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2008：对我国警察学研究的初步检视

通过对警察学研究领域代表性期刊和研究生论文的检索,初步的研究结果显示,我国警察学研究社群普遍对于警察学基础理论、警察管理理论、警察组织理论三项主题较感兴趣,但子主题的分布不均衡;在研究方法的趋向方面,分析综合法占据绝对地位,实证研究缺失。从“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的角度言,我国警察学的研究存在基础研究相对薄弱,研究主题的学理取向色彩相对淡漠、视野不够开阔以及研究方法过分单一、缺乏创新等问题。     

警察拥有职务防卫权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理论解析

警察职务防卫权存在的正当性表现在警察职务防卫权与秩序、安全、自由等法律价值的契合性,与宪政原理中权利保护及限制基本理论和行政权行使的法律逻辑要求的一致性,以及与人权价值定位及保护的共同指向性等三个方面。     

警察问责外部监督与内部控制机制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哥伦比亚警察改革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哥伦比亚的警察改革缘于该国警察腐败擅权与问责缺失的现实。改革在国家警察内部与外部分别展开。内部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警察形象,改善了警民关系,但对警察组织和工作程序方面的影响有限;外部民主改革则由于哥伦比亚的军事化传统与敌对的政治环境、改革概念与职责分工的模糊不清以及在移植西方民主观念的过程中存在的困难等原因而归于失败。改革表明,针对警察的外部监督机制永远不如内部控制机制更加有效,实现警察问责目标的艺术在于通过纪律惩戒牟取警察的信任与支持。     

论警察优先使用权

警察优先使用权是国家为了保障警察履行职责而赋予的一项特殊的权力,通过对警察权和警察优先使用权的概念及性质探析,研究得出警察优先使用权的特征,并对警察优先使用权与紧急避险以及紧急状态的关系进行了评析。     

警察工作倦怠与社会支持关系研究

工作倦怠是现代社会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作为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警察的工作倦怠及其影响因素越来越受到心理学研究的关注.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探讨警察工作倦怠的特点圾其与不同类型社会支持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男性警察比女性警察在情绪耗竭上更加严重;不同年龄段的警察主要在情绪耗竭和去人性化两个维度上存在差异.社会支持总体上与警察工作倦怠呈负相关关系,逐步回归表明主观支持能够很好地预测警察工作倦怠的各个维度,支持利用度能很好地预测情绪耗竭和个人成就感降低两个维度.     

规制与问责:英美警察自由载量权的多元治理

对警察的社会学研究主要关注警察行为对公民自由可能存在的潜在威胁，其中最大的发现有两个，一是英美警察执法中大量存在的歧视性境遇，二是警察亚文化成为导致警察执法背离法治的根源。因此警察自由裁量权的政治性监督不仅有必要，而且会增加。警察机关有着自由裁量权的现实需求，但是必须将其控制在“规定的范围”之内，同时只能是法院拥有对“规定的范围”进行最终审查权。21世纪以来，英美开始倡导以民主警务模式来规范警察的自由裁量权。民主警务模式区分了警察“业务责任”和政府“政策责任”两种不同性质的责任，这将保护警察执法自由裁量权的相对独立性，同时鼓励政治当局对警务政策进行控制。     

试论中国传统警察的军事化——兼与英国警察的比较

封闭的农业社会与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的背景导致了中国传统警察的军事化特征.一是军队的警察化倾向;二是警察的军队化.清末以后,"民主"、"人权"、"法治"的观念开始向社会底层渗透,传统警察的军事化特色逐渐暗弱.但专制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极为保守、顽固,中国警察的近代化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军事化的深刻印痕.     

“九一八”事变前奉天省警察薪俸探析

清末新政之际,西方警察制度开始移建,警察薪俸依据“品位和等级”确定。奉天省地方政府据中央政府规定,思虑东北地区的特殊性,参酌京师警察待遇自行确定薪俸数目,以白银给付,待遇较高。民国初年,奉天省地方政府对警察待遇进行适度调整,仍与京师持平。两次直奉战争后,奉票严重贬值,警察群体薪俸的实际支付力下降,下层警察待遇几乎与社会雇工相等。张学良主政后,尝试提升警察待遇,因时局危急和“九一八”事变发生而效果甚微。清末至“九一八”事变前,奉天省警察薪俸呈下降趋势,内部存在两极分化现象。     

锻造警察法学教育的学术界石——评陈晋胜教授的《警察法学概论》

一　《警察法学概论》在其学科建设、国民教育上理论创新 ,填补空白　　面向 2 1世纪的“红皮书”被高校师生视为我国现代化教育的精品教材 ,爱不释手。自从法学院启动“科研依南 ,教学靠北”的学科建设战略以来 ,陈晋胜教授紧紧盯住“警察法学”这一高校法学教材的“空白”不放 ,在“补白”的道路上 ,孜孜不倦 ,刻苦钻研。发表了 30余篇相关学术论文 ,主持了国家 (0 2ＦＢＸ0 30 )和省部级社科规划项目 6项 ,撰写了《警察执法论》、《实用法学例释》和《行政法实践的哲学分析》等多部法学专著 ,终于完成了这本具有鲜明时代感的红皮书———…     

“功能性表达性模型”与中国警察信任——基于全国样本的多重中介与调节模型分析

功能性模型认为，提升警察信任的主要方法在于预防和控制犯罪，降低犯罪率与提升公众安全感；而表达性模型认为，提升警察信任更应注重维护社会正义与社区凝聚力。基于提出促进中国警察信任度提高的理论模型，提升公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实现国家和社会整体安全的最终目的，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功能性-表达性模型”与中国警察信任关系的结果表明，功能性模型与表达性模型内部因素之间存在显著路径关系，同时功能性模型显著影响表达性模型指标进而改变公众对警察的信任程度。经调节效应分析后发现，主观社会阶层负向调节被害经历到犯罪恐惧感的直接路径，社交媒体使用负向调节犯罪恐惧感到警察信任的直接路径；在主观社会阶层和社交媒体使用的共同调节作用下，“被害经历→犯罪恐惧感→警察信任”中介路径效应值，随社交媒体使用频率的提升而增大，随主观社会阶层的升高而减小。     

论当前公安执法中的人权保障

当前公安执法活动日益面临人权保障问题的新挑战。目前,我国公安执法活动中存在执法主体不适应、执法过程不规范、维权保障有差距等不足,应加强教育培训、执法规范与维权保障等机制建设,促进公安执法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协调。     

论近代警察制度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

近代警察制度已成为中国社会政治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章重点论述了我国近代警察制度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强权政治压迫下,被迫接受、形成、发展的过程.     

对国际辅警制度的考察与有效借鉴

本文通过对海洋法系国家（地区）辅警制度的考察,对我国辅助警力队伍的形成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借鉴的有效性在于保障辅警制度的规范化——法制化、市场化、辅助化和社会化。     

论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适应国民党独裁专制统治的需要,近代警察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个时期,进一步完备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警察网,使之更加趋于严密;制定了大量的警察法规,逐步完善了警察的内部管理体制;警政建设多方加强,不断健全警察的社会管理职能;强化了对各类警务人员的教育训练,使整个警察队伍素质有所提高。     

驻卫警察制度概述

驻卫警察是我国近现代历史以及目前台湾地区负责单位内部治安的一个警种。本文概述了驻卫警察的历史发展经过和现状,介绍了这种警察的　　有关制度并进行简要讨论。     

袭警事件下对我国警察执法人性化的思考

近年来,我国袭警案件呈现高发态势,同时具有突发性、暴力性、群体性等特点,给国家法律尊严、社会治安稳定和警察个人权益造成严重威胁。这与警察在执法活动中忽视和误解人性化执法有着直接关系。警察在具体执法中应树立人性化理念,同时针对警察在人性化执法中的误区进行反思,对人性化执法进行合理定位,使警察在执法中能有的放矢,从而遏制袭警现象的发生,构建和谐警民关系。     

反恐诉讼中的警察证人保护

新刑诉法规定了人民警察在执行职务时目击犯罪的情况可以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但是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并未对警察出庭作证的保护措施作出规定。当警察在反恐诉讼中出庭作证时,尤为需要获得国家和法律的保护。探讨在反恐诉讼中保护警察证人的必要性和价值理念等问题,借鉴外国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完善我国反恐诉讼警察证人保护机制的构想。     

论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开创

中国近代警察制度开创于清末,在机构创设、法规制定及教育实施等方面,都已初具规模。近代意义上的即资产阶级的警察是伴随西方国家制度和法治理论而诞生,依据宪法和法律而存在的,是国家行政部门中执行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治安职能的拥有一定武装力量的专业性文职机构和人员,警察的机构和职能逐渐实现了独立化,而从军队、司法机关和其他行政机关中分离出来。①     

高校教育管理权与大学生权利的冲突解析

近年来大量出现的高校学生诉高校的诉讼纠纷案件,其实质是高校教育管理权与学生的权利之间的争议,如何更好地用法律来规范和协调学校的教育管理权与学生权利之间的关系已被提上日程.高校管理权和学生权利之间冲突产生的根源主要为传统学校教育管理的绝对权威,学生权利意识与法律意识的觉醒和提高,教育法制与教育体制存在缺陷.矛盾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学校管理权与学生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的冲突.我们应多管齐下,化解学校管理权与大学权利之间的矛盾冲突.     

劳动权的人权属性研究

人权理论和人权保障运动的冲击,是劳动权得以兴起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劳动权入宪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人权理论的落实。劳动权是现代法治国家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国际社会保护的一项基本人权。但是从劳动权形成来看,劳动权与人权所行使的轨迹在漫长的历史中是平行的甚至很少相遇,甚至在权利概念出现以后,劳动权也长期无人提起。劳动权具有人权属性应是资本主义早期的工人运动和国际劳工组织的推动下,国际立法和国内立法为劳动权的确立和保障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