"全文,证实"图绘"是奉"诏命"完成的官修之作,或是《伯麟图说》副本,或是抄本、改绘抄本. 道光《云南通志》收录伯麟撰《进云南种人图说》是有力的佐证.(清)佚名《夷人图说》是《伯麟图说》的完整无缺的文字刻本.《伯麟图说》原本中滇省夷人种类应是108种.     

"百苗图"源流考略--以《黔苗图说》为范本

“百苗图”是历史背景较为复杂的一种反映贵州古代少数民族的地方文献,其版本众多。据考,它们是源自清人陈浩著的《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关于其母本的产生历史,学术界纷争不一。《黔苗图说》是贵州省博物馆收藏的一部较为典型的百苗图册页。本文以它为例,试对“百苗图”的源流做一些考证。并认为其母本并非某一时代实地调查的第一手资料,而主要是利用许多地方文献的相关材料编纂成册。     

《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成书年代考证——以余上泗《蛮峒竹枝词》为研究文本

《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成书年代至今争议较大,但多数主张成于嘉庆时期。该书作者和研究者都认为,白仲家、车寨苗、鸦雀苗、黑脚苗、郎慈苗和六洞夷人等族称,为《百苗图》首次启用的称谓。事实上,这些族称在乾隆时期余上泗《蛮峒竹枝词》中已出现,且其所述内容与《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十分相近。这足以说明《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中所发现的新族称是在乾隆时期启用的。《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当成书于乾隆中期。     

从清代民族图志所载西南“土产”看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西南地域广阔,环境复杂,气候温暖湿润,“土产”类型丰富多样,如优质木材、茶叶、生漆,以及大型家畜等。生息在当地的民族通过“土产”的交往,加强了民族文化的交流和民族的交融,做到了区域民族间的整合。这些内容在清代民族图志《皇清职贡图》《黔南苗蛮图说》《夷人图说》“百苗图”中均有一定记载。结合方志、实录诸类资料,深化其研究,对于探讨西南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价值。     

比较历史学视野中的《百苗图》

清朝所绘制的《百苗图》是近代中国早期的民族志。将《百苗图》与日本及奥斯曼帝国所绘制的图绘进行对比,以一个比较历史学的视角来看待这些处于扩张时期的几个帝国,从而指出对他者的民族志兴趣并非欧洲所独有,而是普遍地存在于全世界的帝国体系之中。     

《百苗图》——苗族的历史画卷

苗族是古老的,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百苗图》是清代绘画记录当时各地苗族的生产、生活、娱乐和习俗等风情的历史图册。“百”是概数,含多之意,并不是指有百幅苗族画图,也不是指有百支苗族。《百苗图》形象再现了苗族支系繁多和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由于历史的原因,苗族在古代受压深重,迁徙频繁,分布面广,支系繁杂,发展极不     

汉晋时期南中夷、越辨析

南中是汉晋时期西南夷地区一个特定地理区域,大体以今云南为中心并含贵州大部及川西南部分地区。《华阳国志》称“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这为我们认识南中人群之族系面貌提供了一把钥匙。本文就如何区分南中地区夷、越两个人群系统以及史籍中对这两种人群之称谓在东汉以后发生的变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南中为“夷、越之地”的认识完全成立,“夷”为藏缅语民族系统,“越”(濮、獠)则属百越民族系统。文章还依据考古材料,提出古代云南地域主要为夷、越两系人群的格局形成甚早,至少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已基本形成。     

清末藏东南方志类著作《门空图说》、《杂瑜地理》考论

在清代西藏,由于设县时间较晚,故府县志的数量极少。宣统年间段鹏瑞《门空图说》及程凤翔《杂瑜地理》二作皆初具地方志性质。《门空图说》涉及了今察隅一带的历史、地理、交通、经济、物产、民族、民俗、宗教等,是研究西藏东南部历史的重要一手资料。《杂瑜地理》记录了杂瑜地区的地理及此地区内的山川、形势、气候、津梁、关隘、路程及部落等情况。清代西藏的府县志极其缺乏,藏东南地区更几为空白。因此,有关方志目录应著录《门空图说》与《杂瑜地理》,清代西藏方志的研究者也应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傣族史称“百夷”始于何时

傣族,在历史文献,和又称“摆夷”、“夷”、“百夷”、“白夷”、“白衣”。如果我们简单从事,也可以将这些名称视为同音异字了事。然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这些文献记载中的族称,隐现的时代和地区往往有别,而且有的名字开始也不专指一族,等等。因此,弄清历史上族称的演变线索,常常是研究民族史首当其冲的问题。关于傣族的历史土族称的演变,《民族团结》1962年第四朋载江应梁先生《古代文献中记录的傣     

“桃花源文化”形成的社会基础

“桃花源”因陶渊明的作品《桃花源记》而名满天下,千百年来,人们对它的追寻与考证从来不曾停止过:“桃花源”到底在哪里,它究竟是一个虚构的艺术世界,还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存在?如果真的曾经存在过,那么,它又在哪里呢,它所展示的到底是怎样一种文化环境?民族学家彭伊立、覃武陵在其父彭泊先生(我国50年代对土家族进行民族认定的先驱之一)民族思想的影响和启示下,对桃花源与武陵蛮的渊源进行深入研究,以失落了2000多年的巴文化为契机,运用民族学的新理论以及考古界、地质地理界和现代科技最新成果,对“桃花源”这一千古悬谜做出了大胆、独特而合理的推测与解释。本刊曾在2004年第5期刊发过两人撰写的《〈桃花源记〉并非虚构》一文,阐述了“东晋末年我国武陵山区腹地‘武陵蛮’的生活现实是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写作原型”这一观点。从本期开始,我们将在“争鸣”栏目对彭伊立、覃武陵两位先生近期撰写的该专题系列文章予以连续刊载,希望能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     

古老的仡佬族婚俗

仡佬族是贵州最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自称＂木地人＂即土著居民。古代为白越的＂俚＂＂蜒＂部落中的一支,魏普后称僚人,宋代朱铺的《溪蛮丛笑》中称为＂仡佬＂,到了明代基本就定下来了,田汝成的《行边纪闻》中明确地说：＂仡佬＂一曰＂僚＂。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夜郎＂解体后,僚人大量外迁,和汉、苗民族杂居,经济有了很大发展。     

大谷大学图书馆藏四种《西番译语》初编本

大谷大学图书馆藏四种《西番译语》为神田喜一郎旧藏,属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编定的十一种“译语”系列。通过与故宫抄本的对比,本文认为这四种《西番译语》为初编本,而故宫抄本在抄写时对原本进行了校理。     

元明清时期贵州土司区民族图像研究——以《(康熙)贵州通志》 《(乾隆)皇清职贡图》“百苗图”为中心

元至清末,今贵州省系西南重要土司集聚地之一.各土司领地内生息的民族群体,在中央王朝经营进程中,逐渐为内地官员、文人熟知,遂产生了《(康熙)贵州通志》 《(乾隆)皇清职贡图》 “百苗图”诸民族图志,内容涉及各民族群体经济、风俗、劳作诸情形,是研究元明清时期黔省土司区民族图像的重要文献.剖析此类资料内涵,对深化土司学研究领域有着积极意义.     

论何休的民族思想及其特色

东汉《公羊》学大师何体的“夷夏之辨”思想上宗孔子，下承《公羊》先师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以文明发展的程度作为区分夷夏性质的标准，既主张“严夷夏之防”，又肯定夷夏关系的可变性。他认为，若背弃仁义礼乐，丧失道德教化，“中国可退为夷狄”，而“夷狄进至于爵”，则可升华到夷夏混同、“王道大平”的“大一统”境界。这种以“进夷狄”为中心内容的民族理论，是一种具有明显平等意识，视天下为一家的进步的民族观，包含有极其丰富的时代文化意义。     

《徐霞客游记》涉藏史实考信录

《徐霞客游记》中“滇游日记”的记载涉及明季以丽江纳西族地区为中心的藏边区域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政教关系、商贸往来、战争与和平、民族关系等内容,旁征汉藏文史资料和文献,考信史实,《徐霞客游记》在滇川藏交角区域纳西、藏等多民族关系史和政教关系史、汉藏文化交流史研究诸领域具有独特的价值。     

中华民族视觉形象视野下“百苗图”中贵州多民族服饰文化交融研究

民族服饰既是一种无字史书,也是一种视觉文本,是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民族图志,“百苗图”不仅图文并茂地展示了贵州各民族独特的服饰文化,还呈现了晚清民国贵州多民族服饰文化交融的历史图景,对贵州多民族共享的服饰元素、共有的织造技艺、共营的服饰交易有详细记录和生动图描。可见,历史上贵州各民族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服饰文化和自享的视觉形象符号,也在长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形成了多民族共享的服饰文化和视觉形象符号,可为塑造中华民族的视觉形象提供丰富素材和文化资源。     

清代川、滇、藏行政分界的档案文献及史料价值

清中央政府决定川、滇、藏行政分界并有计划地全面实施，是稳藏治藏，确保川藏大道畅通及地区稳定的重大战略措施，既是康熙、雍正时期西藏、相邻地区及全国形势变化的结果，同时也是维护国家统一的需要，其影响极其深远。雍正二年年羹尧在“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前所上奏折、雍正三年雍正皇帝所颁藏文谕旨与雍正三年十二月云南提督郝玉麟会勘奏折及雍正皇帝朱批等档案文献，《清实录》《清史稿》及雍正《四川通志?西域》《西域全书》等清代早期西藏方志中均未载。在康熙末年至雍正三年川、滇、藏行政分界的进展研究、行政分界中对格鲁派集团采取的措施与注意听取云南方面意见的相关研究及年羹尧在川、滇、藏行政分界中的历史作用研究中，这些档案文献都具有值得重视的史料价值。     

国画美育“沁润”模式探究——以天津美术学院《志合图》为例

义务教育阶段，美育能够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并为学生长期健康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本文基于“文化润疆”的美育命题，探讨以《志合图》为例的国画美育路径和“沁润”实践模式。笔者从文化润疆研究背景与墙绘工程反馈评估两个方面循序展开，由宏观向微观论证在策勒县小学阶段实施国画美育“沁润”模式的价值与意义。经实践，《志合图》因其内涵的先进性、技法的专业性与育人的创新性，为策勒县第一小学构建了优质的国画美育素材与教育资源，推动其发展为“校园环境美、文化底蕴厚、民族情谊深”的地区示范一流学校。     

中国古代舆图上的“天下观”与“华夷秩序”——以传世宋代舆图为考察重点

古之舆图,并非一些看似简单的线条、符号的拼缀,而是时人表述其所认知的政治空间、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的一种最直接的方法.在中国古代对世界地理空间的认知中,由“华”与“夷”构成的“天下”作为最大的空间单位,它在地图上主要以“禹迹”图和“华夷”图两个主要的系列传承发展,平面展开则以华夏核心区域为中心而逐渐延展,凸显的是以“天朝上国”为中心的天下.相对于中心的四夷部分,其范围是模糊而不确定的,它可以到人们认识或想象的边缘地带.地图绘制中详近略远、重中心轻边缘,或者对未知地域空而不绘的处理方法,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古代地图的绘制还是以客观认知的地理范围为基础由近及远不断延展,但对“华夏”之外“四夷”部分的处理还是有明显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